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法国总理若斯潘访华，他的夫人是哲学家，要和中国哲学家见面谈哲学，北京大学杜小真教授把我叫去。席间若斯潘夫人专门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中国真正有哲学？我明白，她是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弟子，问这样一个问题不是出于西方中心主义，而是源于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并给出理由。
千辛万苦编辑的《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在争取、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出版，非常高兴。
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发轫于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目的和导向十分明确，就是要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道路。这是一场走出“文革”阴影的启蒙运动：它重新提倡科学、民主、理性，大力批判“文革”中盛行的以个人迷信为中心的准宗教，以“全面专政”为口号的对不同意见的镇压，以“世界革命”为幻想的“唯我独尊”和被围困心态。这场运动的背景和内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但在精神上是对“五四”传统的回归。
当然，由于二十年前特殊的历史背景，这场运动的许多重要内容还表现为在传统主流话语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其目的和作用是拨乱反正，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颠倒过来”。这不但在当时具有极其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为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开辟了道路。显而易见，中国走向世界、走向２１世纪的现代化努力，还需要远比二十年前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的思想文化变革。
如果说，在这二十年的历程中，前半部主要表现为主流话语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斗争，那么后半部的分歧和对抗则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意识形态的交锋仍在进行，而在民间话语空间中，以反现代、反启蒙为导向的思潮大有甚嚣尘上之势。
简言之，逆启蒙方向而动的思潮有两方面思想文化资源，其中，文化保守主义代表本土资源，它以弘扬传统相标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大于立、过大于功，因为它以摧毁传统为能事，使中国激进思潮愈演愈烈，到头来不可收拾。它还认为，源自西方的科学在当代越发暴露其局限和负面作用，而理性的态度和方法已到山穷水尽之境地，要解决世界（包括中国）的精神、文化、价值危机，非中国传统莫属。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仍然认同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许多论者强调的不过是，搞现代化不必全方位借鉴和学习西方，因为儒家学说中不但包含科学、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等现代化因子，而且含有“天人合一”、“和睦不争”等优于西方传统，有利于解决当前现代化危机的因素。他们认为，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就是所谓“儒家现代化”的成功范例。现代化派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蕴含丰富自足的现代化因子之说大不以为然，认为此派弊病是盲目自大、故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保持开放、学习心态不利。
而倚重西方文化资源的后现代思潮则以釜底抽薪的策略，在理论和立场上更极端、更彻底，它从根本上否定现代化导向，把现代化（以及相伴的启蒙、科学、民主、理性、法治观念等等）视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的，这种思潮具有浓郁的空想和乌托邦色彩，它用当代西方非主流的、最时髦的思潮制造反西方心态，它把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诸于资本主义，但它除了批判、消解、抗拒，提不出什么有正面意义的建议。除了后现代主义，属于同一思潮的还有所谓“后殖民主义”、“新左派理论”，以及秉承法兰克福学派宗旨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下面来看看这种思潮的一些主要观点。
对于８０年代反封建专制余毒，为现代化摇旗呐喊的启蒙话语，“后主”们竭力贬低和否定，他们认为这是激进主义话语，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在８０年代对西方话语自甘臣属地位和对现代性的狂热迷恋，认为启蒙话语到９０年代已经崩散，成为消失于历史裂谷另一侧的旧梦。有人追根溯源，认为“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并断言，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在心灵和认识上已被半殖民化，近代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针对“五四”以来和８０年代启蒙话语中对人道主义的认同与吁求，同一作者认定人道主义理念中蕴含着反人道主义，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辔而行，并断言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启蒙和人道主义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
在“后主”们看来，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不过是“跨国资本投入的焦点”，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殖民主义时代”，中国目前正在提倡和争取的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等，都是殖民话语。他们主张，在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标准，以便“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他们的价值取向十分清楚，即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独立性等概念”全都当成“资本主义观念”。
既然他们把现代化视为纯属西方样板，所以他们主张，对于中国的发展问题，应当另辟新路。有人认为，８０年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和理想是现代性，而９０年代发现了更好的理想，他们名之曰“中华性”，但这个“中华性”除了包含抗拒现代性的情绪和观念，别无可操作的内容。稍具可操作性的主张称为制度创新论，他们认为现代化的道路有无穷多的选择，并非西方三百年以来的一条路。更有甚者，他们认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尝试，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等，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文化上，都包含了不少极有生命力的创新因素，它们和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后福特主义”等最新东西不谋而合。他们中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也可以吸纳转化为制度创新的要素。
后现代主义，如果作为在文学、艺术中的某种超前性实验，或文化批判中的借鉴性因素，在中国搞一点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作为全面质疑和抗拒现代性的思想武器而大力倡扬，其作用则令人忧虑。批判中国式后现代思潮的人认为，在中国提倡后现代主义不合国情。他们指出，若干后现代思想家告诫说，后现代主义不能模仿，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不可能想象，可以在中国出现对后现代主义的赞同性接受，脱离生活条件的超前引入实为“画饼充饥”。批判者挖苦说，设想乡村中一个见闻稍多的人偶然听说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有人在搞减肥和节食，于是就号召中国贫困地区的群众少吃为佳，这岂不是生搬硬套、误国误民？
批判者进一步指出，即使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也并非恰当和被公认。它的怀疑、批判、否定精神对于动摇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死板的思想框架是有益的。但它解构一切价值、消解全部意义的倾向容易诱导人误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歧途。
在人类面临精神、文化危机的今日，其作用是瓦解一切规范，抽去生活意义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失范问题严重的中国，危害更大。
反对者指出，后现代主义者以批判精神作自我标榜，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是自己的传统和主流文化（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如此），而中国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却跟着别人起哄，去批判西方主流文化，即现代化导向的思想与学说，把继续反思、批判本土文化不足的人说成是向西方屈服，这种舍近求远、避实就虚的所谓批判，其实是很可疑的。
后现代主义中的“后”，按某些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解释，是指对于现代性的条件和前提、预设加以反思，这当然是有益和必要的。现代化虽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全力争取而未实现之梦，有人力图以深思熟虑的态度作未雨绸缪的准备，也未尝不可。但问题在于，我们应紧扣中国的实际，问一问中国现代化途程真正可能出现的陷阱到底在哪里。
中国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否会和发达的后工业社会完全一样，是所谓科学的霸权，理性的僵化，民主的凝滞，法律制度的呆板和不近人情？我认为显然不是。我认为，真正为当前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敲响警钟的是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和秦晖四论“公正至上”等论着中提出的问题：在化公为私的浪潮中践踏社会公正原则，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横行。如果“后主”们把科学、民主、法治当成中国现代化可怕的或可悲的前景，那么他们是提出了一个假问题，且不说这种前景不但不可怕，而且可欲，实际上现实的危险是中国可能走上某些南美或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寡头政治、族权经济、黑社会势力横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等。
我们坚信，科学、民主、法治、理性、公正——中国的现代化方向，舍此别无他途。
原载《粤港信息日报》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７日
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
捷克人真是了不起，在经历似乎绵延无期的民族苦难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了两位伟大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两位世界级大师在中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昆德拉的作品被广为译介，而哈维尔则是只知其人，未见其文。
昆德拉被文化人津津乐道，可以夸张一点地说，在一些人中间，已经形成一种“昆德拉情结”或“昆德拉精神”，作为生活与写作的资源，而哈维尔的精神和形象则使某些人烦恼、不安，其结果是故意的冷淡与缄默。事实上，不少人对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心知肚明，两位作家的思想和言论无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生活态度。我对两位作家都很喜爱和尊重，认为两人思想深刻程度不分轩轾，绝无推崇一个、贬低一个之意。但我想矫正对昆德拉的某种误读，还想把中国人在明显偏好之下藏着捂着的一些东西抖落开来。我的理解和阐释可能会受到批驳，这不要紧，有话明说总是一件好事。
轻与重
在昆德拉笔下众多男女主人公中，萨宾娜最有才华，最能洞穿世事。如果说，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轻”是一个见仁见智、谜语般的概念，那么萨宾娜的行为和感情就是破谜的解码符。萨宾娜是背叛的象征和符号。一连串的背叛使人直面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又怎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如果说“背叛”这个词因其道义色彩而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习惯，那么“消解”或“解构”立即可以成为代替词。背叛即是对固有价值的消解，对既定意义的解构。人生而处于一套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之中：对亲人的依傍，对故土的眷念，对友谊的诚挚，对爱情的忠贞，对社会、历史责任的承担。这一切像地心吸引力一样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托，但有时会以戏剧性的方式让人经受选择和决定的考验，它们这时就成了负担，令人感到不堪其重。轻，则是层层消解之后无重力吸引或牵制的感觉，它既可能产生自由不拘的快感，又可能产生无所依凭的空虚和恐惧。
消解的前提条件是思想的力度，直面虚空则需要勇气。
与萨宾娜恰成鲜明对照的角色是弗兰茨，被萨宾娜背叛得最无情的是弗兰茨。也许，在某些经历了解构主义洗礼的人看来，弗兰茨象征了天真的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人道主义，对西方主流话语缺乏反思。他就读于巴黎，天资不凡，二十岁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以后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他不满足于学院式的成功，认为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与人们并肩游行，同声呼喊，他要为真理和正义战斗。弗兰茨对萨宾娜的爱慕掺杂着这种理想主义情结，每当她谈起自己的祖国，他听到“监狱”、“迫害”、“坦克”、“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发现她显得更加美丽。”他认为，这位来自苦难之乡的女性，进入他那宁静平庸的生活，就像格列佛进入了小人国的领地。显然，弗兰茨的爱慕，除了情与性，还带着观念色彩。当然，很难说这种观念的成分，应该受到尊重还是轻视。
尽管弗兰茨对萨宾娜竭尽倾慕呵护之能事，但在心性更高、阅历更深的她的心目中，他并没有多少分量。萨宾娜认为“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一类词是丑陋的，没有丝毫浪漫气息，唯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但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从一般的标准看，弗兰茨近乎完美无缺：学术上的成功、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此外，他英俊高大，风度翩翩，更难得的是，他健壮有力，曾当过拳击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