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夫郑佑之虽然常常给赵一曼寄来进步书刊和书信（他甚至弄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绝密”资料），并鼓励她到外面去求学，但也不希望她操之过急。他在一封信里是这样说的：“不要灰心，不要怄气，不忙逃走。”
赵一曼非常喜欢大姐夫教给她唱的那首《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在赵一曼的影响下，二姐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姐出嫁的村子曾家湾，离白杨嘴不远，赵一曼经常一个人穿过一片阴森森的树林去找二姐。开始还有点害怕，一害怕就疾速奔跑起来。后来她胆子就大起来了，可以从容不迫地穿过树林。她们经常见面。团结在她们周围的青年女子越来越多。第二年七月，白杨嘴建立了团支部，赵一曼当了支部书记。这可以理解为众望所归，也可以理解为，当时很多人其实对革命还抱着观望的态度，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让许多人学会了明哲保身，而害怕“枪打出头鸟”。
赵一曼才不管那么多。她了解大家的心理，也充分理解。除了自己看书读报，她还经常主动去跟其他妇女谈家常，或帮她们干活。她已经战胜了那个“小我”，跟许许多多的女人的痛苦相比，她的那点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有更多的姐妹向她倾诉了不幸，她们是那么的绝望无助。一个大胆的想法忽然冒了出来：她要像大姐夫讲的那些革命家那样，也成立一个组织，一个专门为受压迫吃苦的女同胞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组织。她跟二姐商量好了，就叫“妇女解放同盟会”。她写信告诉了大姐夫，他也很赞成。这时，由于大姐夫经常帮助赵一曼，鼓励她读书求学，大哥恼羞成怒，不许大姐夫上门。她和大姐夫只能书信联系。
然而，要在封建思想统治了几千年的地方组织妇女成立社团，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赵一曼和二姐商量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充分利用附近几个吃长斋的妇女。一是因为这些人四处化缘行动方便，二是因为农村里很多妇女对她们很信任，这样便于宣传。赵一曼通过她们，告诉大家要团结起来，争取男女平等，争取与男子同受教育的权利，争取不受公婆与丈夫的打骂虐待……由于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妇女同盟会得到的拥护越来越多，许多妇女由观望到逐渐靠拢、加入进来，成为与赵一曼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就这样，1924年12月24日，“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当选为会长，白花场的曾大姐当选为副会长。赵一曼任文书，实际负责全部会务工作。这个会不管是年老还是年轻的妇女都可以参加，入了会通过进行各种活动，进一步提高妇女的觉悟，然后发展年轻的、表现积极的、思想进步的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妇女解放同盟会成立这天，来了许多人。大家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赵一曼噌地跃上会台，第一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开始了演讲：
“姐妹们，我们妇女从古至今还是有许多能人的，只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我们才没有得到解放。过去让我们妇女讲‘三从四德’，什么‘三从四德’呀，纯粹是给我们妇女戴的枷锁！在家从父，这且不谈，父死还要从兄；出嫁从夫！我们只能说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平等，应当互敬互助互爱，古人还提什么相敬如宾呢，为什么女的一定要从男呢？还有一条，姐妹们，夫死还要从子哩！这是把我们妇女当人看待吗？”
“姐妹们，我们要坚决反对‘三从四德’！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制度！”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妇女解放同盟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会员也很快发展到了180多人。在大姐夫的帮助下，赵一曼她们还在白花场办了一所义务学校，专收女孩子和成年妇女上学，教她们识字学文化，独立自主地做人，做有尊严、有个性、有主见的人。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妇女解放同盟会”、“女子义务学校”如同春天里的惊雷，让当地的封建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纠集起来，雇佣打手和地痞流氓，经常到学校里来闹事。就是赵一曼自己，也再次遇到了来自家庭的阻挠，以大哥李席儒为首的李氏家族，以“大逆不道”“伤风败俗”为由，对她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族上的几位长辈，对李席儒说：
“我们李家一向安分守己，从来没做过犯上作乱、扰乱法治的事。你家幺妹子小小年纪，不守闺房，不讲礼仪，到处乱闯，真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啊！”
“女孩子家脚也不裹，耳也不穿，一天到晚疯疯癫癫，不干正经事，实在太不像话了！”
“这样下去迟早是要惹祸的！古语说得好，男大要当婚，女大不中留。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快给她找个婆家让她嫁出去，让她早点走上正道！”
大哥在族人的鼓动下，决定马上给赵一曼找个“合适”的婆家。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许多垂涎赵一曼秀色的男人蠢蠢欲动。可一想到赵一曼的倔强和泼辣，又犹豫了。
媒人几次上门来议亲，终于被赵一曼发现了。现在，她决不是任人摆布的女子。她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她应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人摆布，任人宰割。
当媒婆再次出现时，她拿起一根竹扁担横在门口，说，若是再见媒婆上门，可别怪她不客气。
吓跑了媒婆，赵一曼跟大哥说：“以前，婚姻大事是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现在不是这样了。我结不结婚，跟谁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自己做主，大哥你就别操心了！如果你怕我干革命连累你们，那好，请你把我的嫁妆钱给我，让我进城去读书，也让你们耳根清净。”
大哥哪会这样便宜了她，他说：“不嫁人，还想去读书，你做梦啊！”
无论赵一曼怎么要求，大哥就是不理。
冷静下来，赵一曼也明白了，大哥他们是不会让自己到外面去上学的。一天，她在大姐夫给她的《妇女周刊》上看到有“疑难问题解答”这样一个栏目，不禁心里一动，心想何不把自己的遭遇和呼吁写下来，以向大哥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家长来控诉呢？她很快写了一篇《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文章，署名李一超寄给了上海的《妇女周报》。
《妇女周报》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1923年8月23日创刊。后来成为中央妇女委员会的机关报。该刊物前身为《妇女评论》。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向警予等先后任主编。该刊物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引导妇女投身于国民革命。赵一曼在文章中写道：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
近数载以来，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我将我的聋耳掏空，细细一听，岂不是唱的“社交公开”“平等自由”么？我到这个期间，已经觉悟了。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
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要拿什么八出（去）七出（去）之中加一条不顺兄长出（去），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可怜我们许多女子还深深被压迫在旧社会制度之下，受那黑暗的痛苦呵！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
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我屡次求他送我读书，他不但不送我读书，而且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说什么“女校风气不好”，“多数女生在学内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等等的话来阻挡我的去路。
全世界的姊妹们啊！封建家庭太把我们女子的人格看轻了！难道各个女生都私自怀胎的么？就算女生偷人怀胎，比他们男子的嫖赌，又下流了许多？所以我听到这里，就极为不平，就极力驳回我的大哥说：女校发生这种事情，不能怪学生，当兼怪办学的人员，尤其是男职教员。怪他们不改良教育，不使学生自觉。假如学生有了觉悟，那决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同胞姊妹们呀！他——家兄——不但不听我的话，他还似乎要打我一般。他又说什么“祖上的遗产不多，仅仅能敷家用，没有余钱送你读书”。
同胞的姊妹们呀！他说这话，自以为表面上是很好听的了，其实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他拿钱去夜嫖、日赌、烂吸洋烟，随意乱用。他要做的事，一思百行。对于我读书，却无一钱了。他不出钱，我求他拿我将来的陪奁钱拿出来给我读书，他都决意不肯。
唉！我说到这里也不知我心酸痛苦的眼泪滴了好多下来。我见他不肯拿陪奁钱出来，我就求我的文万二位姊姊帮我设法。我的文姊呢，她是主张自主的，她极愿帮助我的银钱。我的万姊呢，她不能帮助我的钱，她极力帮我说话。
我的同胞姊妹们呀！我多蒙我那二位良好的姊姊，事事为我，已引起了多厚（很多）的意见了！至于文姊帮我，叫我出来读书，我的哥哥家长呢，就是文姊出钱，他都不许我读呀！！他说纵然文姊出钱，可人不是文姊的，人是他的。
唉！我们女子是人，就不是那个的了吗，何以他说是他的呢。既是他的，他又不出钱使我上进？他简直把我当成奴隶货物了？当真我们女子不是人，当真是奴隶货物吗？应该拿给这些狼心狗肺的男人压迫吗？
同胞的姊妹们呀！世界上哪有如此可恶的杀人家长呀！他既不送我读书，我又求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里给我订购算学、英文、国语这三科的讲义，他不但不给我订购，而且还把我的志愿书都烧了。
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给我买讲义，我又求他给我订报：订报吗，他不但不出钱，就是亲友送我的，他都不许看呵！他说：“现在的书报，多的引坏一般青年的。”他又说我自看了现在的书报，就胡思乱想地要读书，唉！同胞姊妹们呀！他不要我读书，也就止了吗，他还要骂一些不忍听的话：骂我贱婢子，不宜好的，不讨尊贵的。说多少好话我都不听，专要学北京、上海那些不好的风俗。
同胞的姊妹们呀，读书就是不好的风俗？只有上海、北京才有吗？就是只有上海、北京才有，难道就学不得吗？读书既不是好风俗，又有什么风俗才是好风俗呢？唉！
同胞的姊妹们呀，自我先父去世以来整整七年了！这七年中，我并没过一天人的生活。我的家长，还骂我不服他，不该反抗他。骂我是无父的女子，该他管的，他管我得下，不由我乱想。又骂我不识时务。现在还有母亲，他看母亲的面，还百般的宽待我，假如母亲将来百年归世，他定要折磨死我。唉！我当真不识时务吗？他用这般杀人的手段来宽待我，我都全不知痛吗？
全世界的姊妹们呀，我现在似悬梁般的上下不得。我真要屈死在这无情的梁上了。唉！我实无法可施了。我的姊妹，她帮我想不出法了，不得已才求全世界的姊妹们，帮我设法！至于我现在呢，第一不要他出钱送我读书；第二不要他给我订报；单求他允许我出来读书。
同胞的姊妹们呀，说到我屡次的反抗，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我今将我求他、反抗他和他磨难我的经过，细写出来，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般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我第一次求他送我读书，他能说女校风气不好，不能送我读书，至于银钱，还在其次。二次我就托我的姊姊劝他，他就说近来几年银钱紧，必不能送读。三次我就向他要陪奁钱。要陪奁钱吗？他说除非是他死；他如不死，叫我不要乱想。四次我姊姊她们又回来劝他送我读书。唉！他哪里会承认送我读书。他不承认送读时候，姊姊就劝他每年出一半（钱），不足时由姊姊垫出。唉！莫说要他出一半，就是要他出一个子他都不干！姊姊见他不答应出钱，就要他拿我将来应得的陪奁钱出来。陪奁钱吗，他也一个都不肯出！姊姊见他一文不出，就说是这样吧，你不出钱不要紧，我们几家当姊妹的帮助她，我们送她去读要得么？他当时哑口无言，只得说：“只要你们疏财仗义，那么你们送就是了”。哪晓得过后他又想出几个难题，要姊姊担负。他说，第一离了我的家庭，就不管我的穿吃钱；第二要姊妹私自出钱送读，不要姊丈出钱；第三出门人的名誉要好，假使有不好的风声，他就惟姊是问；第四离了他的家庭，就不许入他的家庭；第五路途之上，要姊姊亲自护送。我姊姊呢，也算是胆气的，见他提出这几个自相冲突的难题，还是毫不畏惧的完全担负下来了。文姊既在哥哥名下负了完全责任以后，她就给我说，叫我准备行李，她自送我。于是行李也备齐了，轿子也请好了，只等学堂的考期一到，就去投考了。哪晓临到今年正月十四起身那天，他又反口要禁我出家门了。我的家族吗，完全宗族家守旧派，没一个帮我说话的人。他们尽是说我不是。有些说“女子读书是挺坏的事”，有些说“女子读书无用”。唉！同胞的姊妹们呀，我走到这步田地，真是要死不生了。除了终日拿眼泪洗脸以外，更无别法了。本来他磨我那些难题，我并不怕，奈何他不许我出门，我就没法了！
亲爱的姊妹们呀，说来真是可恨可痛到极点了！我现在呢，实在动弹不得，自身无主了。我本未字人，而且立誓终身（业已通过家族的）不字的。他——家长哥哥——却又要用一种卑劣的手段，逼我出阁了（此时他既未实行我也不便宣布）。务望亲爱的同志，援助我，替我做主呀！……
这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压迫、残害妇女极恶罪行的檄文，是一篇向旧思想、旧礼教的挑战书。文章给了封建家庭与封建思想强有力的一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赵一曼收到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声援信件。经过一系列事件的洗礼，她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她的思想更加成熟，革命意志也越发坚定。
1926年春节临近的时候，好消息传来，大姐夫郑佑之终于落实好了赵一曼到宜宾去读书的事情。她决定从家里逃走，冲破罗网。临走前，她与母亲告别，母亲泪流满面，舍不得她走。那晚，她与母亲谈到妇女的苦难，谈到世道的黑暗，谈到许许多多像母亲这样的女人的逆来顺受。她哭，母亲也哭。正月初五那天，晴，赵一曼按照与二姐商量好的时间，趁哥嫂不在家时偷偷来到曾家湾，由二姐和二姐夫把她送到宜宾城里，交给大姐夫郑佑之。通过考试，她成为宜宾女子中学的插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