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作品，以杂文为主。杂文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杂文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它短小精悍，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鲁迅的杂文，被誉为“投枪”、“匕首”、“解剖刀”。从他的性格来说，当然非常希望高声呐喊，直抒胸臆，但是舆论环境只允许他以美学色调遮盖哲学精神和政治立场。阿Q、孔乙己、祥林嫂……这些人物形象，在中国初等教育的文本中以至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没有不了解和不体会的。
钱钟书离我们更近，研究起来更方便。他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所谓学贯中西，力透纸背。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的人格与作品，已经向我们昭示了社会的正义呼唤和美的追求。《围城》当中对于“假文凭”的议论，在今天还是大有现实意义的。他讲“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实际上是对浮夸文风、虚迷市井的批判。“世界上大事情可以随便应付，偏是小事倒丝毫假借不了，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却绝不肯偷别人的钱。”“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给科学家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些名言趣话，它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及其广泛和深刻的。
我们回过头来说马克思他们。自从我研究整体马克思主义以来，有一个问题老是想不明白：他们这么多的言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如何发表或出版的？查阅了一些资料后，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论——他们是以献身换取的。
马克思实际上一生都在和书报检查制度做斗争。他说：“受检查的出版物的性格，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无性格的丑态，这是文明的怪物，洒满香水的畸形儿。书报检查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要惩罚的不是过失而是意见；因为它无非是一个条文化的书报检查官而已；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敢把它利用书报检查官这一工具实际上所能干出的事情明确地规定在法律中。因此，专司书报检查的不是法庭而是警察机构。”下面是一段有关的过程：
《德法年鉴》只出了一期，由于编辑部的分裂而停刊。之后，由于柏林方面对巴黎施加压力，法国政府勒令马克思等人离开巴黎，马克思不得不迁居布鲁赛尔。但普鲁士当局仍不依不饶地追究这个“言论罪犯”，继续向比利时政府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为求立足之地，马克思于1845年12月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一个“世界公民”。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重回故乡德国，创刊了《新莱茵报》。随着形势的逆转，科隆政府在柏林的压力下，终于在第二年下令驱逐马克思。随着欧洲大陆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流亡到伦敦。从此，马克思在长期贫困之中进行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艰苦理论探索。英国没有书报检查制度，这成为马克思进行理论探索和革命宣传活动十分有利的条件。梅林写道：“在英国，马克思从来不曾因为他的革命宣传活动而受到迫害，虽然这种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反对英吉利国家的。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在莱比锡出版。梅林没有提到这本书的出版是否经过书报检查。但是，他在叙述俄译本出版时，记载了俄国书报检查机关对《资本论》俄译本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虽然就信仰来说作者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整本书都表现出十分肯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考虑到该书的叙述并非任何人都能理解，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又具有科学的、数理的论证形式，因此本委员会认为该书可免于法律追究。”
重温这段马克思主义诞生、传播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它不怕论战、批评；相反，它的发展需要言论自由的环境。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尖锐批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为我们所记取、实践。
只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那短暂的“去斯大林化”特殊时段，苏联出版物偶尔零星地提及“书报检查制度”，但言词非常谨慎。比如，195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具有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书报检查制度的另一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机关，其活动旨在捍卫出版物上的军事机密和国家机密、预防出版可能会给劳动群众的利益造成损失的材料。”第一届工农政府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出版的法令》，确认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勒令查禁反革命报刊。该法令指出，当此工农新政权刚建立的紧要关头，报纸有时是“比炸弹和机关枪更具有危险性的武器”，取缔各色各样反革命刊物，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充分自由。一星期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关于报刊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必须查禁资产阶级报刊。
事实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制定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播，完全是以作者本人的生存境况换来的。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可以声明“无需隐晦”。当然，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一个世界性组织，也会有一定规模的工作条件，但是，那种颠簸流离的状态，其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要不然，马克思的生活情况也就不会那么惨了。
需要说明的是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的前言中提到：“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纯理论性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我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也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用的那种伊索寓言式的——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再读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像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列宁这番话，一方面表示，他为了揭示帝国主义的实质，不得不在沙皇的眼皮子底下把要说的话加以转型，为的是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让劳动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被当局和机会主义者的蛊惑言论所欺骗；另一方面说明，这些论述虽然有别扭的地方，但是，只要抓住中心，还是能够透过经济事实的分析，得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的。就是说，列宁从来都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不会接受当局的条件来出版自己的书。
说来也让人觉得有些不解，就是在这种书报检查制度的监视下，列宁的论述，有些地方是比较尖锐的，居然也放行了。比如：“世界是第一次被分割完了，所以将来只有重新分割，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这样的揭露未必不深刻，对战争的预期也有着科学的前瞻性，这样的内容如果还不算言辞激烈，那下面的话就有点让他们难堪了吧：“罗得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四千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了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这就是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谢西尔·罗得斯在1895年讲的话。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不过有些笨拙、无耻……是一个比较老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不过，最全面、最有宣传意义的还是对帝国主义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我们经常说时代的问题，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按列宁的说法“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现在时代变了吗？没有变；列宁的判断过时了吗？没有；现在的情况复杂多了，那是我们对时代的驾驭问题。
（四）宗教神学的慰藉
还有一种需要隐晦的东西是由来已久并且在当下也容易泛滥的，那就是宗教神学的多种形式。本来，宗教信仰的根源就是由人的有限性和精神追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就像康德讲的你越是不理解的东西就越是崇拜它。有限的生命怎样占有无限呢？只有通过宗教。
一切宗教的信徒都假定了个体精神存在的无限性，由此才规定了现世的生活准则。那就可以推论了：既然无限的东西是你追求的而不是你掌握的，那它在客观上对你就是隐晦的。凡神学都是没有实证性的，就像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本体，中国的“道”，萨特的“存在”等等。由于这个特点，由于个体信徒的心理适应性，神学思想还会超出宗教形式的范围，因为有没有这个形式，人类在心灵上都有一定的相通性。
1997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法轮功事件，就证明了人们在精神上是多么容易让神秘的东西所俘获。在人们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未知的前景就成了关注的唯一对象，现实中的多样性已经不重要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在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高峰期，就是归因于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自身矛盾暴露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失去了面纱，只要不涉及人家的经济利益，哪怕去宣传无神论也是很轻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