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放弃家园
/汪兰
它像一个简朴的小画框,永远嵌着我的记忆;它像一扇隐让的小门,连接着我的祖先、我的童年,还有亲切的乡音。
还不到叶落归根的时候。
本来不恋故土的我,不知为什么,总想起闽北老家的祖屋。
闽北属山区,我的老家属山区的山区。它位于闽、浙两省交界处的仙霞岭下,离公路干线还有好几十里路程。那里,住着本家汪姓和梅姓两种姓氏。
说是老家,还不如说是人生短暂的停靠站。
1933年,我父亲从上海持志学院法科法律系毕业后,按校歌“读书非为己,学习无所私,努力社会无穷期”的旨意,辗转于上海、永春、政和等地当律师,直至临解放才回到老家。
我对农村生活的钟爱,大概就源于在老家度过的这一段童年时光。那时,爷爷奶奶已过世,只有大伯父健在,印象中,他总穿着长衫,终日在躺椅上翻读古书。他有一部厚厚的《辞海》,曾摸着我的脑袋说:“要是日后你能考上大学,这本书就归你用。”大伯母会女红,常戴着老花镜,坐在美人靠上绣花。
听大人说,爷爷奶奶出身地主,曾留下不少田产,也许是不擅经营吧,到了大伯父手里,终被逐渐典尽卖光,我的两位堂兄,只能自食其力务农为生了。
如今,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那几间祖屋——对了,一共有四间,由我那两位堂兄分别居住着。他们俩全都老实厚道,跟村里20多户人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给自足的农家生活。后来,在我们家遭难时,堂哥们曾鼎力相助。此滴水之恩,何日当涌泉相报?
对于我的童年来说,那时的故土,就是天赐的乐园。
屋后,有一条靠山的小路通向祠堂,路上,一棵高大壮实的苦椎树结满了苦椎果。此果外形像板栗,比花生米略太大,肉有苦味,人们照样爱吃,就像爱吃苦瓜一样。每到秋风起时,树下的落果成了我们追逐的对象,大人们一炒,就是孩子们的美味小吃了。
可惜我在故乡只住了半年左右,就随家迁往县城了。第二次回祖屋时,我已成人,在大学读书。正好遇上“文革”,我和千千万万“红卫兵小将”一起,“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紧接着,就奉命中止“大串联”,回校闹“革命”了。
南下的火车,满载着“红卫兵”,像驼背的老人喘着粗气。当驶抵闽、浙交界的一个小站时,我灵机一动,跳下火车,就往故乡跑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兵荒马乱”中,一个女孩子,凭着一时冲动,凭着五岁那年的依稀记忆,找到阔别十几年的老家,不为别的,只为去探望被遣送回家劳动改造的母亲。
那天,公路上死一般的沉寂。走了许久,才看见一个卖甘蔗的老人。我顾不上甘蔗的沉重,居然一口气装了一旅行袋。寻路进山,置身于茫茫林海之中,一路上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只有自己的喘气声、脚步声,伴随着树上的松果偶尔落地的响声。我的心中曾闪过一丝恐惧,但旋即又被渴望见到母亲的亲情和乡情冲淡了。这时的母亲,就像是一座桥梁,架在我和故乡之间。
母亲是县城的小学教师,父亲病故后,留下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由她一人抚养。她有好几位兄弟姐妹在台湾,单凭这一条“罪状”,她就被“清洗”回乡监督劳动了。可怜我那两个正在读中小学的弟弟,也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无书可读的故乡,陪同母亲参加生产队的“监督”劳动。我印象最深的,是陪母亲坐在破落的汪家祠堂天井边,把一粒一粒的油桐籽从半腐烂的乒乓球那么大的油桐壳里剥离出来。偌大的祠堂空空荡荡,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烂油桐的腐臭味。
回乡后,白手起家,谈何容易!一根葱,一颗蒜都无出处,是纯朴的乡亲偷偷从后门送来接济我们。为了表示“划清界线”,他们还把青菜放在水桶里,装着是去河边洗菜的样子。是邻居,怕我们摸黑,送来油灯;是堂哥,为我们砌好灶,摆好床,还分几畦菜地给我弟弟种植。逢年过节,堂哥堂嫂怕我们冷清,总是请我们一起吃团聚饭,虽然山里贫瘠,一年有半年靠玉米杂粮接济,但饭桌上,就是金灿灿的玉米馍,也让人心暖,更不必说那一年四季挂在灶头舍不得吃的腊肉,被熏得焦黄焦黄的,偶尔吃一片,香喷喷的,那滋味,真是齿颊留香呢!
是亲情、友情和乡情,给了我们生存的力量。
此次回故乡,不再是真纯如水的童年了,故居的泥土厚重又沉默。留给我一副凄恻的面容。而故乡的老屋,犹如一位暮年老者在记忆里倚杖而立。
不久,为我母亲“平反”的通知书下达了。这时,乡亲们不再躲闪了,他们公开送来瓜果蔬菜,以示庆贺,到了辞行时,连村里的妇女干部也来登门送别呢!
为感谢乡亲们的厚爱,临走前,我母亲办了几桌酒菜答谢他们。
我们又一次走出大山,但仍走不出故居门前浸润过童心的泥土气息。
每当我想起故乡,就会想起与父亲有关的点滴往事。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小学任教。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节假日,我总见他一人在办公室写对联,桌上、地上摊得到处都是,那墨香带着节日的喜庆色彩,给了我们许多欢乐的期待。父亲还会吹口琴,弹风琴,小时候,我常痴痴地望着他教哥哥怎样吹复音、打节拍。
但父亲终于没能熬过一三年闲难时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当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谁敢不夹着尾巴做人?对自己的祖宗更是噤若寒蝉。因此,连父亲的照片也不曾留下一张。
往事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这以后,父亲常常出现在我梦中。那梦,扑朔迷离。
第一次梦见父亲是在一片树林子里,他独自一人,衣衫褴褛,远远地望着我,我惊呆了,父亲何以变成这模样?正待张口,他就不见了。第二次梦见他在一个地下室里,无门无窗,阴森、郁闷。令我不解的是父亲何以只在我的梦中出现,连我的母亲和其他几个兄妹都从未梦见他。后来弟媳听我说梦后,逢年过节她都忘不了“纸船明烛照天烧”,这以后,梦中父亲就以红润的脸色、富足的姿态,又一次出现在我梦中。
终于春阳照拂,万物催生。前些年,老家一位乡亲托人告知:他珍藏着我父亲大学毕业时一本“学院年刊”,我的两个弟弟如获至宝,立即买了礼物,专程回到老家登门拜访。据说“文革”中,为了逃过劫难,他把这本纪念册放在牛栏里才保存了下来。
如今,这本图文并茂的蓝色布面的“学院年刊”,一直跟随着我,它让我认识了父亲在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戴学士帽的父亲儒雅、端庄,还有他自己的亲笔签名。我弟弟特意把照片放大,兄妹们每人分一张,对父亲的感念总算有了寄托。
感谢故乡的父老乡亲,让我从褪色的黑白之间找到了长辈昔日的芳华。
岁月更替,时代变迁,我走过了一辈又一辈人同样的心路历程。
上世纪末,中学校友的一次聚会,又给了我回故乡的机会。想不到贫瘠的山村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最让我耳目一新的,是村里突现了几座雪白的房合,一问,才知道是新建的小学校舍。顿时,一线希望从心中升起。回乡后,再看看堂兄们的后代,纷纷外出讨生活,再也不做世代“闰土”了。孙辈们有书可读,自然个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村里竟有了康乐球活动室,不少人家也都有了彩色电视。改革的春风终于吹醒了沉睡的山村,人自然又袒露出热烈温存的一面,门前欢笑的流水散着碎银般的光斑,贮满浓浓的春意。溪对面的“百草园”,依然青葱一片。
我想,一个对故乡淡漠无情的人,在精神上是残缺的。故乡——一生命的源泉,它像母亲一样可选择。我虽然不会时时挂念它,但它却令我终身难忘。它像一个简朴的小画框,永远嵌着我的记忆;它像一扇隐秘的小门,连接着我的祖先、我的童年,还有那亲切的乡音。
那岂是乡愁
/罗兰
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巳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
台北的雨季,湿漉漉、冷凄凄、灰暗暗的。
满街都裹着一层黄色的胶泥。马路上、车轮上、行人的鞋上、腿上、裤子上、雨衣雨伞上。
我屏住一口气,上了37路车。车上人不多,疏疏落落地坐了两排。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人们的脚和脚下的泥泞一车里与车外一样的泥泞。
人们瑟缩地坐着,不只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湿。这里冬季“湿”的感觉,比冷更令人瑟缩,这种冷,像是浸在凉水里,那样沉默专注而又毫不放松地浸透着人的身体。
这冷,不像北方的那种冷。北方的冷,是呼啸着扑来,鞭打着、撕裂着、呼喊着的那么一种冷。冷得你不仅是瑟缩,而且冷得你打战,冷得你连思想都无法集中,像那呼啸着常卷荒原的北风,那么疾迅迷离而捉不住踪影。
对面坐着几个乡下来的。他们穿着尼龙夹克,脚下放着篮子,手边竖着扁担。他们穿的是胶鞋。胶鞋在北方是不行的。在北方,要穿“毡窝”。尼龙夹克,即使那时候有,也不能阻挡那西北风。他们非要穿大棉袄或老羊皮袍子不可的。头上不能不戴一顶毡帽或棉风帽,旁边有一个人在车板上擤鼻涕,在北方,冬天里,人们是常常流鼻涕的,那是因为风太凛冽。那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猛扑着的风,总是催出人们的鼻涕和眼泪。
车子一站一站地开行着。外面是灰蒙蒙的阴天,覆盖着黄湿湿的泥地。北方的冬天不是这样的。它要么就是一片金闪闪的晴朗,要么就是一片白晃晃的冰箸。这里的冷,其实是最容易挨过去的,在这里,人们即使贫苦一点,也不妨事的,不像北方……车子在平交道前停住,我突然意识到,我从一上了车子,就一直在想着北方。
那已经不是乡愁,我早已没有那种近于诗意的乡愁,那只是一种很动心的回忆。回忆的不是那金色年代的种种苦乐,而是那茫茫的雪、猎猎的风;和那穿老羊皮袍、戴着毡帽、穿“老头乐毡窝”的乡下老人,躬着身了,对抗着呼啸猛扑的风雪,在“高处不胜寒”的小镇车站的天桥上。
那老人,我叫他“大爹”,他是父亲的堂兄。那年,他已经五十多了。晒黑的、风尘仆仆的脸、朴实的五官,光头上戴顶土黄色的老毡帽。在那五进的宅院里,他辛辛苦苦地支撑着那个老旧家庭的生计。对外,他要照管田庄;对内,他要照管四代同堂的三十多口家族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而他,总是那么慢吞吞地,手揣在袖子里,微躬着背,迈着一定大小的方步。他说话的时候,总是那么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仿佛字斟句酌,惟恐说走了嘴似的。其实,他只是习惯那么慢吞吞,好像任何重火的突发事件,都不会使他震惊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