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消说我爸又修理了我一顿。“你还会耍流氓？……你怎么耍的流氓？”他一边打一边问。大约上回我咬陈光辉时他还没打够，而我妈这回也不拦他，她肯定是觉得这孩子该打。从派出所出来她就没跟我说一句话，她把我远远地甩在后面，一个人闷着头往前走。我挨打时她坐在小竹椅上，脸朝着门外，好像眼前发生的暴力事件与她一点不相干。我听见我头上发出类似敲洋铁皮的哐哐声，眼前飞起了许多小星星，金灿灿的一大片。到后来我爸不耐烦了，不戳炮栗子了，一个大巴掌使劲地掼过来，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的耳朵哐呜哐呜地响着，就像水面上的波纹一样，一圈圈地大起来，大到没有一点声音了（后来我知道这叫大音希声），然后我的鼻花又流出来了，起初是一点，接着是两点，三点，再往后就连成一条线了。鼻花涌出来的时候鼻孔里热乎乎的。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鼻花落下去。
我爸不看我的鼻花，他毫无人道地说：“别以为流了几滴鼻花我就会放过你，你跟外人不是什么都会说的吗？怎么在家里反而不说呢，莫非一定要当着外人你才肯说？今天不说我看你过不过得去，我看你挨不挨得过明天！”
丢下这句话，我爸就匆匆地走了。他是抽空修理我的。他很忙。从新洲回来，副食品公司的周师傅就叫他去给人家打家具了。周师傅神通广大，给他介绍的都是一些干部。他像开肉票一样，给我爸写一张纸条子，他的纸条子都带着一股肥嘟嘟的猪油味，我爸便拿着这张纸条子去找人家，说是周师傅叫来的。我爸做完了这一家，周师傅又给他一张纸条子。我爸就没有一点空余时间了，他把上班以外的时间全用上了。他就像一只陀螺，被一根看不见的鞭子抽着，越转越快，越转越急。下班后匆匆吃饭，吃了饭便往人家家里赶，近的走路，远的骑车，晚上十二点左右回家。回家后吃药，或者既吃药又吃肉饼汤。如果他十二点以前回家，我妈也碰巧没轮到在电影院把门，就会很贤惠地一边打毛线一边等他，过了十二点，实在等不住了，便把药和肉饼汤都给他坐在鼎罐里，他回家后自己端出来吃。他坐在饭桌上，背对着我睡觉的竹床，先咕嘟咕嘟地吃药，再吃肉饼，最后喝汤。有时候我被他吵醒了，便看见他身上和头上都挂着刨花和木屑。
他不光给人家打家具，还主动提出来要给人家划玻璃和做镜子，还给人家上生漆。他把全套都做了，把他的手艺一点不剩地都用上了。他的皮肤不好，尤其对生漆敏感，每回给人家漆完一套家具，立刻全身红肿，肿得厉害时脑袋像个笆斗，脸像个脸盆，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肿了又消，消了又肿。但他却不肯停下来。他还把他的救命恩人熊大头也扯上了，求熊大头用板车去给人家拖木头。熊大头说老子认得他是谁呀，要老子给他拖！我爸说你不是帮他，而是帮我。熊大头却不过面子，但干活时总是黑着脸骂骂咧咧的。我爸和他从东门码头给人家把木头拖到楼下，又一根根给人家扛上楼去。见我爸扛得龇牙咧嘴的，熊大头便把木头从他肩上抢下来，说算了，我帮人帮到底，我一个人扛吧。扛完了木头，我爸要请他喝两毛钱一瓶的橘子汽水，他说喝什么汽水，哪天喝酒！
熊大头扛了木头就要喝酒，我爸才不敢大包大揽，连木头都要给人家拖了。
我爸得到的好处就是街道上或单位上开批判大会时尽量不叫他站台子。他和我妈都不站。打家具和站台子有什么相干呢？从家具到干部，又从干部到站不站台子，我不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关联的。但事实就是那样，他给人打了家具，然后除非是有上级领导来参加的重大批判大会，平常无论是在街道还是单位，他们基本上就不怎么站台子了。
我不懂我爸—还有我妈，她特别支持他给人家打家具—怎么那么怕站台子？他那么拼死拼活就是为了人家不叫他们站台子，到底值不值？站台子又不是专门批斗你，你也不值得人家专门批斗，人家只不过叫你配合一下，象征性地站一站，比给人家打家具轻松多了，有什么呢？
我爸还有一件让我搞不懂的事，那就是他每做完一家，都要像留宝贝似的把那张纸条留下来，就好像它们是粮票或布票。那些纸条现在还在，那么厚厚的一叠，都泛黄了，用一根橡皮筋箍住，放在一只长方形的金边铁皮盒子里。那只铁皮盒子大约是四九年以前的东西，锈迹斑斑了，但印在盒盖上的一个西洋美人还清晰可见。我曾不止一次地翻过那些纸条，我觉得一张纸条就是一堆木头，当然，也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干部。我爸能活到今天是很出人意料的，他变成了一只专吃木头的虫子，从一座大山似的木头堆里钻出来，居然活过了我妈，活过了周师傅，也活过了被周师傅写在纸条上的一些人，到底是为什么？一个病怏怏的人居然可以活得这么有韧性，确实令人费解。是否跟他变成了一条钻木头的虫子有关呢？如果真是这样，他要感谢周师傅。周师傅也确实没有亏待我们，帮了我们家不少忙，在我二十九岁多快三十的时候，又给我介绍了我老婆张海棠。
说到我老婆张海棠，我要特别感谢周师傅。周师傅对我说，张海棠是他一个朋友的乡下外甥女，如果不是眼睛稍稍有点破败，简直赛似天仙。他在张海棠面前也吹我，把我吹得天花乱坠，说我身残志坚，不但自食其力，还干出了一番大事业。说到张海棠的左眼时，他也抄袭费伯娘的故事，可见费伯娘的故事流传之广。不过他做了一点小改动，他不说茅草蔸，而是说蒿梗子。他说张海棠的左眼是小时候摔了一跤，被一截蒿梗子戳了一下，不用心是看不出来的。反正乡下地方，多的是蒿梗子或茅草蔸，就等着戳这些有点破败的女孩子。不过等我见了张海棠，还是一眼就看出来，周师傅的话说过头了，张海棠的眼睛不是“稍稍有点破败”，而是有一只“狗眼珠子”。当然后来我也知道了，她的左眼根本就不关蒿梗子的事，戳瞎她左眼的是一只破碗，摔那只破碗的小伙子叫七罗汉，跟她睡过几次，可不知为什么又闹翻了，而且不是一般的闹翻，那个七罗汉抄起窗台上一只当猫盆用的破瓷碗摔她，她头一偏躲过去了，但溅起的碎瓷片却把她的眼珠子戳破了。因为蓄意伤人，七罗汉被判了三年，还赔了她一只“狗眼珠子”。在她家乡那一带，不把假眼叫假眼，而是叫“狗眼珠子”，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剜了一只狗眼塞在她的眼眶里。我跟她结婚时，她的“狗眼珠子”才安了一年，说实话，“狗眼珠子”确实不好看，像个黑白两色的塑料球。不过我还是很满意，她比我小九岁，身高一米六六，长圆脸，腰身跟丁珠玉主任有一比，整体看起来相当有味道，如果不是破了相，我是无论如何娶不到她的。她父母还有些古板，不放心，由周师傅领到城里来相亲，见了我的豆芽腿，立马面呈难色。两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当着我的面不好说什么，只是把像泥土一样的脸皱得紧巴巴的。背了我，他们对周师傅说：“是不是残得太厉害了一点？”周师傅问他们：“你们怕他跟你们一样，也要种田吧？”他们说那当然不是。周师傅又问：“知道城里人靠什么挣钱吗？”他们回答不上来，周师傅说：“难怪！”周师傅便点拨他们：“脑子，知道吧？城里人靠的是脑子，不靠腿，腿没用的，多余。你看我有腿吧，可是我不如他，因为我没脑子。”
晚上我一直看着自己的鼻花，可是看着看着就看不清了，我的鼻花变得糊糊涂涂的了，好像不是在落下去，而是在往上飞。我感到我妈走过来了，她晃啊晃的，像个飘着的影子。她用手托住了我的下巴，把我的脑袋往后仰。我还听到她在说话，她像是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对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争气呀？你倒是仰着头呀，你就低着头让它这样流，不怕会流死你呀！你怎么啦你……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后面的话我听不见了，我觉得我一点点浮起来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又听见她在说话，她说好了好了，醒过来了。我看见了她，还看见了我爸。我爸头上有几片刨花，刨花有一股木香气……他们离我很近，他们的脸显得很大，脸色都很重，黑黑的。接着他们就开始分工，一个扶着我，一个端着碗，用调羹给我喂肉饼汤。我心里知道，肉饼汤是给我爸吃的，我就闭紧嘴巴，坚决不吃。我妈叫我张嘴，她像哄三岁的孩子似的，张着嘴说，啊，啊啊。我记忆中她好像从没对我这么“啊啊”过，现在她这么轻轻一“啊”，我就受不了了，乖乖地把嘴张开了。
这以后我就落了个小流氓的名声。
我也没有再去过羊角巷了。我为什么不去羊角巷呢？按理说我都是小流氓了，我还怕什么？谁敢惹流氓呢，小流氓也是流氓，也不好惹。可我还是怕。我毕竟不是个真流氓，没有人家那种气势。再说去了也是白去，据小鸡公说，在羊角巷里已经看不到詹少银了，詹少银连元宵节都没在家里过，就打起背包去了八里铺船舶修造厂，住到厂里去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不回家。他爸妈都埋怨他，说这孩子当兵当出毛病来了，好像跟家里有仇似的，家里到处都长了刺，容不得他了。
八里铺船舶修造厂在郊区，沿东门外大河向西，再向北，坐公共汽车有二十一站。我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因为公共汽车太挤，我没法靠一只凳子爬上去。不等我靠近车门，我就被人挤倒了，而车子早就一溜烟地跑掉了。假如让我撑着凳子去八里铺呢，那么我一定要带上至少三天的干粮，一定要背一个水壶，然后风餐露宿星夜兼程。
我想来想去，只能写信了，便躲着我爸妈给詹少银写了一封信。我说詹少银同志，那天你站在红旗路五交化门市部门口干什么呢？看见我你又跑什么呢？后来我到羊角巷去找你，你妹妹又把我当成了小流氓，你爸爸还把我送进派出所。我怎么会是小流氓呢？你到过我们家里，你认识我的，是不是？我找你又不是要跟你打架，再说我是一个残疾，想打也打不过你。我就是想问问你，我姐姐给你写信时真说了反动话吗？她真是反革命吗？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希望你能回答我。我还告诉詹少银，这是我个人问他，跟我家里没关系的。我叫他不要把信回到老鼠街，而是回到红旗路中学初三（三）班。最后我向他致以一个崇高的革命敬礼，落款是“李玖妍之弟李文兵”。我在我妈的五斗桌抽屉里偷了一毛钱，买了一张邮票和一个信封，把信寄到八里铺船舶修造厂去了。我左等右等，足足等了半个学期，始终没有等到詹少银的回信。
我做梦也没想到詹少银会来找我。那天傍晚―季节好像是初夏―我撑着凳子从学校回家，走到五交化门市部门口，我突然愣住了，我看见詹少银朝我走过来。五交化门市部那一段路上的洋枫长得很好，街边被浓密的树叶子遮得昏昏暗暗的。我撑在凳子上，看着一步步走过来的似是而非的詹少银，心想这个人是谁呢？他走到我面前，忽然朝我笑了一下，然后他对我说：“李文兵，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心里就突突地跳起来。我感到手心里冰凉。我咽下一口唾沫，对他说：“你好。”他又笑了一下，笑得比刚才还充分些。我看见他的牙齿整齐而结实。他说：“你好。”他说着蹲下来。他的脸离我这么近，我不但看见了他嘴唇和腮帮上灰青的胡茬子，还闻到了一股不浓不淡的汗味。我觉得他的汗味很好闻。可是我还是恍惚着，我想上次就在这里，那个跑掉的詹少银是谁呢，会是这个詹少银吗？他信都不肯回一封，怎么还会来见我呢？我是不是在做梦呢？我用一只手撑住身子，用另一只手掐这只手背。
他看见我掐自己，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笑，说：“你大约误会我了，你写给我的信我也是才收到的，我从八里铺调回来都快小半年了，信是人家转过来的。”
我说：“上次那个从这里跑掉的人是你吗？”他点点头，很诚实地说：“是我。”
可是，见了我他为什么要跑呢？他说是这样的：按理他是不应该跑的，他本来就是想去我们家里看看的，可是走到巷子口上，他实在是迈不开步了，毕竟有感情在那里，他又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心想自己一个人痛苦就行了，何必让我们一家人也痛苦呢。俗话说人怕当面，原来人不是做了亏心事才怕当面的，他做了什么亏心事呢？还是感情哪。他一想到要跟我们一家人当面，要眼睛对眼睛，他就犹豫了。他怎么忍心当着我爸妈的面，看着他们的眼睛，把那样的情况说给他们听呢？再怎么说他们也还是伤心哪。他正这样想着，忽然听到我冷不丁地喊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干脆撒腿跑掉算了。他说我这么说你应该懂的，我看了你的信，感觉你不像这个年龄的人，你很懂事，比跟你一般大的人懂事多了，所以我就决定跟你谈一谈。他抬起手腕看看表，说我已经等了你差不多有一刻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