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说的就是他。他一定非常好，我想？”
“好极了。”爱米丽说，“如果我能做夫人，我一定送给他一件带钻石扣的天蓝上衣，一条漂白布的长裤，一件红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的帽，一块很大的金表，一根银烟斗，还有一箱子钱。”
我说我一点也不怀疑皮果提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我得承认，当时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会穿上他那感恩的小外甥女为他设计的服装而仍感自在，我特别怀疑那顶卷边帽是否合适；但我没说出这些想法来。
小爱米丽已停了下来，一边计算这些东西，一边望着天空，好像那些都是一种非常辉煌的景象。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捡着贝壳和石子。
“你想当一个夫人？”我说。
爱米丽看着我笑了，并点点头说：“是呀。”
“我好想那样。这样，我们——我，舅舅，汉姆，还有高米芝太太——就都是上等人了。暴风雨的天气时，我们也不用再担心了——我那么说不光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那些可怜的渔人，真的，而且万一他们碰到什么不幸，我们就用钱帮他们。”
我觉得这想法真合我意，而且看起来一点也不会是不可能的。我对这想法表示了赞同和欣赏；在这鼓励下，小爱米丽又羞怯地说：
“现在你还觉得你不怕海吗？”
现在，海安静得足以使我安心，可我坚信：一旦我看见一个稍大点的浪头卷来，我就会想起她那些被淹死的亲属，并且拔腿就跑。可我还是说“不怕”，我又补充说，“你看上去也不怕，虽说你说你怕”——我这么说是因为刚才我们在旧码头或木跳板上走过时，她总走在边沿处，我担心她会掉下去。
“这种时候我不怕，”小爱米丽说，“当风儿刮起的时候，我就醒来，怕得发抖，想念着丹舅舅和汉姆，并相信听见了他们呼救的声音。所以，我好想当一个夫人。这种时候我不怕，一点也不，瞧！”
她从我身边跑开，从我们站着的地方跑到一块边沿不规则的木头上，那木头一端突出悬在离深水有相当高度的地方，一点围护也没有。这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我会画，我一定在这儿把这一切画下来，我敢说，我能把那天的确切情景画下来；还有小爱米丽跳上她的绝命之地（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面向远方的大海，她那神气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个灵活勇敢又跳跃不停的小人儿平平安安回到我身边后，我马上就嘲笑自己的那份恐惧，还有我发出的叫喊。不管怎么说，叫喊是没有用的，因为附近没有一个人。可是打那以后——一直到成人时还如此——我曾多次想过：在那些不可知的事物的可能性中，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那孩子突然变得鲁莽是因为有一种眷顾她的吸引力推动她去冒险，是因为被冥冥中她那已故的父亲引诱着向他靠拢，这样她就能在那天终结生命。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里我曾猜想：如果她将来的生活已在那一瞥之间向我作了预示（按照一个孩子可以完全理解的方式作了预示），如果只要我援手她便可以得到保全，我是否应当伸出手去救援她？
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不说这段时期很长，可是曾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我反复自问：如果小爱米丽在那个清晨就在我眼前被淹没是不是反而要好些？我曾回答自己说：是的，那样更好。
也许这太早了，我这么认为太操之过急了，也许。不过，由它去吧。
我们悠悠走了好长一段路，往自己身上揣了好多我们认为稀罕的宝物，还把一些搁浅了的星鱼送回水中——就是现在我对这种东西也不甚了解，不知道它们究竟感谢我们那样做还是正好相反——然后就回头朝皮果提先生的住处走。在龙虾外屋的屋檐下，我们天真地相互亲吻，然后才满怀着健康和快乐的心情进屋去吃早餐。
“真像两只年轻的阿美。”皮果提先生说。我懂，在我们当地土话里，这就等于说“两只年轻的画眉，”我就把这当作赞美接受了。
当然，我爱上小爱米丽了。我相信，与我后来那可称最美好的爱情相比，我那时对那小孩的爱情也同样真挚、强烈，还更加纯真和高尚，尽管前者是那样崇高伟大。我相信，从我对那个蓝眼睛的小孩所抱的幻想中升华出某种东西，并使她在我心目中成了天使。即令在哪个晴和的早上，她展开一双小翅膀从我眼前飞走，我也决不会认为不可思议。
我们常常相亲相爱地在雅茅斯雾朦朦的老海滩上散步，走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日子就这样被我们悠悠地度过，时光就像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在自得地戏嬉。我告诉爱米丽，说我爱她至极，如果她不承认她也爱我至极，我就只好用刀杀死自己。她说她爱我至极，我也深信她爱我至极。
说到什么不门当户对，太年轻，或其它的障碍困难，我和小爱米丽压根没这种感觉，也没这种苦恼，因为我们就没有将来。我们根本不去设想如果长大了会怎么样，也不去设想如果我们更年幼会怎么样。晚上，我们亲亲热热地并肩坐在小柜子上时，我们就成了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夸赞的对象，她们常小声说：“天哪！多好看哪！”皮果提先生在烟斗后对我们微笑，汉姆整个晚上什么也不干就只咧着嘴笑。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可爱，就像他们会觉得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袖珍的罗马剧场模型可爱一样。
不久，我就发现虽然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先生住在一起，她却并不像人们事先以为的那么好相处。高米芝太太的性子相当拧，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住处，她却那么经常地抽泣，弄得大家都不舒服。我想，如果高米芝太太自己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方便房间可以避进去，一直在那儿呆到她精神振作了再出来，那于大家都要好得多。
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剌，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