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9日，赵一曼一行来到了上海，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准备在湖北宜昌建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站，决定派赵一曼前去开展工作。由于国内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斗争十分严酷。宜昌是沟通四川和大西南与上海党中央的重要交通联络点，那里是军阀夏斗寅的势力范围。此人被称为“皮包将军”，本来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后参加辛亥革命，当过低级军官。1917年，他参加了“护法战争”，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打垮，在奔逃途中捡到一口装满钞票的皮箱，遂自拉大旗招纳败兵，组成了自己的武装。这是“皮包将军”的由来。1926年，夏斗寅随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攻克武汉后，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兵变，攻打武汉，为叶挺独立团所击败。夏后又反对唐生智，拥护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十三军军长，率部参加中原大战和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8年至1932年，宜昌是湘鄂西苏区湘鄂边根据地、归（秭归）兴（山）巴（东）根据地、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宁（蒋介石集团）汉（汪精卫集团）合流后，国民党重兵盘踞，长期陷于兵匪派系纷争蹂躏之中，白色恐怖为鄂西之冠。1928年6月，中共鄂西特委机关由沙市迁至宜昌，中共组织完全处于地下，环境极为艰险。宜昌的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夏斗寅的大肆破坏，必须要把那里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尽快重新建立起来，组织上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赵一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任务，立即前往宜昌。
宜昌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长江上游与中游的交界处，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东邻荆州市和荆门市，南抵湖南省石门县，西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靠神农架林区和襄樊市。它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地，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民族团结和睦的使者王昭君就出生在这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鄂西、湘西北和渝东一带的物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是“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的军事重镇，素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而著称。
1928年12月末，赵一曼来到了宜昌。她的主要任务是转运文件，接应往返于西南各地和上海的地下党干部。这时她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肚子里的胎儿开始躁动不安。她租住在宜昌大南门、长江边的一个狭窄巷道里，一间木板房，条件十分艰苦。这里是码头搬运工人的聚居区，便于藏身。周边住的都是贫苦的工人。赵一曼开了个小店作掩护，说是丈夫在外面跑买卖。街道狭窄而肮脏，天一下雨，黄浊的水流就灌满了这间阴暗的小屋。
从表面上看起来，她的日常生活跟一个普通妇女差不多：洗衣做饭，淘米洗菜。她也学当地人家，买了些鱼肉腌了，挂在檐前晒干。邻居几家都是码头工人，生了一大窝孩子，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们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孩子们整天吵吵嚷嚷的，在巷子里追来赶去。白天，赵一曼也搬个小木凳，去跟那些婆姨一起做针线唠家常。她们教她怎么给还未出生的小孩缝小褂、小裤，介绍生孩子的经验。她的脸上提前出现了两团做母亲的红晕。
赵一曼从码头工人及其家属们那里，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当时西方世界爆发了一场震动全球的金融风暴（史称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发达国家损失2500亿美元，工业生产下降40%，它们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开始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实施经济掠夺，比如高筑关税壁垒，禁止他国商品输入，放弃金本位或降低币值增强商品竞争力，深入我国长江中上游倾销廉价商品，争夺湖北工业产品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在这场金融风暴的冲击下，宜昌城也未能幸免。比如日本对他们本国棉货免征倾销中国的出口税，给予大量财政补贴，造成中日两国棉货售价悬殊，从而占领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国产16支纱每包售价150两白银尚亏2两，日本货只售124-130两；中国细布每匹售5两5钱，日本货只售4两8钱。国货大量积压，国货店被迫歇业，华资工厂减产减员直至破产。武汉三镇纱厂失业工人达2万多人。宜昌90多家商店关闭，棉花种植由55000亩减为23300亩，皮棉由年产14850担减为年产2552担。据《湖北县政概况》记载，当时宜昌城木船工人失业，西坝由木船业荟萃之场、劳动繁华之境，变为凋残冷落之地，船民变苦力，穷到一日只吃一餐，饥肠辘辘维持生命。川湘木船帮为争抢货源发生械斗。拥有4条其字号和4条宜字号的美商在宜的捷江轮船公司宣告破产。大批农民工留城待业，宜昌城偏远地带遍布棚户区。城内游民和乞丐与日俱增，有的携儿带女专讨食物，有的将苦状写于路面跪叩行乞，有的在商家门口唱顺口溜颂吉祥讨打发，一批批面目黝黑沿门托钵的乞丐帮，充塞宜昌城大街小巷。另一个灾难是，鸦片公卖，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外运鸦片必经宜昌贩往各地，宜昌成为鸦片的集散中心，深受其害。贩卖者众，吸食者也多，有毒瘾者达5068人。“百业无振兴之望，即所生子女，其体魄亦较弱，各小学儿童气象英伟者实不多见。此等疾苦，关系民族之兴衰，比一切疾苦尤为大。”
“生活真不容易啊！”大家总是这样感叹。
赵一曼从生活里获得了新的信念，那就是，这个旧社会一定要毁灭，不然，老百姓没有出头之日，永远也过不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为了改造这个社会，她忍受困苦、孤独、危险为革命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了。
到了夜晚，她就一个人悄悄分发文件，传递情报。但她毕竟是一个弱女子，丈夫不在身边，身体也不好，这时，她多么盼望能见到亲人呀！所以，当郑秀石提着小藤箱，来找她接头的时候，她们都被这场奇遇惊呆了。她们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她们泪流满面，互道别后状况。
郑秀石带来了不少令赵一曼关心的消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革命陷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川南。宜宾党团组织、国民党县党部、川南中山学校和革命群众团体也于4月被驻军捣毁，一批领导人被迫离开宜宾。郑佑之转移到了农村，在宜宾永兴召开紧急会议调整工作部署，继续领导农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城区党组织受到破坏，有一段时间与上级失去联系。1928年1月，临时省委指定郑佑之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1928年2月10日至15日，郑佑之代表宜宾参加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四川省委，郑佑之被选为省委委员，参加讨论组织全省春荒暴动计划。会后省委分工，郑佑之代表省委被派回川南负责泸州、宜宾、自贡一带党的领导工作，兼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3月，中共川南特委成立，郑佑之以省委委员和宜宾县委书记的双重身份进入特委，参与领导农民暴动。郑佑之之名令川南一带土豪劣绅无不闻风丧胆，而广大农民却把他当作救星，尊称为“农王”。3月中旬，县委集中了农民武装2000余人，按照上级要求在双石、白花首先举行暴动，遭到驻军的残酷镇压，暴动失败，县委成员李筱文、李家勋遇难，蓝致和等4名农民武装领导人被害，被捕监禁10余人，伤100余人。郑佑之审时度势，暂时停止武装暴动，将党团县委机关及“左派”国民党县党部迁往大塔，以大塔为中心，在越溪河一带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创办《夜光新闻》，宣传、组织农民，郑佑之亲自写创刊词。10月，郑佑之在大塔召开县委扩大会，根据川南特委会议精神，通过了加强农民运动、准备武装暴动、整顿党团和农会基层组织、充实和加强县委秘密机关、重建交通联络机关等项决议。
还有二姐李坤杰和二姐夫肖简青。1927年春天，李坤杰以妇女解放同盟会的名义，捐出家中积蓄，在白花场禹王宫创办了一所女子小学，并亲自出任校长，聘请王西垣等进步青年任教师，中共党组织还从城里派邓泽萍、郑克君2人到这个学校任教师并开展妇女工作和学生运动。第二年，国民党的“清共”队伍一再到李坤杰家搜查。次年春，李坤杰夫妇被迫迁居自贡。同年10月李坤杰调至团省委，负责机关内部管理和保管武器等工作。
还有郑秀石的哥哥郑则龙。宜宾暴动失败后，川南特委书记刘远翔和委员刘竹贤，先后到南溪，决定在南溪单独暴动。时任南溪县委书记的郑则龙，审查并通过了暴动方案，决定4月7日晚为全县统一暴动时间。南溪农民武装暴动时，打出鲜红的“川南工农革命军”大旗，攻取了县城，拿下了牟坪、李庄等地，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派，显示了农民武装的威力。但是，南溪农民武装暴动最终失败了。郑则龙与袁敦厚等人，一同转移到革命形势相对较好的珙县孝场。7月，郑则龙和袁海扬到泸县向川南特委汇报工作后，郑则龙被调往川南特委工作了。
……
两人真的有说不完的话。郑秀石知道赵一曼将要临产，需要有人照料，想多住几天，但赵一曼不肯，第二天就催促她上船。
几天后，早上起来时，赵一曼觉得肚子一阵阵地疼痛。房东老太婆见她挺着肚子，额角冒着豆大的汗珠，很是着急。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外人在自己的家里生孩子，产妇的污血将会亵渎家神，是不吉利的。老太婆催促赵一曼搬走。她跟老太婆说好话，可老太婆十分固执，一定要她搬走。要是平时，赵一曼是决不会这么求人家的，但考虑到这个联络站刚建立不久，工作局面才刚刚打开，要是自己搬离此处，怎么跟同志们接头呢？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她挺着个大肚子，往哪儿搬呢？她再次苦苦请求，可老太婆封建思想严重，怎么也不松口，甚至还坐在地上哭闹起来。
赵一曼只好痛苦地离去。
天色已晚，寒风像针一样刺着骨头。赵一曼沿着小巷艰难地走了一会儿，心想，还是不能离开这里。万一这时有同志们来联络，怎么办呢？回去，厚着脸皮也要回去。当她沿原路返回的时候，见老太婆的家门已经关上了，她只好在门前的茅草堆里躺下。第二天一早，老太婆开门，见茅草堆里躺着个人，吓了一跳。老太婆有些过意不去，端了一碗热水给她，只是仍然不肯让她进屋。
好在隔壁的一位码头工人知道了，十分同情她的处境，让老婆把赵一曼让进屋里。他们把本来就很狭窄的板棚屋，再隔出小半间让她生孩子。1929年1月21日，赵一曼终于做了母亲。她给孩子取名宁儿。在她看来，儿子的名字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这一天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二是她字淑宁，给儿子取名“宁儿”，有希望他平平安安长大之意。然而，这个孩子的一生，并不安宁。不用说他小时候的颠沛流离，就是成人后，道路也并不平坦。宁儿的学名叫陈掖贤。
（在知道赵一曼的确是自己的母亲时，陈掖贤已经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了。他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平时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大概是从小被寄养在伯父家，不免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形成了这种性格。1960年，正值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父亲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这顿饭引起了他思想上很大的波动，他认为自己享受了“特权”。在回来的路上，看到饥饿的人群，他羞愧难当。1961年春天，他被诊断出患了忧郁症，住院治疗。同时家庭生活也遇到挫折。1966年，陈达邦因政治问题自杀身亡，陈掖贤为之申冤，未有效果，自己的病情却加重了。他就这样一直被精神病所折磨，直到1982年8月上吊自杀。）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码头工人赌博输了钱，跟人打架，被警察抓走了，需要一笔钱才能赎出。他的妻子因为失去了依靠而痛哭流涕。为了赎出这位工人阶级兄弟和搭救自己的恩人，赵一曼卖掉了丈夫陈达邦送给她的结婚戒指。然而，这却引起了警察的怀疑，他们开始注意起这个神秘的年轻妈妈。一天夜里，邻居告诉赵一曼，警察已经几次悄悄来房前屋后查看了，情况不好。赵一曼立即背着宁儿在当天午夜，悄悄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