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角度的论证：“骄傲而冷酷的地主眺望自己的大片土地，却并不想到自己同胞们的需要，而只想独自消费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获物，是徒劳的。眼睛大于肚子，这句朴实而又通俗的谚语，用到他身上最为合适。他的胃容量同无底的欲壑不相适应，而且容纳的东西绝不会超过一个最普通的农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消费不了的东西分给用最好的方法来烹制他自己享用的那点东西的那些人；分给建造他要在其中消费自己的那一小部分收成的宫殿的那些人；分给提供和整理显贵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小玩意儿和小摆设的那些人；就这样，所有这些人由于他生活奢华和具有怪癖而分得生活必需品，如果他们期待他的友善心和公平待人，是不可能得到这些东西的。……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的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源。”
亚当·斯密雄辩的论证，使经济人思想在向度上增添了新内容：人们追求自己私利的过程，不仅会产生利己、利他和利国的实际后果，而且还创造出人们一时难以自觉意识到的积极意义，即对社会弊害的抑制和消除。
经济人假设，不但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普遍的公认，就是在我们这里，也一度产生过重要影响，认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公共元素。我们这里不讨论它的经济学意义，而是借助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看马克思“社会关系总和”的内涵。
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并不是一个实体，它只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功能。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是完全一致的。人的本质也一样，它根本不能归结为某种具体的、固定的性质。如我们古代争论“人之初”到底是性善还是性恶，又如说“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等等，都是一种有缺陷的思路。在马克思那里，“总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多种规定的综合”。比如一个男人，他在企业里是厂长，在家里是丈夫和父亲，在党组织中是一名党员等等，总之，他有多少种关系，他的本质就有多丰富。而这些关系一定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三国中的诸葛亮与共和国的总理不会有同样的本质，自称为寡人的古代皇帝与当代被称为金融寡头的大亨们也不能相提并论，尽管他们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把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很直观的。就是说，人的社会本质要高于其类本质。正由于如此，任何哲学家、经济学家，总之思想家们都会在这个领域大书宏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他们的理论大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著作正是专门讲人的。而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中，人的社会性是他整个理论的起点。在第一卷第八章“劳动日”当中，马克思指出了一日工作多少小时，其最高界限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生理制约，二是道德制约。生理制约是自然性，道德制约是社会性。但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两个限界都极有伸缩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因此，我们发现，劳动日的长短是极参差不齐的，是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不等。”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界限的两种制约因素，前者是无可选择的，后者则是大有选择的。道德原本就是调解人们之间关系的，但它在经济利益面前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多是个权宜之计。
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它是吸血鬼，它吸吮的活劳动越多自己就越有活力。而劳动力的出卖者也有选择的理由，尽管没有太大的空间。“你消费了3日劳动力，但是只给我一日劳动力的代价。这是和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的法则相违背的。所以我要求一个有标准长度的劳动日。我这种要求，并不是向阁下求情，因为在金钱事务上是无情可讲的。阁下也许是一位模范市民，也许还是动物保护会的会员，也许还是圣人君子之流。但是说到那件在阁下和我碰面时由阁下代表的事情，那末，那里面是没有心脏在胸中跳动的。好像在里面跳动的，就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标准的劳动日，因为我和任何别一个卖者一样，要求我的商品的价值。”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发问：为什么没有小时工资呢？接着，也可以这样回答：因为价值量的基本单位正是小时。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必须有一个通行的市场原则作为掩盖。劳动力的价值，本来也是一个被迫的规定，但如果没有这种规定，你就更不知道自己亏了多少了。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永远大于自身的价值，否则社会就不发展了。关键是这种多出的部分被劳动力的购买者占有了，而这种占有又没违背市场交换原则。如果劳动日改为劳动时，那价值量的基本单位就要改为分钟了，总要在必要和剩余之间有一个分割的余地。
在《资本论》当中，对人的社会性被物化的深刻揭示，就在第一章的第四个大问题，“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部分内容当中。“价值没有在额门上写明它是什么。宁可说它把每一个劳动产品转化成了一个社会的秘密象形文字。后来，人们才企图说明一下这个秘密象形文字的意义，探索一下他们自己的社会产物的秘密；因为，把使用品当作价值来规定，本来和语言一样，是他们的社会产物。……在交换者看来，他们自己的社会的运动，就具有了物品的运动的形式。不是统制它们，而是受它们统制。”
“我们只要逃到别种生产形态中去，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都立即消失了。”
“交换价值只是某种表示一物所费劳动的社会方式，所以它和汇兑率一样，不可能包含任何自然的物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并非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社会。“逃到别的社会形态中去”，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商品生产，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本质。但是里嘉图没有社会形态的概念，他把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当作商品所有者。他是从抽象的社会形式出发，把人类安排到这个总形式当中；但马克思是从人类发展史出发，各种社会形式的更替，不过是人的社会性不断自我否定的表现。前者是社会形式的抽象的整体，后者是人类发展的历史的整体。马克思为什么得出人类共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结论？也是从人类发展规律中看出，原始共有制一般就发展到人的依赖，再发展到土地的依赖，再到物的依赖，最后再回归到高级的共有制。
（三）货币是人类交往的聚合性载体
资本的典型存在形态是货币，这包含着人性发展与表现的一切秘密。也可以说这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的最集中的表现形态。在这里，人的社会性即人的互相依赖、互相配合的本性，达到了有史以来运行最完善、内容最丰富的社会阶段。
人的有限性是借助于类的存在才得以有限地克服的，而类的存在形式就是交往。在自然经济形态下，自然分工决定了自然交往，尽管这种交往已经是社会意义上的行为。但它还不能把人的多种需求和欲望，把人的计划性、目的性、创造性等多种潜能呼唤出来、挖掘出来。只有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取得了独立形态时，才标志着人性的成熟以及它具有的无限的张力。
货币与其他商品的对立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选取一个既包括这些熟悉的内容，又有着极其广大的空间和更深刻内涵的对立形式，对我们的主题是适合的。
货币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对立，是最有可挖掘的交换关系。因为，货币本身已经是一种特殊商品了。货币的使用价值是一般等价物，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创造比自身更大的价值。这些作为运动的前提是必须的。我们不需要重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而是考虑它的延伸性的意义。本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可以是生产资料形态，也可以是商品形态，或者是房产、字画等实物。但为什么工资一定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货币表现？就因为劳动力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人的需求是多样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这种多样性被大大缩减，但作为最基本的人性，它不得不采取这一形式。同时，这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商品的日益多样，它的消费者必须是一个较大的群体，能够在多个空间形成市场。如果不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来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循环将中断。
货币与信用的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五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马克思指出：“这种制度，和我们以下要详细解说的一样，不久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垫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这种制度会以市场大量过剩和恐慌作为终局，乃是必然之理。”
本来，信用问题是人类交往中最古老的道德约束形式，它早在商品世界出现之前就已经起作用了。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是商品。但是，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在如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信用恰恰是一种商品，它被当作一种虚幻又普遍的商品在活跃地运动着。我们看到，交易双方在订立契约的时候就写明：如一方违约，要进行多少多少钱的赔偿。在这里，谁说信用不是商品呢？如果你一方坚持守信，对方违约，你就获得了相当数量的一般等价物。如果说这是信用经济最简单的模式，那么，它并不是这种经济的根本目的，或者说，这种信用过程，不过是更复杂、更成熟的人类交往运动的基础。
股票与期货，不管它的现行规则如何不规范，有多少漏洞，但它在人们生活中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物了。这里更能显现，不但信用本身是商品，而且信心也成了商品。正因为这一点，给欺诈行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金钱没有主人”，所以，在遵守基本信用的情况下，可以玩转一大串货币所有者。只要这些所有者在提供货币的同时也提供信心，这种经济繁荣就会保持下去。信用操纵者利用别人的“时间”展开了自己广阔的“空间”，从而占有了越来越长的“时间”。这种虚拟的资本运动，正是人性的优点与缺点交织运动的物质表现。一方面，它能够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它也会在某个结点上使社会陷入深渊。
货币与人的能力，呈现出一种更加复杂，甚至不可思议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地，如果我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科学研究的本领，可是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在同一个地方，马克思还说：“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士，即使他是胆小鬼。”
现代人对人的能力的评价，有一种世俗的标准，就是他赚钱的本领。这姑且算是一个方面的客观评价，但接下来的推论就离谱了。赚钱的本领一旦确立，它就向方方面面扩展，以至于成了无所不能的本领。结果，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原因了。你有了钱，不用学习表演，就可以拍电视剧；不用读音乐学院就可以录专辑；不用有程序和手续也可以从政；不用有专门的学问也可以当上名誉教授。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人的能力的成长，包括赚钱的本领或者说经营生意的本领，是离不开货币的。读书要有学费，搞项目要有启动资金，发展体育或文艺要有专门投资等等。从家庭与社会整体来讲，一个个体的生命质量，是整个系统生命质量再分配的结果。
二、社会的整体性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但绝不是仅仅站在这个社会形态上来研究，如果那样，就不能脱离亚当·斯密的思维路径。在这个角度，马克思不但是经济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
（一）历史再现与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它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在一个横截面上来看，它隐藏了很多的理论秘密。
恩格斯在总结了他和马克思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后，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可以说，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对他们独创于世的理论体系的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其中的最现实的社会群体被马克思称为市民社会，它在大机器工业的时代，无论组织生产与分配、社会交往和管理、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已经十分成熟。但是，人们越是对眼前的直观现象习以为常地感知真切，则对它的本质就更难以把握。这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熟知不等于真知”。那么，如何获得真知呢？一个最常用、也是最关键的方法就是分析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我们知道，恩格斯所做的就是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进行了辩证分析。这种分析让人们看清了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生成的，它的前途和命运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