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选择的第一要义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进而也包括行为方式的选择。我们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在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着密切关系。
一、关于集体主义
伟大人物的出现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是时代与社会的选择，偶然性则是指个人适应这种选择的品质和能力，反过来说，也就是你是否决定训练这种品质和能力来承担历史责任，这后一点，我们把它称为价值选择。
马克思选择的道路，是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们都知道，他有一篇著名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说“我们并不能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这往往是向青年提示：要客观面对现实，从基层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不能东挑西捡，见异思迁，要立足本职，为人民服务。但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其最重要的还是结尾的一段：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的价值选择超越了他的职业选择。职业革命家，这条路是他在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曾预见的，但理论家的职业理想却已经明晰起来。这两个方面之所以能结合在一起，关键就是一个核心——集体主义。我们平常说的集体主义，好多都是在狭义上使用的，我们都有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小的集体。所谓顾全大局，也就是限定在这些小的范围。当然，这些肯定是属于集体主义这个大的范畴的，只是在革命导师那里必然扩展到广义上的含义——全人类的解放上去。所以我们现在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们的核心价值就是集体主义。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或者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与实践这个理论的起步阶段，由于统治势力的强大，选择了集体主义这个原则就等于选择了献身。
他是如何对待贫困的呢？自己非常达观。他曾对拉法格说过：“《资本论》的稿酬甚至不够付我吸的雪茄烟钱。”由于付不起房租，经常搬家，房间越来越小，越来越阴暗潮湿。饥饿、疾病、丧子之痛……这一切没有让他退却，就是由于他的价值理念像一盏不灭的灯，始终照耀他前行。
在艰难的岁月里，除了恩格斯这位亲密战友之外，还有一些共产主义战士忠诚地与马克思共同奋斗，从工作到生活给了这位无产阶级杰出领袖极大的支持。我们翻开《资本论》第一卷，在它的扉页上，有着这样几行醒目的黑体字：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勇敢的忠实的高贵的前卫战士威廉·沃尔夫。我经常翻阅《资本论》第一卷，这句题词虽然每每在眼前掠过，但是由于对经济理论问题的求索，紧张地思考，从来没有对这个标题进行过追问。只是有一种神秘感：威廉·沃尔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让马克思把四十年心血结成的理论果实无私地献给他呢？就连恩格斯与燕妮都没有轮上。经过一番查阅，终于有了结论。
沃尔夫出身于西里西亚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尽了艰辛，才进入大学读书。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反抗阶级压迫者的无畏战士。在大学读书时，沃尔夫作为一个自由主义鼓动者，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竭力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暴政，因而在1834年到1839年间，曾经数度被统治阶级关进西里西亚的普鲁士监牢。获释后，沃尔夫不得不暂时充当家庭教师，以谋取生活，同时却不断地参加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抗普鲁士政府的武装起义。后来被控告通缉，他才被迫逃亡国外。
1846年春天，沃尔夫来到布鲁塞尔，便立刻加入了马克思直接领导的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投入到火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中。由于沃尔夫同西里西亚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纺织工人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便委托他到西里西亚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组织工作。沃尔夫忠实地遵照马克思的指示，在西里西亚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同布鲁塞尔保持经常联系的共产主义者小组。
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邀请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夏天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沃尔夫代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团体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区部委员会，沃尔夫当选为同盟区部的委员。他积极地参与了同盟支部和区部领导下的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担任该协会秘书职务。工人教育协会拥有一百多名会员，它的任务是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每周的星期日和星期三的晚上，在列别基饭店一楼的大厅里举行公开的集会。星期日的集会是讲演会，由一个会员作一周的政治事件的讲演，差不多每一次讲演总是由沃尔夫来担任。在这些讲演中，他大力宣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对西欧工人运动的一些最重要问题的政纲。星期三的集会则是讨论会，也总是由沃尔夫亲自主持，讨论有关无产阶级利益的重大问题。在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中，充分地显示了沃尔夫的惊人的组织天才。他的娓娓动听的言词、准确的分析和幽默的煽动，每一次都激起了听众的强烈反应，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布鲁塞尔期间，沃尔夫经常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机关报《共产主义杂志》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许多文章，大多出自沃尔夫的笔下。从1848年3月起，沃尔夫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而成为一个卓越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家。后来，他参加了马克思主办的《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工作。撰写了不少的政论时评文章，对当时西欧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新莱茵报》坚贞不屈地捍卫无产阶级利益，遭到了反动派的仇视和迫害，于同年9月27日被迫停刊，沃尔夫也在此时被捕。在马克思的大力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声援下，反动派不得不把沃尔夫释放。
1850年年初，一批德国流亡者违背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在瑞士苏黎世组成了一个“革命集中”联合会。沃尔夫——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忠实维护者，受马克思的委派，打入该联合会中央委员会进行秘密活动。5月间，沃尔夫把获得的关于联合会的组织活动情况，和这个组织的代表布龙在德国进行阴谋活动的情报，详尽地报告给马克思；马克思随即又派遣了一名特使到瑞士，同沃尔夫共同工作，并开始在瑞士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活动。
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生分裂后，沃尔夫和恩格斯先后流亡到英国曼彻斯特，而马克思则一直留在伦敦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从此，沃尔夫和马克思的直接合作就宣告中止了。沃尔夫和马克思虽然异地而居，可是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友好，书信往来不绝，有时在伦敦或者曼彻斯特，当老朋友久别重逢之际，就又滔滔不绝地作彻夜之谈，论今谈古，广泛地讨论政治经济和其他许多有趣的问题。
沃尔夫在曼彻斯特的亡命生活中，又开始了他早年的困苦的教师生涯。他尽管勤奋工作，但却贫病交迫，一直到逝世前不久，才得到他父亲留给他的一笔遗产。1864年春天，沃尔夫身患不治之症，恩格斯在4月29日给马克思的信上一开始就写道：“天狼星（沃尔夫的绰号）为风湿性的头痛所苦，达到极点，那病是你在这里的时候起的，没有间断过，而且愈来愈坏”，不幸的消息终于来到了。马克思在5月2日那天，接连收到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来的两封通知沃尔夫病危的快信，马克思即刻停下紧张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工作，急忙赶到曼彻斯特。1864年5月9日，威廉·沃尔夫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五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沃尔夫的逝世深表痛悼，并且一同把不朽的月桂冠置放在沃尔夫的墓上。后来，马克思夫人燕妮在《动荡的生活简记》中写道：“鲁普斯（沃尔夫的别号）逝世了。在他的遗嘱中，除了其他一些人得到不大数目的遗产外，他指定把自己大部分遗产给卡尔、我和孩子们。现在才弄明白，这位俭朴节省度日的人，由于非常勤勉和努力，积存了一千英镑数目庞大的财产；但他并不想在晚年安稳地和无忧无虑地来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他给了我们帮助，减轻了我们的负担，使我们从生活的烦恼中摆脱出来。”沃尔夫在临终时的友爱，给予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所必需的长期的安宁，这是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的更为宝贵的贡献。
对于沃尔夫的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我们可以借用梅林的一段话来予以评价：“沃尔夫具有高贵品质，正如诗人所谓一本真忱付出生活理想的代价。他的坚定的德性，无瑕的忠贞，敏感的良心，始终不变的无我精神，和表里如一的谦逊，使他成为模范的革命斗士，使他得到朋友和敌人的敬重，不论他们是支持或仇视他的政治意见的。”
1867年，天才的巨著、无产阶级的圣经《资本论》第一卷问世，马克思便把这部伟大的、不朽的著作题名献给这位无产阶级的勇敢的忠实的高贵的战士——威廉·沃尔夫，显然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多年的迷惑终于搞清楚了，我们也更增加了对马克思及他的战友们的敬重。革命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第一需要，当然，这和共产主义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现在让我们说一说另一位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密切的杰出人物——威廉·魏特林。我是在大学三年级时买到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这本书的。当时也就读了不到一半。今天拿出来再读，有些基本观点早已被马克思的思想覆盖了，但是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独特的意义，是任何文献也不能替代的。海涅评价这本书“他绝不缺乏思想，他那题名为《社会的保证》（即指《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书，长时期以来曾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问答教科书。”“马克思在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上作为最重要的证言写下了那著名的词句：‘德国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性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出版以后不久就被译成英文、法文和挪威文，后来又译成匈牙利文。”
魏特林是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中从事宣传和写作的。他的战友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个瘦瘦的人深夜在斗室中徘徊，一块床板就算是写字台，间或有一杯黑咖啡——这就是他的生活用品。”他生活艰苦、学习勤奋，献身人类解放事业的热忱感染了周围的人们。1842年，他撰写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他在这部著作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方案。
魏特林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由于有了私有财产才发生偷窃和抢劫，使人类的相互关系变为畸形。他无情鞭笞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关系。虽然他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批判是中肯的，但他尚未揭露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把一切社会罪恶归咎于金钱。他对商业资本严加痛斥，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消灭必须从废除货币流通入手。
魏特林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即劳动者和不劳而获者。他渴求人人平等，希望按普遍平等的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他继承傅立叶的学说，把人类的欲望看作是社会组织的要素，并把欲望归纳为三大类：知识欲，占有欲和享受欲。他主张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欲望和能力应当永远保持平衡。如果为了满足某甲的欲望而抑制某乙的欲望，就造成社会关系中不平等的现象。因此，他呼吁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人类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
当然，魏特林的思想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本人不但退出了工人运动，还发表了一些不科学的观点，出版了《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在一些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了分歧，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完全决裂。但是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表白的：“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句话实际上也代表了恩格斯的心理，他们从解放全人类出发，任何斗争都是围绕一个目标，因此绝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也就不会有个人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