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没有武装力量。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前，东北地区甚至没有统一的中共党组织。“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三道街48号，由陈为人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40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沈阳（当时叫奉天），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会议并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的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1931年9月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1931年9月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931年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下，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包围下，自发地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揭竿而起。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一时的抗日民族英雄。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也都纷纷举起抗日义旗，同义勇军以血肉之躯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30多万人。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的领导人物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拼，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 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与协助义勇军斗争的同时，就注重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委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等人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巴彦、磐石、海龙、延吉、珲春、汪清、安图、和龙、珠河、密山、宁河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救国游击军、绥宁反日同盟军等，利用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从1932年1月到1933年9月，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战斗风格，活跃在抗日的战场上，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密切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英勇顽强、勇于献身，使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人民，从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之所在。
珠河县（今尚志市）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它因为濒临乌珠河而得名，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张广才岭西麓。东界海林市，西邻阿城市，南与五常市接壤，北与延寿、方正、宾县相连接。珠河县是哈尔滨市东部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的地区，是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好地方。1933年，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赵尚志、李兆麟在这里组织起珠河游击队，活跃在石头河子、枝子屋、青龙宫，队伍扩大后，以珠河、方正、五常、延寿、宾县、苇河等地为游击区，打击日寇，在哈东一带的影响日益扩大。
1934年初，珠河游击队与“青林”、“爱民”、“北来”、“七友”、“好友”等十多个义勇军首领，在铁道北的半截河举行联合军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提出的抗日救国号召，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决定在哈东地区向日伪军展开新的攻势。队伍很快打进宾州、五常城，扫荡了一批批敌伪据点，游击区发展到铁道北，并以侯林乡为中心推进到珠河周围。
1934年7月，赵一曼化装成一个农村妇女，穿一件蓝士林偏襟布衫，同医生张险涛和工人老魏登上了去珠河的火车。她拎着一个小藤箱，张险涛和老魏则拿着其他杂物。到了检查站，只见日伪军正在一个个严查路人，不少路人挨打或被拽走。赵一曼捋了一下发鬓，不慌不忙地走在前面，张险涛和老魏走在后头。敌人要赵一曼打开小藤箱检查，张险涛和老魏很紧张，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里面装着满洲省委的重要文件。箱子打开了，只见里面用报纸包着两条鱼，因为天气热，鱼发出了臭味。敌人捂着鼻子，赶快叫她“快走！快走！”。
刚到时，赵一曼担任了中共珠河县委常委、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的负责人。她在发动群众、建设和保卫珠河根据地、支援游击队打击敌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应该说，赵一曼对东北农村还是陌生的。那北满雪原上的大烟泡，老乡家好像能烙饼的热炕头，不但陌生，而且不适应。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是吃高粱米、苞谷面和包谷渣子，赵一曼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饭，饮食习惯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她依然不搞任何特殊化，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她有肺病，身体不好，可她有一种骨子里的刚硬。
三股流地处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的大山褶皱中，南面是滨绥铁路。它是珠河县南莽莽大山里，临界五常县的一个很小的村子，共两个自然屯。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坡坡岗岗之上，因三股小河在此汇成一股，再调头西去入大泥河而得名。这里交通闭塞，民风淳朴，满地的大豆、玉米和高粱。它是珠河中心县委机关、哈东支队司令部、农民委员会总会、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后方医院、反日青年训练班等机关和后方基地所在地。赵尚志和李兆麟也经常住在这里，并多次在附近沙家大院向群众发表讲话。整个游击区内，敌伪胆寒，土匪绝迹，加之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心抗日，坚决拥护共产党，同游击队结下了鱼水深情。甚至敌伪也不得不发出“珠河地区有共产王国之感”的哀叹。
赵一曼来到三股流根据地。她克服各种困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她一面在群众家里帮助妇女烧火做饭、看孩子、补衣服，一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很快把抗日妇女会组织起来，并领导妇女们给抗日游击队做军衣、军鞋，站岗放哨，送情报、运给养，支援游击队打仗。在珠河，妇女在抗日的过程中，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赵一曼还和李兆麟一起，大力协助珠河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蜜蜂园子（属珠河县）、老五区和双城九区板子房南沟开办了一所小学和两所贫民学校，吸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学习文化和抗日道理。李兆麟、赵一曼等还曾到校视察，给学生们上政治课和教唱抗日歌曲，深受学生和家长好评。
“瘦李”是珠河一带的老百姓对赵一曼的亲切称呼。在这里，不论是姑娘、媳妇和大娘都喜欢她，叫她“瘦李”。她当时化名李映辉。珠河县委还有其他几个姓李的妇女干部，大家根据她们的身体特征的差别分为胖李、瘦李、黑李、白李、短发李、大辫子李，等等。因赵一曼身体瘦弱，大家就亲切而关心地叫她瘦李。
至今，在老根据地，还有许多关于赵一曼的故事在流传。群众说，赵一曼特别机灵，遇事有办法。一次，她与妇女会长梁大娘去北沟，途中遇见了敌人。赵一曼怕敌人盘问时自己露出南方口音，就装起哑巴。她把眼睛瞪得直直的，装出愣愣怔怔的样子。梁大娘指着她对伪军说：“这是我的哑巴闺女，领她串串门……”就这样，把敌人哄过去了。赵一曼关心依靠群众，群众也千方百计地掩护她，所以赵一曼能在敌人的包围中，多次化险为夷。
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建立起来了，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只是这种农民武装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赵一曼就策划出了一套巧妙的夺枪方案。严酷的斗争使赵一曼深深感到武装斗争的重要。在敌人残酷的扫荡面前，她说：“我们不能再赤手空拳等着挨打，我们要武装起来，拿起刀枪抗日救国！”有些年轻人听赵一曼这么一说，纷纷要求赵一曼给他们发枪。赵一曼笑着说：“我没有枪，枪在敌人那里，我们要想办法从敌人手里夺枪！”
帽儿山车站附近公路沿线，设置了一些伪军哨所。如果能搞掉这些哨所，那样既为抗联活动扫清了障碍，又能夺取武器，一举两得。这天夜里，赵一曼带领一个五人行动小组出发了。她让一个战士带一把砍刀，还拿上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在前面当先锋。她和其他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每到一个哨所，如果敌人没有发现，五个人就一起动手，先把哨兵砍倒，再闯进哨所缴敌人的枪，割断电话线。如果敌人发现了，前边的同志一按皮球，发出噗噗的声音，像是谁在拉肚子，哨兵一转身，就把他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