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第二天母亲声称要回城住。早上父亲来到了她的卧室，跟她单独呆了很长时间。没人知道他对她说了些什么，可母亲已不再流泪；她心境平和些了，叫人送饭进去——可她却没出来，也不改决定。我记得，这一整天我到处游逛，就没进花园，也没朝那厢房瞅上一眼。晚上我目睹了一件怪事：父亲拉着马列夫斯基伯爵的胳膊，从大厅来到前厅，当着仆人的面，对他冷冷地说：“几天前某家人对阁下下过逐客令；现在我不想多解释，可我要荣幸地告诉您，如果您再来舍下，我就把您扔出这窗户。我不喜欢您的字体。”伯爵垂着头，牙关紧咬，瑟缩着溜走了。
我们开始准备搬回城，我们在阿尔巴特街有宅子。父亲可能也不想再呆在别墅了；不过显然，他已请求了母亲不要把这事传出去。一切都井然有序、静悄悄地进行着，母亲甚至派人去问候了公爵夫人，向她致歉，说她因身体小恙，恕不前来亲自辞行。我像个傻子似的到处乱窜——只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她，一个年轻姑娘——公爵小姐——明知我父亲是个有妇之夫，她本人还有，比方说，跟别洛夫佐罗夫结婚的可能，却仍然要走这一步呢？她希望得到什么？她难道不怕自毁前途吗？我想，是，这就是爱情，这就是炽烈的爱慕，这就是忠贞不渝……我又记起卢申的话：对某些人来说，自我牺牲是很甜蜜的。有次我偶见小宅的一个窗口露出白色的一小片……“这是不是济娜伊达的脸呢？”我想……确实是她的面庞。我忍不住了。我不能不和她辞行便离去。我找个适当的时间，去了那厢房。
公爵夫人在客厅里，依旧用平常不讲究的散漫迎接了我。
“怎么，少爷，你们这么早就急着搬回去？”她边说边把鼻烟塞进两只鼻孔。
我望着她，心里轻松好多。菲利普所说的“期票”这个字眼折磨着我。她什么也没怀疑……至少我当时这么觉得。济娜伊达从邻屋出现了，她身着黑衣裙，脸色惨白，头发披散着；她一语不发拉着我的手，带我走了出去。
“我听见您的嗓门，”她开口道，“便立即出来了。您竟然能这么轻易地离开我们，您这坏孩子？”
“我是来跟您告辞的，公爵小姐，”我说，“可能，是永别。您可能也听说了——我们要搬走了。”
济娜伊达注视着我。
“是，听说了。很高兴你能来辞行。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您了。请别想着我的坏处。我有时让您痛苦；可我并不是您所想象的那种人。”
她转身靠着窗子。
“真的，我不是那种人。我知道，您对我的看法很不好。”
“我？”
“是的，您……您。”
“我？”我悲伤地重复了一遍。我的心又和从前一样在她那无法抵抗、难以描绘的魅力下荡漾着。“我？请相信，济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无论您做过什么，无论您怎么使我痛苦过，我依旧爱您，崇拜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迅速地向我转过身，张开双臂，抱住我的头，紧紧地、热烈地吻着我。天知道这个诀别的长吻是为谁，可我贪婪地享受着它的甜蜜。我清楚它一去不回。
“别了，再见。”我再三地说着……
她转身走了。我也离开了。我无法表达离开时的感觉。我不希望它再出现；然而假如我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幸。
我们回了城。过了一阵我才挣脱掉往事，用起功来。我的伤口慢慢愈合了；可确实，我对父亲没有任何厌恶感。反而：他在我眼中似乎更伟岸了……让心理学家竭其所能来解释这种矛盾吧。有一次我顺着林荫道散步时碰到卢申，令我喜出望外。我喜欢他那直率、真挚的秉性，因为他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使我觉得弥足珍贵，我奔向他。
“啊哈！”他说着，皱起眉头，“是您啊，小伙子！让我看看。您还是脸色发黄，不过好歹眼睛里已没有以前的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看上去像个大人，而不是只宠物狗了。这就好，嗯，怎么样？在用功吗？”
我叹了口气。我不想撒谎，可又羞于说出真话。
“嗯，没什么的，”卢申接着说，“别胆怯。主要是要过正常的生活，不要沉湎于激情及风流韵事中。否则不会有好处？不论浪头把您打到哪儿——都是那么糟糕；一个人即使是站在一块石头上，也会立得稳的。啊，我得咳嗽一下……别洛夫佐罗夫——您听说他的事吗？”
“什么事？没听说。”
“他杳无音讯了；据说，去了高加索。这是给您的教训，小伙子。这都是因为不会及时挣脱，扯破罗网。您似乎成功地脱身了。但是要注意，别再陷进去。再见。”
“不会再陷进去了……”我想，“我不会再见到她了。”可命中注定我还会再次见到济娜伊达。
二十一
父亲每天出去骑马；他有一匹灰色的英国良马，有着棕红斑点，长长的细脖子，长长的腿，不知疲倦，异常勇猛。它名叫“蓝灰”。除了父亲没人敢骑它。有一次，父亲兴致勃勃地（这好久都不曾有过了）到我面前；他正准备骑马去，连马刺也戴上了。我便求他带我同去。
“那我们还是玩跳背游戏吧，”父亲答道，“否则你骑自己那匹短脚德国马，怎么也赶不上我。”
“赶得上；我也戴上马刺。”
“那好吧。”
我们出发了。我骑一匹鬃毛长长的乌骓，脚力很健，跑得相当快；的确，当“蓝灰”飞驰的时候，我的马就得竭力奔跑，可我好歹没落下。我没见过像父亲那么优秀的骑手；他骑在马上姿势那么优美，那么随意而敏捷，他胯下的马似乎也感到了这点，以他为荣了。我们驶过所有的林荫道，到了处女地，跃过了几座围墙（刚开始我怕跳，可父亲鄙视懦夫——我也就不再怕了），两次跃过了莫斯科河——我已在想，我们该回家了，况且父亲也说我的马累了，可他却突然绕开我，拐到克里米亚浅滩边，顺着河岸驰骋起来。我紧随其后。他跑到一堆堆得高高的旧圆木堆旁，利索地从“蓝灰”背上跳下，吩咐我也下马来，把自己那匹马的缰绳交给我，让我在木堆边等他，随后自己便拐进一条小巷不见了。我只好牵着这两匹马沿岸走来走去，呵斥着“蓝灰”，它边走边不断地晃动脑袋，抖抖身子，鼻子喷气，嘶鸣；而每当我停下来，它就用蹄子刨地，尖叫嘶鸣着咬我那匹小马的脖子，一句话，它的举止显现出是一匹被宠坏的pur sang。父亲还没回来。河面飘来一股讨厌的湿气；缠绵细雨静静地落下，在那堆难看的灰木料上溅出了很多小小的黑点，我已在那堆木料边徘徊很久了，它们让我都看得厌烦了。寂寥攫住了我，可父亲依旧没有回来。一个浑身灰色装束的芬兰族巡警向我走来，他头戴一顶大大的、瓦罐形高筒旧军帽，手拿一杆斧钺（我纳闷，怎么莫斯科河畔有这样的巡警！），他把那张皱得像老太婆一样的脸转向我，说：
“您在这儿牵着马干吗，少爷？让我来牵吧。”
我没答腔，他又给我要烟。为了摆脱他（并且我等得也不耐烦了），就向父亲离开的方向走了几步；最后我走到了小巷的尽头，拐了个弯，停下脚步。离我四十步远有座临街小木宅，敞开的窗前父亲背对我站着；他胸部靠在窗台上，宅内坐着一个黑衣女人，她半个身子被窗帘遮住了，正在和父亲交谈；她便是济娜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