《老子》第五十四章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真”的存在是对事物的确定。《老子》第二十一章说：“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精作为真实的存在，是道化生万物的重要依据。人涵养了道之真，才有“质真若渝”（《老子》第四十一章）的人生修养境界。因为只有自己身体力行地修养德性，行道之所得（德）才是真实不虚的。“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庄子·齐物论》）“真”对于人的认识而言是自在的，认识不认识都是真的。道家之真是真理之真，并不是真假之真。因为真假之真是认知之真。“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子·山木》）真便是真实情况，应当明了它，才能全生保身。庄子学派还指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
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正因为道隐而无形，所以人们在认识它的过程中，会产生与道相合之真，或与道相背之“伪”的情况。道家对道之真的认定，无疑有助于人们去求真务实。道是虚空的存在，但绝非虚无。人们只有不断地超越一切现象界，才能达到道的彼岸。
《庄子·大宗师》认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要做到真知，在道家看来，首先要做真人，也就是说要得道。得道，才会有真知。“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庄子·天道》）也正因如此，人们应当“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
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同上）也就是说，要摒弃人世间扭曲的仁义道德之心，做到至人心静如镜的境界，才能“极物之真”，获得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
当然我们也知道，道家不是为求真而求真，还是要实现人的自我超越。过一种逍遥游的生活，认为这才是真人应该过的。“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庄子·天运》）人如何保住自己的“真”（实指德），亦即得其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庄子·秋水》认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人应当做到外物不入于胸中，纯白如素，才能“反其真”，这里的“反”作“回归”解释，也就是返回本真的状态，尽其天年。人的存在在于其本真，千万不要失真，失去真便是死亡。“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不厌其天，不忽于人，民几乎以其真。”（《庄子·达生》）这种思想如儵与忽那样，“好心”办坏事，自以为“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于是，为报浑沌之恩，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道家认为不正常的死便是失真。《庄子·大宗师》还说：“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作者认为只有能保持身体之真，即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真正的劳动者。不过，正常的死亡倒是“反其真”，返其道，即老子的“归根”。《庄子·让王》总结指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在此观念下，庄子学派对世人所称赞的六位名君进行了批判。《庄子·盗跖》说：“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危身便得不到道之真。《庄子·渔父》曰：“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里的“真”，应指生命之常。“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庄子·渔父》）人怎样才能得到道之真？庄子学派便举例说明：“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庄子·应帝王》）只有超越人世物的境界，才能臻至天地境界，道的境界。“真”其实在道家看来无非是自然的状态。“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马蹄》）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真人，含有做真实的自己之意。《庄子·田子方》说：“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人按自我的本性生活，正所谓“为人也真”。《吕氏春秋·上农》称作“本真”。作者认为治国要以农为本，社会才会安定。统治者只有勿夺民时，才是真知治国之道。可见，真不真在于知不知事物的本质，治国治身亦然。
可见，对“真”的追求体现个性张扬的自由意识。当然，道家所向往的自由是“唯道是从”基础上的自我超越，并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文子·守弱》就说：“所谓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治其内，不治其外。明白太素，无为而复朴。体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尘垢之外，逍遥无事之业。机械智巧，不载于心，审于无假，不与物迁，见事之化，而守其宗。”真人是与道合同的人，他们能够于无有、虚实、内外、物我、本末等方面游刃有余，潇洒自如。“自由”在道家看来是在明道基础上个人能力最大限度的施展。《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真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他能够与时消息，于天地间俯仰，达到与天地同寿的效果。
萧萐父认为“披褐怀玉”是老子对理想人格的赞美之词，指的是布衣隐者中怀抱崇高理想而蔑视世俗荣利的道家学者形象。他们对世俗的价值抱有怀疑态度，且努力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持有冷眼旁观的批判态度。他们“虽屡遭打击而仍固守自己的学术路线，坚持天道自然，反抗伦理异化，揭露社会矛盾，关怀生命价值，倔强地从事于学术文化的创造活动和批判活动，形成了特异传统，凸显了道家风骨”。庄子、司马迁、河上公、严君平、扬雄、桓谭、王充、阮籍、嵇康、鲍敬言、谭峭、无能子、罗隐、李贽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庄子·胠箧》振聋发聩地提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观点。庄子学派认为作为仁义礼乐的代表——圣人应对社会混乱承担责任。在他们看来，正是圣人以仁义礼乐之文破坏了人性纯朴之质，才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的乱世。而乱世的始作俑者是圣人，三代以下“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这种思想其实是对老子“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十五章）的发挥，认为只要上下无知无欲，社会就能无为而治。庄子学派旗帜鲜明地指出“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但是他们并不是要抛弃仁义，而是批判圣人倡导的仁义沦为谋求功利的手段。《庄子·徐无鬼》分析说：“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诚然，爱与利可以源于仁义；不过，当人民由不知仁义而被圣人培养成知仁义之后，就出现了“仁义大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庄子·齐物论》）的局面。这种见解正是老子“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八章）和“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的推衍。究其实质，社会的混乱乃是人类知性对自然本性的破坏，所谓“文灭质，博溺心，必然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而复其初。”（《庄子·缮性》）而理想社会下的圣人当是“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没有利害、亲疏、贵贱干扰自己优游的心灵，社会自然安详太平。
老庄开创的批判精神后世多有承续。汉代时期，河上公其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引嵇康《圣贤高士传》），他隐居不侍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