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五十五位代表中，有三十四位是律师，对此说好也罢，说歹也罢，反正它代表了与会者的总体素质。后人评论说，他们的开国先辈们懂得，民主既是一种原则，也是一套程序，他们的过人之处在于知道如何使民主的目标同民主的程序联系起来。如果说美国的《独立宣言》更关心自由、平等这样一些目标，则宪法更重视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序。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适用而有效的程序是对目标的切实保证，对民主程序的侵犯就是对民主自由本身的侵犯。
最应该强调的是，费城会议的代表是一些懂规矩、明道理、注重步骤和方式的人。会议正式开幕前，程序委员会已经拟定好了议事规则。规则很重礼貌，但礼貌背后是秩序和效率：“每位起立发言的代表，应该先向主席致意。在他发言之时，其他人不得在他与主席之间走动，也不可彼此交谈，阅读任何印刷或手写的报章书籍文件……除经特别许可，对同一问题的发言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同时在第二次发言之前，如果其他尚未发言的代表欲就此议题发表意见，必须先让后者发言……每次散会之时，全体必须起立，俟主席离席为止……”
会议规则中最特别的一项，是对于已经多数通过的决议，还可以再行讨论、修改和投票表决。后来在会议期间，这条规则被一再使用，许多头一天才通过的议案，过了一夜又有人反悔，再次提出来讨论，另作结论。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无弊，它使最后得到的协议是经过反复权衡、被认准了的，而不会被一时的多数勉强。实际上，一部宪法也不可能勉强得到，因为费城会议达成的文本，还需国会批准和各州认可呢。
会议开到６月６日，代表们面临最棘手的问题，他们要讨论这项议案：“国家立法机构的第一院（即众议院），应由各州人民分别选出。”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事关重大。它暗含玄机，其一，当时的美国是十三个州的松散联邦，它的基础，它的构成单位是州，而不是人民，人民直选将导致强大的中央，削弱州政府的权利；其二，这项议案主张议员席位由人数比例决定，小州（有十个）怕受大州（三个）支配，心存恐惧。与会代表清楚，“在目前的联邦体系之下，国会代表的是州，而非各州的人民”。但全民选举的问题，又的确是共和政府的核心——可以考验大家对同胞的信心到底有多深，考验他们到底敢把多少权力交给人民。费城代表威尔森直言不讳地说，政府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人民，政府不但应该拥有一般人民授予的力量，而且也该拥有一般人民的想法和心意，立法机构应该就是整个社会最逼真的缩影。为什么要有代议制？那只是因为人民无法集体行动而已，广大公民是不会反对全民直接选举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全国性国会具有广泛的、凌驾于各州的权力，虽然提案是维吉尼亚州代表团提出的，但该州的乔治·梅森在会上发出强烈的反对意见：“美利坚的人民，是那么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自由，难道我们真以为他们会放弃这一切，把军权与荷包一并交出给同一机构，而这个机构又不是他们直接选出来的？”乔治·德拉瓦虽然来自小州，但以惊人的肺腑之言反对只对原有的联邦体系作一番修修补补的工作：“这就好像用块新布为旧衣裳打上补丁一样，原来的邦联用的是暂时性的法子，它撑不了多久的，也补不好啦。要是我们不想出个新法子来建立一个好样的政府，大家要不完蛋，要不就又得重新再来过一次。一般老百姓不会嫌弃普选出来的政府的。”
而南卡罗莱纳州的平克尼将军的话委实令人深思。将军早年就读于英国的西敏士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着名法学家史东门，他曾周游欧陆各国，讲得一口好法语，派头极为绅士而又家财万贯。他平时言谈辞藻华丽、动人心腑，比如人们都记得他的名言：“若是我有一条血脉，不随着对国家的热爱而跳动，我就自己动手割断了它；若是我有一滴鲜血，不能诚信无欺地流动在我体内，我就自己动手放掉它。”但这次将军没有大发宏论，他带着点无可奈何地表示，有些州里就是人口太少，没法子进行全民普选：“南卡罗莱纳的居民这么稀落，怎么凑齐那四五千人一道来投票啊！”
这一天的结果是，大会以八比二反对普选产生众议院代表。
往后连着好几天，会议一直处于僵局，代表们严重分裂、尖锐对立。不但在比例代制问题上互不相让，还在其他问题上相争，比如：国会是否有权判定某州的立法违宪，从而予以否定。争论的实质在于，小州怀疑大州的野心，惧怕被大州并吞。他们的代表说，与其现在丧失独立，还不如当初不搞殖民地革命，就当英王的子民好了。而大州考虑的是，现存联邦体制已无法应付当前危局，比如，英军随时有可能从东边入侵，而西班牙殖民者一直在西南边陲虎视眈眈。华盛顿将军对于缺乏统一领导和集中调度深感痛心，他在领导独立战争时，向各州的求援往往如石沉大海，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要粮没粮，真是急煞人也，气煞人也！见到会上弥漫的地域观念和褊狭作风，将军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国事荏弱，在外受人轻视，就是我们现状的写照。真丢人啊！”
当会场上吵得不可开交时，外边的形势更是有燃眉之急，有人提出要封闭密西西比河，这将使邦联的东西方分裂；南卡罗莱纳的巴特勒在家信中写道，东部各州和南部各州的利益冲突使双方迥异到“就好像俄国和土耳其一样水火不相容”。
更麻烦的在于，很难说这一方坚持的是公理，那一方维护的是私利，大家都认为自己扞卫的是原则和正义。维吉尼亚州的州长兰道夫在大会上说：“在非常时期，势单力微者亦当义正词严地奋力一搏，不愿如此铤而走险之人，殊为可耻。”
不过，那个时代的人，最不缺乏的是对历史的责任心。乔治·梅森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全合众国的眼睛，都落在大会的身上，他们焦灼地期待着。但愿上天帮助我们别让他们失望，好好建立起一个贤能公正的政府。就我个人来说，如果只是出钱叫我来开这个会，一天付我一千镑也不干。那时候跟英国闹革命，建立新政府，和我们现在面临的大事比起来，实在都算不得什么了。那个时候，大家多少有着一定程度的兴奋，激励鼓舞着人心。可是我们现在却要完全靠着沉着镇静的理性，来考量这个拟议中的政府体制，对那些甚至还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幸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责任，实在至艰至巨，出于人所能测度参透。”
打破僵局，避免破裂的办法终于出现了，６月１１日，来自康涅狄克州的罗杰·史门提出了妥协方案。史门此人衣着朴素，动作大手大脚，有人形容他“像匹粗硬的麻布般拘谨僵硬”，而约翰·亚当斯这样说他：“这个老清教徒，诚实得像个天使似的。”人们最喜欢传述他的隽言妙语，比如他年轻从政时告诫同僚：“如果你是少数，多多发表意见，如果是多数，专心投票就是了。”还有一次，史门应邀为一座新桥的落成典礼致词，他上桥走了两步，就回转身来，对着全场静待他开口的来宾只说了一句话就结束了：“它立得挺稳的，别的我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史门的建议是：作为众议院的第一院，其席位依自由居民各自的人数而定；而第二院参议院里的席次，则每州均为一席。这个提议显然是在按人口比例和大小州一律平等之间搞折中。不过，刚出炉的史门案，还未被多数人接受，参院中各州等席的建议，被六比五的接近票数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