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的个体是一个无限的存在，我们现在的一切思维都要颠覆了。既然是有限存在，那我们也就不忌讳“向死而在”这样的说法了，而死亡线有一个好处，它把我们截止到了有限的最大值这个节点上了。这就是说，整个有限期间是一个整体，在临界点之前，它们的任何部分都是相互连接和彼此依赖的。没有对明天的向往和设计，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正因为我想成为那样一个人，今天我才会努力做这样一个人。《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如果没有对自由的向往，那他连一天也活不下去。
严格地说，未来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不但历史和现实没有绝对的界限，未来和现实也没有天然的鸿沟。我们都知道，时间和空间既是间断的，也是连续的。阿基里斯追乌龟，从空间的连续性来看，他不用跑就是和乌龟在一起的。
我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一般有三种含义上的解释，它是一种思潮，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就现实运动这一点来讲，未来就存在于现实当中。因为运动是有方向的，有遵循的，有目标的，这些东西不是超现实的，它恰恰产生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站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运动，可以说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长，有多艰苦，总比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要现实得多。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还没有变成现实，但是革命导师凭着科学真理，凭着与无产阶级群体的共同实践，丝毫也没有降低过对未来的信心，相反，他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了最大的努力，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为人类描绘出奋斗的蓝图。他们做起这件事来，之所以能够顺理成章，首先是出于人类社会整体性这个逻辑起点。
《哥达纲领批判》被称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文本，它让我们感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思维方法上的整体性，就不会有理论上的高度。就拿一开始那个命题来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种说法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能找到，人类遗传学的教诲也经常提示我们：劳动光荣，懒惰可耻。但是，马克思立刻在这类言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与其说是纰漏不如说是阴谋的东西。他马上反驳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我们知道，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永恒内容，但是如果没有劳动的条件，也就是没有劳动的对象和手段，使用价值也是不能被创造出来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党的纲领，闭口不谈私有制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直接进攻。
再看“国家的自由基础”一段。马克思说：“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还是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对未来社会，资产阶级的再加上机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也是有一整套设计的，因此只要揭露了对方的观点，自然也就表明了无产阶级所应该采取的立场和观点。在矛盾学说中，有一个要点值得注意：同一性规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因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一旦向对立面转化完成，事物的性质就立刻改变。就是说，两个方面都是现实，只不过地位不同罢了。这种局面便是我们预测前景的充分根据，它不会生出未知的方向来。
一直以来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个思想基础，那就是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好比1+1=2一样不可怀疑。就连萨特都说，一个人，只要他不抱个人偏见，他就会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可现在的很多人，包括有文化修养的人，由于浮躁的社会风气和逐利的机械推动力，对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宣传品不能进行科学的和冷静的思考，即便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被世俗的烟云所遮避，不但没有坚持马克思的逻辑分析的耐心，甚至干脆就放弃了马克思的学说。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局部战乱与纷争、生态失衡，如此等等的困扰，好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无关了。殊不知这正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运用它、发展它的大好时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看似退步，是在“补课”，但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深刻的运用和宝贵的发展。只有现实的脚根站稳了，对未来愿景的设计才会更真切和踏实。这是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深化的时期，一定还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有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思路的规制下，为人民生活做出各种设想也都不会是空话。
三、叙述方法选择的整体考虑
这一部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比较抽象，但是我力求表达得通俗。
（一）商品是逻辑起点并非历史起点
我们都知道在教科书上，关于方法这一块，与“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三种比起来，“抽象与具体”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但是马克思在他的理论百科全书《资本论》当中，运用最多的就是这个方法。包括前面的三种方法，实际上离开了抽象与具体这个根本的方法，都是无法完成的。没有具体无法分析；没有抽象也就无法综合。历史的便是具体的，逻辑的便是抽象的。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选择商品为研究起点是展开全部内容的最好入口。但我相信，这绝不是唯一的入口。如果把《资本论》写成纯经济学著作，还会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资本论》恰恰不是纯经济学著作，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当家文本，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思想家的非凡的理论经典，它按照自己的本性，只能是这个样子。
先说辩证法的入门概念——联系。它除了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之外，还有一个与前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特征，那就是复杂性。另外，还有一个很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特征，即条件性。事实上，它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是高于复杂性的更关键的特征，甚至是联系存在的条件。
我们都知道真理是具体的，怎么就不知道联系也是具体的呢？如果没有条件，我们就不知道谁和谁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瓶啤酒和一本书，有哪些可能的条件把它们联系起来呢？每一次问学生，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无非是啤酒洒在了书上，它们同在一张书桌上，它们都是人们劳动的产物等等。可见，条件性是双方构成联系的桥梁。恩格斯告诉我们，经过亿万次转化，也可以把两件看似无关的事物联系起来。
由以上的道理我们可以说，整体性这个概念，它绝不仅仅是“一整块”、“一个系统”这一层次的表述，它是“具体的整体”，是在具体条件下才能展现自身的范畴。
回过头来我们再分析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对于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具有怎样的优越性。
首先，它离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最近。由商品二因素直接导出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的直接理论基础。
第二，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果实，因此，间接地看，商品离资本也最近。
第三，有两个特殊商品必须从普遍性中提升出来，一个是货币，一个是劳动力。每天碰到亿万次的无数类型的商品，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与之发生关系，机枪和大炮这类商品与大多数人是不会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货币和劳动力这类商品是无论谁都不会离开的。
第四，支配整个社会运行的价值规律，它的物质载体就是商品。
第五，商品的成长史和有限性，正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直接立足点。
以上理由既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
现在我们从微观上来解剖商品这一细胞在我们认识它的时候所经历的“抽象与具体”的思维过程。
在这里启程的时候，如同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知难行易”说，不管是谁，对商品的认识，一个直观的理解就是“只要用钱买到的就是商品”。这对千差万别的商品世界来说已经是一种概括，但也是最无内容因而也是无可展开的感性记录。但是，如果不进行理性升华，而是沿着感性去思考，那么，对商品的各个侧面的描述也是无限多的。可以考虑它的品种、它的质量、它的产地、它的价格、它的归属和花色等等。但凡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加以关注的东西都可以在商品世界得到相应的结论。包括现代各式各样的劳动服务类型的商品和不同等级的信息商品等等。这一阶段的认知过程，对现实的人来讲绝不会缺失或被其他途径所替代。
熟知之后该向真知发展了，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先不说对习以为常的东西进行超越性思考是多么不适应，在思想界还有非常“及时跟随”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在眼前鸣响。商品的供求关系和效用指数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特征，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最容易让人信服。即便是天天劳动，也不会自然地意识到它的双重属性。天天消费商品也不会理解到它有双重性质。要把其中决定商品灵魂的东西剥离出来，展示给人们看，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的规定”。他为什么能提炼出“抽象劳动”这个概念？因为他知道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交换劳动是必经阶段，但不是永恒内容。而使用价值作为社会财富是伴随人类始终的，抽象劳动与之并存只是一个有限时期，正是交换的需要标示了它的独特特征，它支配着一切使用价值的运动，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亚当·斯密等人为什么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与他们的立场相一致的认识方法决定了他们把商品看作永恒的存在。它们不是整体中的一个环节，而是永远要展开下去的经济内核。
抽象有两个要求：一是科学性，二是适度性。像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只留下“爱”这一个特性，这就是非科学的。康德把一切归因于“自在之物”，黑格尔所建立的超越一切的“绝对观念”，笛卡尔的“怀疑”本体论，实用主义的效用目的论，所有这些抽象在辩证唯物论面前，在马克思的视域下都是非科学的。至于适度性，只要即将展开的概念能够用这个抽象出的概念来说明，而它自身却不需要那些概念来说明就足够了。
由抽象劳动导出劳动二重性，再导出后来的一切概念，没有重复，也不会出现隔着诸多环节的另外的问题，让我们读起来随着纵向与横向的展开，收放自如，过渡自然。
到了思维中的具体也叫理性具体的阶段，实际上前面铺好路子，这个结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我们途经了那么多的概念的解剖，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生产价格等等，现在回过头来再思考商品这个现实存在物，那些经历过的概念在我们头脑中既不会互相颠覆，也不会相互混淆，这是一个完整的思考模式，也是一个科学的表述路径，它让我们远远超越而不是抛弃了“用钱买的就是商品”这个感性直观的起点。
马克思探讨问题的方法不一定是他表述问题的方法，这要看此问题是处在整体对象的哪个层级上。如果两种方法重合，此问题肯定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它起码是有了前设或经过推论，需要进一步延伸的问题。比如“机器大工业”和“劳动日”这两章的内容，多数文字都是采用当时权威性的报导和有影响的评论。这样的叙述安排是因为它们不作为与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直接冲突的概念，它们不是独立的学说单位，只是为剩余价值这个核心概念服务的证据。这也可以看出，辩证法的灵活性正是源于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自组织性”。
（二）规律群的相互咬合
有人这样来分析《资本论》的结构，第一卷是价值规律，第二卷是剩余价值规律，第三卷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当然，这只是侧重点的选择性认识，但是，由此我们会想到整个理论当中确实有不少既可以独立认识，又在整体中占有独立位置的经济规律，它们能够让我们学会如毛泽东所说“十个指头弹钢琴”的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它所提出的命题或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两个原则：一是与现有的知识体系相衔接，二是与已经论证过的观点具有逻辑自洽性。
我们来看马克思的建构方法。既然从商品开始，那第一个规律一定是价值规律。毛泽东也曾经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大学校”。它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是最有普遍性的规律了。如何从这里挖掘出剩余价值规律呢？马克思采用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这个巧妙的方法。要想不违反价值规律，又要让价值增殖，这个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一种特殊商品的消费——劳动力商品。在价值规律公平交易的前提下，剩余价值却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归资本家所有。我们强烈地体会到，马克思在叙述这一过程时所运用的笔调始终是具有悲壮美和讽刺美的。他说：“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按一定的时间来出卖劳动力，因为要是一次卖尽，卖绝了，那就等于出卖自己，让自己从自由人变为奴隶，从一个商品所有者变为一个商品。”这种咬合处理得非常到位，让我们看到，本该是自由天性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制度的必然性，他们只能将天性放弃，代之以出卖那些有可能支撑天性的唯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