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比卢卡奇当年遇到的情况复杂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竟如此低能。八人委员会，个个都是高级干部，还亏得是在列宁的故乡，在斯大林主政时经过了血雨腥风洗礼的政党里产生的人物！卢卡奇当年就指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看到社会有机体内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多线性、多结构性和互为因果作用的关联性，因而他们无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势必造成无产阶级被肢解了的革命实践在资产阶级的总体性严密统治中土崩瓦解。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在斗争中轻敌绝不是一般的错误。这种目标模糊，仓促上阵，优柔寡断，贻误战机的行为，不仅将自己置于死地（八人中的普戈在8月20日就开枪自杀了），更重要的是葬送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
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时指出：“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离马克思主义究竟到了怎样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要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的’抽象概念，那么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像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一点上说来，超帝国主义‘论’和‘超农业论’同样都是胡说。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20世纪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么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士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接下来，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批评”这一部分指出：“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在后天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分割——譬如说——土耳其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需要注意的是，考茨基的这种思维方式，与他没有真正站在工人立场上这一点是紧密相关的。
反面的教训太沉重了，我们还是用正面的事实来说话吧。
“一国两制”，之所以是一个“天才的构想”，首先在于它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理论的突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国家的性质。在这个作为国家内容的框架里，政体是有活动余地的，而我们国家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体，它的国家性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在这个框架里，无论何种政体都不能改变其国家的实质。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国体。它标明的是什么阶级集团来操纵国家机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想象，两种对立的制度会在一个国体中来运行。然而，概念的推演是一回事，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又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成长，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又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劳资双方的斗争已经不是最前沿的问题，特别是在香港本地，这种斗争已经让位于作为世界公民的主体来参加国际竞争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性质与其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是僵死的，即便没有一国两制，它们也会发生突破原有模式的变化。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呢？就像当年列宁主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一样，他分析，如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共同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眼看着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就给了社会主义苏联产生的机会，难道还要等到“共同发生”么？况且，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共同发生”已经不可能了。难道还要等到考茨基之流所说的“经济发展到成熟”时再去进行革命吗？这就叫庸俗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链条也是一个整体，君不见“七国首脑”、“八国集团”、“欧共体”、“北约”不一而足的连锁方式，哪一个成员国出现了共产党掌握政权的例外事件呢？
诸多的实际问题让我们回过头来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结合卢卡奇的整体性范畴，我看它不是我们惯常所理解的概念。在这里，整体的对立面并不是部分，不是全局与局部这种机械结构。整体的对立面应该是个体，或者具体。也许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来翻译西方哲学中这个被我们重新发掘而产生的概念的内涵。它有点像《自然辩证法》当中的一对范畴——系统与层次中的系统，但又比它更深刻和复杂。但愿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得出更清晰的结论。
五、关门与开门之间
哲学的生存需要自由思想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价值观，非社会主义主旋律的声音和信息，我们如何处理？第一，就像毛泽东所说的“种牛痘”，当然，“牛痘”是需要制作的，它经过一系列医学程序才能进入健康人体。不是放病毒随便进来。这是思想领域的“自然法则”。当然，对于信仰坚定的人来说，并不需要种“牛痘”，就连相应的病毒也不怕，只是我们的民众是自发的思想者，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群体，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又一个处理原则。第二，诱导性或助消化性的开放原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没有一种共同的信仰，没有一个凝聚力的支点，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就像苏联的解体，原因尽管是复杂的，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放弃了自己民族特有的信念和精神。曾有分析人士认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闹独立，所谓的“强迫婚姻”是根本源头。这就迫使我们继续往下想：如果一个在世界上曾经被推到“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维护自己文化的独特个性，发挥各民族本真的创造力，那么，历史的痕迹就会融汇到现实运动的洪流中，谁还会计较那不重要的曾经呢？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大人民群众热火朝天自强自立的社会主义主旋律，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灵魂，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包括自然灾害和经济运行障碍的致命根基。我们的舆论工具就是要保证向人民输送健康的思想食粮，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精神病毒，这是丝毫也不能含糊的。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多多考虑。
全球化、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世界思潮的运行速度越来越快，它带给人们文化观念上的变化是惊人的。我们又不能不想到，整个世界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主体地位的，他们长期以来生发的文化果实，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相反，以辩证的思维来对待，我们打开该打开的门，让这其中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成长的元素，在我们的主旋律中融合成更加丰富的政治营养，这是智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