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起和顺利推进，本身就是对中国过去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行为的扬弃和超越。至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真正告别了模仿苏联模式的阶段，开始努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成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扬弃和超越。
一、邓小平对苏联模式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析和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出现，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积极探索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其中，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的分析，则是他和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源头。
1．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分析和评价
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许多问题，吃了很大苦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的重要论述，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以苏为戒，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因而，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分析和思考，主要是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探讨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途径。所以，本书主要探讨的也是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的分析，而不专门阐述邓小平对苏联模式所包含的制度优势的分析和评价。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论述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有关评价。
第一，在邓小平看来，苏联搞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条理解，存在着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预测教条地运用到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去的毛病。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后来，他在多次谈话中又进一步评析了这一问题。“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在邓小平看来，苏联模式不是很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苏联前总统时特别强调：“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上书，第291页。]
第二，邓小平认为，苏联模式的典型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它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弊端。在邓小平看来，苏联模式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在经济上把市场经济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加以排斥，只搞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存在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它的发展后劲。事实上，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未能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早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以苏联为例论证了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此外，他还指出苏联的政治体制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以及官僚主义的弊端。苏联模式文化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搞得太死、太单纯，而且个人崇拜现象严重。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化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同上书，第272页。]苏联在对外关系实行的是霸权主义，搞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这也是苏联模式的弊端之一。
第三，在邓小平看来，苏联长期不注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上不去，这是苏联模式经济体制弊端的外在表现，这种弊端的激化是造成苏东剧变的一个原因。1989年，邓小平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他强调，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他还分析了苏东剧变的原因，认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同上书，第354页。]从邓小平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苏东剧变的内因主要是被神圣化了的苏联模式最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生机。邓小平曾指出，生产力的革命才是从历史发展来讲最根本的革命，在历史发展变化后苏联模式开始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苏联没有对苏联模式进行及时有效的改革，从而最终葬送了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意味着不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苏联模式的终结。这一历史事件只能促使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后发展得更加健康。
当然，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分析，并不是为了片面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而是为了正确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寻找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方法和途径。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一段话恰恰就表达了这种正确认识。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同上书，第383页。]
2．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析和评价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分析和评价是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密切相关的。而且，说到底，对苏联模式的分析最终还是为了形成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认识，如此，才可能真正超越苏联模式的约束，开创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分析，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认识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道路的探索等四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扬弃过去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从本国实际出发扬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原则与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体制、具体政策区分开。“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制度属于第一层次，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属于第二层次，涉及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吴绍禹：《关于苏联模式的几个问题》，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7）：43~44。]社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的统一。因而，社会主义模式必然包含有社会主义的一般性，也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又必然要反映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国情、民族特色、文化传统、历史和基础，并且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据此，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优越性，它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能一作出决定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总效率高。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进行社会主义具体体制的变革和调整。
一方面，中国的历史证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中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要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仍然都不可能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208页。]其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一定历史阶段，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高度一致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党的领导地位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目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党能代替中国共产党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必然是四分五裂的内战局面，只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再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当然我们坚持的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第四，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同上书，第365页。]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保证。
另一方面，中国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形成自身的社会主义具体体制。在分析苏联模式时，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这里，苏联模式的“好东西”指的是苏联模式中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具体讲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错误的东西”就是指苏联模式的那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具体体制。他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同a，第3、216页。]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中国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就一定要解决好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的问题，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又要不断地对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进行变革和创新。
第二，关于我国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受苏联影响大，框框多，搞得死，所制定的政策没有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整个经济情况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多年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实行根本的改革。一是必须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邓小平一方面指出经济上该集中的，中央必须保证；但过度集中的状况也必须改变。经济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统得太死，只能导致严重束缚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劳动效率极低。二是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他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而多年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针对这一误区，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都可以利用。三是必须改变分配方式，克服平均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同上书，第157、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