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以“达尔文的猛犬”自居的赫胥黎，在履行扞卫达尔文学说的责任时，面临着两个方向上的任务。一方面，他必须和来自神学界和守旧的生物学界的“上帝造物”理论斗争，他在１８６０年和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的着名辩论标志着他胜利地完成了这方面的使命；另一方面，一大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鼓吹以生存竞争观点来说明人类的社会历史，以生物进化规律来取代人类固守的道德价值，这易于引起一些人的反感，造成被攻击为无视道德和人类固有价值，提倡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的口实，从而有损达尔文学说的声誉。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借助于把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截然分开的办法来拒斥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维护生物进化。赫胥黎的论证由两层意思组成。第一，他在坚决主张进化论是有机界不可易移的普遍法则的同时，又极力坚持人类社会生活中伦理的进步则在于抵制这种生物规律的作用，而代之以另一种正相反对的价值观；第二，他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思想的发展史，论证了不论是西方从前苏格拉底时期以来各种古代伦理观，还是东方的佛教和婆罗门教的人生态度，其基本观念中都含有对应于或契合于进化论昭示的变化发展的概念，他以此不仅说明像他这样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仍然关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观，而且说明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原理，在人类道德思想体系中作为基本因素存在着。可以认为，赫胥黎在两条战线上的论争，是对达尔文学说的最有效的扞卫。
赫胥黎能开辟两个战场有赖于一个理论前提，即可以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截然区分开并在各自的领域中找到完全不同的辖制法则。幸好在西方哲学的背景中，允许采取这种二元论的立场。西方哲学传统中，早已存在价值判断能否从事实判断中推论出来的探索，至少到了康德时代，人们可以理解“应该……”是不可以从“是什么”中充分演绎出来的。这一点，是西方思想传统和中国思想传统最深刻的分歧之一。在中国，人们的思想历来被一种极端的“天人合一”的一元论统治，任何人要证明人间的价值取舍或个人的生活态度合理，就必须证明它合于“天道”。不论是真命天子还是草莽英雄，都必须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寻找自己行为的合理性。
严复自己跳不出这窠臼，因此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称赞斯宾塞“以天演自然言化，着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请看，为了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他只好借重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了。至于达尔文的伟大学说是否能解积弱多年的大清帝国的沉疴，他已经不可能多加思索了。可不是么，对于中国人而言，一种规律、法则，当然是既管天上，又管人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当然，要求严复完全挣脱中国传统思想框架的束缚是不切实际的。这位被誉为“西学圣人”的思想先驱，虽然曾接受了相当充分的西学训练，又在当时最发达的西方强国——英国作过深入考察，但他自幼即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早已铸就了一颗中国文人的灵魂。对他来说，那种天人合一的一元论世界观恐怕简直就是无可反思的先天思维模式。这是就哲学思想而言，而在政治社会的思考中，国势的强盛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他关注的第一要务。这不但是严复新观念的核心因素，也是他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根本动机。在上世纪末，促使有眼光的中国人注视西方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先进成果的动力或压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如果不是强敌在东南沿海入侵，在西北边陲虎视眈眈，他们不会为了一个更平等的社会和更合理的政治机制而动变革之念。由于他们面临的急切任务和西方思想家所欲阐明的理念有根本性差异，他们往往顾不得仔细斟酌西方名着中的微言大义了。
中国在近代的不幸处境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新概念、新思潮时往往采取一种急功近利、为我所用的态度。这种在学术上不严谨的风气可以说发端于严复。这既可以叫作只顾救亡而不知启蒙，也可以叫作政治冲击了学术。当严复于１８９８年在北京通艺学堂大讲“西学源流旨趣”和“中西政教之大源”时，就有听众置疑说，说不定他是在假托外国人的名义宣扬自己的主张。
在指出以上诸种问题时，我并无苛责前人之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严复第一次将西学引入中国时，他会面临多么巨大的困难。严复事实上做到了为西方学术概念找到准确、典雅的相应的中文表达，他常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们不能要求他对于同时代的西方思想有十分深入、广泛的研究。我们似乎也不能要求一个以救国为己任的忠君改良派遵奉“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
看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摆脱一种个人的或集体的“洞穴假相”，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激情、兴趣、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强加到他们正在引入的西方文化思想上，从而将其弄得面目全非。近百年来，“全盘西化”的口号有人倡导之，有人攻击之，但中国有多少人真正深刻地把握了西方文化精髓呢？
记得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掀起了“易卜生热”，《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命运成了经久不衰的话题，鲁迅、胡适等人都发表过不少宏论。尤其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更成了一时的热门话题，这简直把一个个性解放的话题引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前了：人的经济地位是决定一切的，个人的解放的前提是改造整个社会，尤其要变革其政治经济制度。萧乾先生发表过一篇《易卜生家乡人如是说》的文章，其中说，当挪威的戏剧理论家知道娜拉在中国的礼遇时，他们不禁惊呼：天哪！娜拉这样一个脱离家庭的中产阶级妇女怎么担得起中国人加在她身上的如此之多的历史重负？从妇女解放到社会革命，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心理上冲决旧社会罗网。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原本是作为一种批判北欧社会里中产阶级家庭平庸生活的形象，作为揭露日常生活悲剧的家庭问题戏剧，它当然和社会问题有联系，但娜拉决不应该被改造成体现中国当时社会历史各种矛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性别矛盾——焦点的形象。把娜拉过分政治化使得中国人对于易卜生欲想表达的家庭悲剧感觉迟钝，以至于时至今日，从艺术上把握易卜生在戏剧中渲染家庭悲剧气氛和描写个人心理冲突的手法还是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人能完全避免民族偏见吗？当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时，能摆脱时代偏见吗？也许，要彻底去除偏见是不可能的，但偏见有弊无利则是可以肯定的。
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来说我们本来就做不到对症下药般地找到某种西方学说，任何学说要能与中国的实际相衔接，不知要下多大的工夫加以深入研究、批判、吸收，如果一开始就有严重的误解，那么后面的消化、借鉴工作简直就无从谈起，只能是南辕北辙，谬以千里。
更重要的是，对待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开阔和高远的态度，而不能“有病乱投医”。了解、欣赏、吸收借鉴西方文化，自有其独立的价值，这是中国人参与世界文明，从而改造和发扬自身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百年来，由于外患内忧，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时事风潮的冲击把人颠簸得失去了纯文化、纯理论的兴趣，其结果是政治上风风雨雨，而文化上建树甚微。我认为，不论社会条件是否成熟，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固守文化阵地，这需要一种“文化就是文化，政治就是政治”的信念。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固然与社会政治有关，但在发生关系之前，尤其是在学者研究的过程中，它们应该是纯粹和超然的。
史华兹教授在书的结尾处说了一段极有分量的话：“人们几乎无法对严复或者近代中国的知识界对国家富强问题的探求作出评价。中国的确被深深地羞辱了，在近代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不具备国家力量而能幸存下来。不过，事实依然是，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
确实，自中国人接触西方观念以来，在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自由、平等、民主”几乎从来都被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它们固有的独立价值很少得到承认，受到尊重，一如知识分子最好的地位也就是幕僚客卿和各层次上的工具而无独立人格一样。如果说：“富国强兵”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华民族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梦的话，那么，应该指出，它首先是中国统治者追求的目标。这个理想当然不应遭到非议，但它和近现代思想家（包括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即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应该自问一下，如果中国是一个国强而民弱、民穷、民愚之邦，我们会感到满意吗？
写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因为不论我如何指出严复的不足，他毕竟认为个人自由是国家富强的条件，他毕竟看到富强之道不仅包括军事、经济因素，思想文化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方面。如果我们在今天还认为服从是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同意思想文化价值方面的单一性和强制性是必要的手段，那么，我们除了自甘为严复等先辈的不肖子孙外，还能说什么呢？
此文原计划载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１９９４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但计划流产，后载于本人的文集《精神生成语言》，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