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看卢卡奇在发展过程的整体性问题上的观点：“只要人以直观的方式关注过去或将来，那末这过去和将来就会僵化成一个异在的存在，而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就会出现现在这个不可逾越的、‘有害的空间’。只有当人能把现在把握为生成，在现在中看出了那些他能用其辩证的对立创造出将来的倾向时，现在，作为生成的现在，才能成为他的现在。只有感到有责任并且愿意创造将来的人，才能看到现在的具体真理。正像黑格尔说的‘因为真理不能把客体看作是异在东西’。”我们通俗地来说，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就犯了这种破坏整体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不下几十遍地观看《南征北战》这部影片，它最大的教义就在于让我们掌握：大踏步地后退，是为了更大的进攻。不要怕打碎了眼前的坛坛罐罐，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当我们再次打回来的时候，现在的失去就要做重新估价了。我们为什么要做五年计划，十年规划，没有远景，不可能正确对待今天。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百姓这些朴实的格言，正说明了整体性与局部的关系，就看你能不能树立远大目标了。黑格尔还说过，脱离了身体的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也是这个道理。
这些日常的道理对于指导日常生活也就够了，但是在宏观政治生活当中，要真正认识到总体的存在和意义，不费一番功夫是很难成熟的。
我们再拿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来说，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一切文明社会中的任何国家都实际存在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社会层次或社会领域。而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像新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却是一个被国内外一些人搅合搞得混乱不堪的话域。某‘权威’政治学工具书就片面地断言，意识形态的‘要害是为现状辩护，因此它是‘虚假意识’。基于这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前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在意识形态威信扫地的同时，意识形态也成为了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意识形态虚假论’，还有什么‘意识形态淡化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论’等论调，在学术界似乎越来越受‘追捧’，以至于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借以作为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私有化和‘民主宪政’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我也看到很多地方提到“意识形态虚假性”这个说法，但愿他们是误会了，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说了不少“虚假性”这样的话，但是请搞清楚，那里说的虚假性，是指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虚假性，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本身是虚假的。它的内容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必须穿上“普遍性”的外衣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它宣传的思想不受狭隘眼界限制，就是“无需隐晦”的世界观价值观。这种思想穿不穿外衣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和包含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没有必要搞虚假。
记得有句格言：没有什么比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中学习来得更快更有效了。现在就有一个非同小可的案例证明这一格言。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写了一部类似于回忆录和反思录的书——《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有学者以“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为题，对此书进行了分析评论。可供我们梳理问题。
在“意识形态的转向：改革失范的根源”这一节里，作者分析道：“自然地，每个社会都有且应有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集体的自我意识，它力求使人们认同现存的制度，从而实现社会整合。”“毛泽东的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很多当代西方学者同样看得一清二楚。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一跃成为当代‘显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就曾断言：‘当一个领域的个体具有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它）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比这说得更直白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多露骨的言词！我们只能无言，但还是想推断一下：如果列宁在世，如果有当代的列宁，事情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他的“公开性”“全人类价值第一”等等的说辞，淡化了执政党先前的各种提法。“‘国内生活中我们原来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文化变得只知道迎合把赚钱作为最高理想的人们的低俗口味……而这一切却美其名曰为‘向世界文明’的回归！如今我们这个一度在世界上为许多人充当过精神领袖的国家却变成了一名落后的学生’。雷日科夫每每回忆至此胸中就充满了悲愤。”
“雷日科夫最后沉痛地总结道：‘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
应该认识到，没有一个人会生活在意识形态之外，你如果不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就会滑向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凡是讲什么“普适价值”“普适民主”之类的人，或者是以假象出现的意识形态进攻手段，或者是上当开始的信号。
三、人格魅力与理论光辉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为的是说明一种理论，它和它的创作者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创作者有什么品格，有什么个性，有什么经历，这些活生生的实践活动构成其理论的一部分，又是这个理论的物质基础。当我们理解这些学说的时候，一定不能也不会与他们的生平相分离。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战友，同时，也是最有资格对马克思作出评价的人。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总结了马克思一生所做出的两大贡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并指出：“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关于“两大发现”的概括，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学习和研究。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有赖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就是革命者。通过革命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构成。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其人格魅力在当时的社会中超过了众多的同行。前面提到的沃尔夫和魏特林，以及没有独立著述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都围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周围。
恩格斯在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谈到了马克思的革命天才。“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而且只有在更猛烈的急风暴雨时期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在别的地方还说，马克思是革命天才，而我们至多算能手。
后来，列宁写了《卡尔·马克思》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做了全面总结。正是这些革命家理论家的介绍分析与评论，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格特征与理论生成的背景，这无疑对学习他们的思想有着第一位的提示作用。
革命导师列宁的人格魅力，也是众口赞叹的。斯大林说他不知恐惧为何物，是革命的山鹰。为了训练自己的胆略，居然把危险的悬崖小路再走一遍。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场面，就是《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中，列宁站在工厂的车间，在众多工人的包围中作演讲，而这个时候，刺杀他的凶手就混在人群中。就在他讲话的当天，一位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刚刚被刺杀。这样大无畏的领袖，群众如何不拥戴；这样的领袖所指引的道路，谁又不跟着走呢？
列宁的朴实谦逊也是非常突出的。在重要的会议召开之时，主席台上坐满了人。大家以为列宁快要来了，都向通往后台的一侧观看。可是列宁却出人意料地从前台的阶梯走上来。原来他早就来了，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和最普通的工人交谈。以至于斯大林都感到很意外，后来回忆说，这实际上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列宁也如马克思一样“没有私敌”。在读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那种激烈的言辞，辛辣的讽刺，在我们想来可能他与对手之间是不能坐到一起的。事实正好相反，流亡期间，这些对手们正是和列宁在高尔基的家里演出了一幕对抗剧，请看以下的有趣场面：
列宁与高尔基夫妇刚坐下不久，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也来了。他们有点自以为是，但马上给列宁揪住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谁的思想清楚，他就说得清楚’。我认为他再没有讲过比这更好的话了。波格丹诺夫同志，您说得不清楚。您能用三言两语向我解释清楚：您的‘代换说’（认为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换）将给予工人阶级一些什么，马赫主义为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革命些吗？”
波格丹诺夫试作解释，但是他的确说不清楚，而且十分啰嗦。
“得了吧，”列宁劝告道，“有一个人，大概是饶勒斯吧，曾经说过：‘说句老实话，强似当部长’，我可以补充一句：强似当马赫主义者。”说着，他便与波格丹诺夫俩人打开棋盘，对奕起来。他用手指了指波格丹诺夫，示意自己与他们不得不分手两三年，虽然高尔基的妻子在旁边一再微笑着招呼列宁客气一点。
幽默而不失严肃，气愤而不失风度，这就是领袖的涵养。
列宁的简洁性和逻辑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哲学笔记》写满了随机的评论和体会，有的地方发挥，其行文既有跳跃性，又有连续性，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比如：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语言简练泼辣，节奏明快，令人印象深刻。
斯大林这位革命家思想家曾引起不少争议，但是我们还是记住了毛泽东的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对列宁的评价，他与列宁在一起的岁月，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战斗，这是不能分割的整体，也是我们本书所强调的一个方面。看一个人需要用辩证法，看一个伟人更需要用辩证法。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曾是毛泽东一直认真学习的书，在哲学上列宁还著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列宁主义基础》更是全面集合了多篇文献。我们不会忘记，苏联红军骑兵的潮水，让我们跨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驿站。至于他们党内的大清洗，就如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样，都有自己民族的历史土壤，一时也难以说清。无论如何也应该说，列宁主义的形成是与斯大林同志分不开的。
只要我们想一想就会发现，古往今来，国内国外，那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们所创造的、能够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和学说，都需要我们结合他们的人格与人生来理解。
就拿苏格拉底来说。人们经常讨论“苏格拉底死亡之迷”，实际上也比较简单。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终年70岁。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人格尊严，这样的执著追求，我们自然会欣赏他的“认识你自己”和“助产术”等一套学说。同时，我们应该给“认识你自己”这个命题再加上“实现你自己”。
斯宾诺沙，被称为近代西方哲学界的普罗米修斯，对马克思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