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玖妍去的是八里铺的一个垦殖场。对于她去垦殖场，我爸妈觉得很好。起初他们以为她只能回到金竹公社潭底大队沙口村，没想到她能去八里铺垦殖场，他们觉得很意外。
准确地说，八里铺是一种很宽泛的叫法，真正的八里铺只是我们城市北郊的一个老镇，镇上有两条街，一横一竖。那个至今还留在枣树沟的杀夫嫌疑犯刘春霞的家曾经就在它的横街头上。至于那个八里铺垦殖场，出老镇往北还有二三十里，比以前詹少银待过的八里铺船舶修造厂还远得多，而且与船舶修造厂不是一个方向，它在一个湖边上。湖很大，大得举世闻名，但我不说它是什么湖。我不说是因为我自卑。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哪里人，我们家在哪座城市。
八里铺垦殖厂的职工大多是劳改释放人员，也就是被我们那儿的人称之为“劳改犯”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开垦湖边滩地，以农业为主，兼以捕捞和养殖。对于这个垦殖场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就李玖妍而言，这个垦殖场或许就是个生产队，跟潭底大队沙口生产小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这儿的小队长不叫小队长，而是叫排长。再就是她住的地方也不一样，叫营房。她所在的营房是一排简易平房中的一间，大约十几个平方米，摆了四张双层架子床，她在进门靠右手那张床的上铺，她的下铺是个三十多岁的矮个子女人，叫董明芳。李玖妍在那张上铺上待了大约四个多月，也就是在那年的腊月，这个睡下铺的董明芳和一个男人将一辆拖拉机卸了斗，光开着一个机头，把李玖妍和她的被褥、上海牌旅行袋都送回来了。李玖妍两只手被纱布包裹着，手臂肿得乌青透明。
我们都有点惊愕，不知道怎么回事。董明芳四下里一打量，便朝我爸妈努努嘴，把我爸妈带到厨房去了。董明芳是要背着李玖妍跟我爸妈说话，但她却像站在大风中说话似的，嗓门那么大，就是个聋子，也应该听见了。
董明芳说：“我叫董明芳，情况是这样的，起初她刚来，别人又不熟悉她，她又不大说话，不跟人交往，人家也捉摸不到她的心思；大家在一起又是乱开玩笑惯了的，不开点玩笑怎么办呢？眼前除了湖滩还是湖滩，一年到头都是风，没一点遮拦的，刮起来呜呜叫，我们都笑自己，被吹干了，没水了。开点玩笑嘛，日子不过得快一点？大家就笑她一定是动了春心了，在想老公了。那时是在割禾，都是垦出来的湖田，无边无际的，人就像陷在里面，可是这里才说呢，她那里就把镰刀往手腕上割，还好没伤到动脉。大家以为真说到了她的心思，她是心思乱了才割到手的，以后就老开她的玩笑，还说垦殖场子弟学校的陈老师正托人说媒，我们就把你说给他吧！没想到这话传到那个陈老师耳朵里去了，他特意拦住我们说，你们以后少拿李玖妍开我的玩笑，一个破货，还戴一顶‘现行’帽子，我跌到了头？当时她就在我旁边，全听到了。晚上我就被她吵得睡不着了，她左一个翻身右一个翻身，我本来睡觉就不好，半夜里，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她扯到外面，问她辗来辗去干什么？她不说话。风又大，月光落在地上跟霜一样，我站不住了，刚抬脚想回去，忽然听到她说，不是说我改造好了吗？怎么我还戴着‘帽子’？我被她说愣了。我说你以为？她说原来是这样！就这么一句话，她反复地说，跟念经一样，把我吓住了，我说行啦行啦，我不说你了，快爬到床上去吧！第二天我就跟我们排长汇报了，我们排长找她谈了，又把我叫去，说这个人脑子有病，怕是个累赘，你是老职工，你多注意点。可是我怎么能时刻注意她呢？那天去打开水，水瓶满了都不知道，把脚烫到了；脚刚好一点，安排她打谷子，她拿禾棵子使劲按在打谷机的滚齿上，结果把手指头打断了，不是我扯她一把，更不得了。现在手术是做了，在我们总场医院做的，接是接上去了，只是不知道接得怎么样，还能不能复原？”
那董明芳在厨房里说话，李玖妍低着头坐在外面。董明芳说：“我跟她上下铺，对她了解些，我来也就是专为说这些话的。”
那个男人坐在外面喝茶，男人也是一张黑糙的脸。我爸中途从厨房里出来了，坐在那里陪男人喝茶，时不时地看一眼李玖妍。后来他们走，我爸妈送他们出去。他们叮嘱我爸妈，要给李玖妍勤打针勤换药，同时又建议最好给她治治脑子。董明芳说：“我刚才的话很要紧的，你们要当心些。场里领导也说了，叫她好好养伤，伤好了也暂时别回去了，场里人手紧，怕对她照顾不到，就在家里休养一阵子吧。”我爸问：“休养多久？她还要不要回去呢？”那男人用指头点点自己的脑子，说：“这个样子回去干什么呢？”
我爸天天带李玖妍到区医院去打针换药，顺便带她到精神科看了看，人家给她开了药，白色的，比衬衫纽扣小一点，比老鼠屎大一点。我爸拿了药，想想又去问医生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医生见李玖妍跟在他旁边，便朝他眨眨眼睛，说你说什么情况？不是开了药吗？
因为两只手都不能动，我妈侍候了她一个月，吃喝拉撒，洗脸洗脚，包括穿衣服，都是我妈。这期间还有一个春节，虽说乡下的亲戚和城里的亲戚都不走往了，但毕竟还是春节，老鼠街人常说假忙三十夜，总归要比平时忙些，我觉得我妈都快累瘫了。一个月以后李玖妍手上没有纱布了，她的指头可以动弹了，不能伸直，但可以蜷曲。原来她只是左手的指头伸不直，现在好了，两只手都一样了。
我爸妈拿不准她的脑子到底怎样了，两个人商量，要不还是带她到精神病院去看看吧，若是查不出什么，最好还是叫她回八里铺去。他们带李玖妍搭七路车去了东郊，在市精神病院给她做了个检查，具体怎么检查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检查结果，“没有明显症状”，“精神恍惚”，这算个什么结果呢？于是我爸又去找区医院精神科的那位医生，医生说你都有检查结果了，还找我干什么？我爸就说好话，我这不是只信你吗？虽说把医生脸上说得有些缓和了，但人家也只是再给他开了一些白色的药丸。
一天晚上，吃饭时，我妈对李玖妍说，要不，我们还是回场里去吧？李玖妍似乎点了头。第二天我爸妈分别在单位上请了假，拿着那张精神病院的检查结果和一些白色的药丸，还有那只上海牌旅行袋和被褥，带她到汽车站去搭车，亲自送她去了八里铺垦殖场。他们是一大早去的，回来时很晚，这一天的饭都是我做的，烧出了一层厚厚的黑锅巴。因为要早点回家做饭，我师傅秃顶老宋很不高兴，一天都垮着脸，撅着嘴。
这一次李玖妍只在八里铺垦殖场待了三天，又被人家送回来了。送她回来的除了茄子脸董明芳，还有那个男人和另外几个人，但这回不是一个拖拉机头，而是一台拖拉机，他们说是来买水泵的，顺便把李玖妍送回来。这回董明芳没多说话，只和我爸妈打了个招呼，说话的是上回来过的那个方脸大腮帮的男人。男人沉着脸说：“你们还问为什么？我们领导很生气，说她的情况我们不清楚？把困难推给国家？领导还交代说，我们这是对她负责，你们做家长的更要把责任担起来。”
现在李玖妍只能待在家里了。开始我们还没什么感觉，时间一长，我们就觉得我们家的日子好像停住了，走不动了。我爸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觉得日子不能停住，日子应该像一只齿轮，应该一格一格地往前走。可是日子怎样才能走起来呢？他们觉得应该给李玖妍找点事情做做，否则她除了吃那些药，整天待着干什么呢？她有点事情在手上做做，起码让人觉得这日子还在过。他们便安排她糊火柴盒。除了糊火柴盒，他们也找不到别的事情给她做。火柴厂在红旗路那边，靠着河，这一带有不少人都在给他们糊火柴盒，比如眯眼子吴爱国。可是她很笨，把火柴盒糊得东倒西歪，怎么看都不像一只火柴盒，有时候还莫名其妙地把几张图片糊到一只盒子上。
她糊坏了火柴盒还在其次，还可以理解为她断过的指头不灵活，一张图片没糊好，再糊一张也情有可原，关键是她躲在房间里写东西。起初我们不知道她在写东西，那天李文革说他的钢笔不见了，谁都没想到会是她拿了。她不但拿了李文革的钢笔，还拿了李文革的作业本。那天晚上，我们家的《毛主席去安源》突然掉下一只角，我妈想拿她的刷子和糨糊用一下，推门进去，才发现李文革那支钢笔捏在她手上，而那本新作业本已经被她用掉了一大半。我妈把作业本拿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小声问她：“你想干什么？你不好好糊火柴盒，躲在房里写这个？你还翻得动这件事？你积点德吧，啊？！”我妈又压着喉咙叫我爸：“李德民李德民！你过来！快过来！你来看看她在干什么！”我和李文革也探头往那里看，我妈厉声说：“远一些哈！”我爸刚进门，我妈又低声呵斥他：“你怎么不关门呢？把门关上！”
我爸关上门后，我们听到的还是我妈急慌慌的声音：“你看起来老实，是人是鬼你都怕，原来你是假象啊？你还怕拖累得我们不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说说！”李玖妍好像说了一句什么，声音太小，我们没听清。但我爸妈似乎听清了，他们说什么什么？然后不知道谁轻轻拍了一下桌子。我妈激动起来了：“你听听！到今天还没有一点认识，你到底是幼稚还是有病？你现在是个什么身份？你都掉到坑里去了你还想翻身？你怎么不替这个家想一想，替你弟弟想一想……你知道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们哪里是在过日子呀，我们是在过难哪！这几年我们都是在过难哪！”我妈把自己说哭了，哭了几声，忽然把门打开了，喊我和李文革：“兵子，革子，你们也进来！”我爸赶忙伸手过来，重新把门关上，说：“亚蓉，你别激动好不好！”我妈哭着说：“我怎么不激动？她要让大家过不成哪！叫兵子革子都来，开个家庭会，大家都发言，看看这样的人要怎样监督她才好！”
我和李文革面面相觑。但我爸不准我们进去，他出来给我妈拿毛巾时，板着脸对我们说：“你们两个不准进去哈！”他从脸盆架上抓过毛巾，准备抬脚进去时，又对我说：“兵子你别守在这里，带革子到巷子里去玩，听到没有？”
我说：“李文革，听到了吗，去找人弹酒瓶盖玩！”
李文革骂我：“死拐子兵！”
我听到我爸在说话：“李玖妍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在家里没人监督管制你，你要知道，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要受到监督管制的，在家里就是我们监督你管制你，我们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你只能老老实实糊火柴盒，尽量把火柴盒糊好……”
那天他们弄到很晚，从七点多到近十点，将近三个钟头。不知道最后李玖妍是怎么表示的。后来他们出来时，我妈拿着毛巾和作业本，我爸则拿着那支钢笔。
我妈把作业本翻开，把后面几张没写字的纸撕下来给李文革时，我看见了李玖妍的字，写的什么没看清，但那些字让我吃了一惊。那些字都是歪东倒西的，鸡爪子似的，跟她以前的字有天壤之别。看来她的指头已经不会写字了，字从她指头上跑掉了。
那些歪东倒西的字被我妈拿到厨房里烧掉了。
李文革拿着失而复得的钢笔，拧开笔帽，在我妈撕下来的纸上画了几道波浪线。他发现笔尖不滑了，会挂纸了，气得把笔一扔，眼泪都出来了，冲着那扇门骂：“小偷！不要脸！”我爸“咄”一声，朝他扬起一只巴掌，哑着喉咙说：“不准再说了哈！”
经过我爸妈这天晚上三个钟头的集中“监督管制”和平时的零敲碎打之后，李玖妍有些变化了，她的变化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她的胃。从八里铺回家后，她吃饭也不算少，但远不如刚从枣树沟回来时那么厉害，那么凶，那么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被“监督管制”后，她渐渐地又专心致志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专心致志，有一天我们发现，她又跟刚从枣树沟回来时那样凶狠地吃饭了。现在我妈最难受的一件事，恐怕就是看她吃饭。她吃得我妈心惊肉跳。她吃饭时发出的那些声音我妈也不敢听，我妈干脆盛一点饭躲在厨房里吃。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厨房里又放着一只煤炉，除了热，味道还重。我妈吃饭简直是受罪，一边吃一边出蔫汗，还要一边为粮食发愁。我们家户口簿上只有四个人，粮折子上也是四个人，每个月总共七十几斤的粮食定量，因为精打细算，到月底我妈总能抠出一斤半斤的，换成粮票存起来。现在多了一个这么能吃又没有粮折子的李玖妍，无论我妈如何算计，粮食都是一个问题。不到一个星期，我妈存的那点粮票就所剩无几了，她不知道拿什么来填这个窟窿。虽然听说有黑市，可黑市在哪里，黑到什么地步，怎么进去，怎么交易，什么价钱，她完全不清楚。她到菜场去买菜时，很想找人打听打听，可见了谁她都不放心，都生怕人家会检举她。粮食是统购统销物资，私买私卖就是破坏统购统销，她不敢轻易冒这个险。她被粮食愁得没有办法了。
有一天熊大头来了，她就跟他打听怎样可以买到粮食？结果熊大头给她从乡下扛来了一袋早米。熊大头像一个有经验的米贩子，他用一件破衣服包着米袋子，晚上夹着米袋子溜到我们家里。他对我妈说，这是他从乡亲们那里凑的，都是人家的口粮，是人家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我妈问他多少钱一斤，他说他跟人家说好了，一块钱一斤。
我妈通过熊大头买了几次早米，都是一块钱一斤。粮店里的早米大约是一毛四左右，晚米贵一两分钱，肉是七毛六，熊大头的米价却翻了好几倍，比肉还贵。但粮店是粮店，黑市是黑市，不贵怎么叫黑市呢，所以我妈不好说贵。再说她也没去过黑市，对行情一无所知，贵贱只能听熊大头的。在我妈那里，黑市就是熊大头。还好熊大头只说一块钱一斤，假如他要两块钱一斤，我妈也说不出什么，只能老老实实掏钱。
后来熊大头还叫他老婆水香给我们家送过两次早米，一次十斤，一次十五斤，也都是一块钱一斤。以前我爸还一天吃一个小肉饼汤，现在是吃不起了。水香第二次送米来时，我妈很为难，她叫水香以后不要再送了。她对水香说：“我真是吃不起了，就是这十五斤米我还想跟你打个商量，我不想全要，只留下一半行不行？”水香倒爽快，她说：“表姐你看你，不就是钱紧一点吗，我是谁你是谁？还怕你不给我？都留下来，等你手头上松了再给我就是。”我妈忽然问：“你能帮我买到红薯吗？”
水香说：“红薯啊？那是我们乡下人吃的东西啊。”我妈说：“怎么是乡下人吃的，我们就吃不得？我们都爱吃它呢。”水香说：“那好那好，红薯嘛，我给你买就是。”
于是水香又给我妈送过几次红薯。就像以前李玖妍说金竹的沙口村人吃红薯放屁一样，我们家也是一天到晚臭烘烘的。为了不在别人面前乱放屁，我们一般是晚上吃红薯，要放屁也是躺在床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