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我们房地产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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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1996高层研讨 沪上实践

开放

这是谁也不能制止的愿望

从荣到枯

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

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

———李琦《白菊》

1996年的夏天北京持续着高温天气,比北京天气更热的是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这本由几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鼓捣”出来的作品,让很多人热血沸腾。此书被认为是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反弹的标志之一,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和争议。没有经过严格的政治学训练很难正确地评判该书观点的正确与否,但绝大多数读者还是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想要说“不”的国家必须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说“不”的国家必然是强大的。

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籍华人,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这年11月5日,46岁的骆家辉当选华盛顿第21任州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他安在州长府的家,距离100多年前他的祖父从广东台山漂洋过海到美国后住过的房子不过一英里。这位在当选后不久即出访中国的州长这样告诉中国媒体:“我们花了100年,才走完这一英里路。”

中国老百姓最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国家的经济。在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人朱镕基的卓越指挥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经济终于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这一年乃是“九五”计划的开端之年,从上到下,大家在享受着“软着陆”的愉悦的同时,又都在兴奋地盘算着起飞的到来。

在经历了1992年和1993年“房地产投资热”后,随后两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增速明显回落,但由于我国各地均处在第一轮的房地产改革过程中,全国的房地产投资总量仍然很大。一方面投资商不断加大房地产投资力度,另一方面消费者购房能力不足,商品房的空置率迅速上升。

1996年中国房地产进入了调整时期,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0 。91%。这一调整主要是针对从1992年以来由于供求关系不对称而产生的大量积压商品房。

据统计,1995年底,全国商品房累计空置建筑面积已经达到5031万平方米,比1994年底增加了53%。在空置的商品住宅中,普通商品住宅为3618万平方米,占72%,别墅和高级公寓占28%。

这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进程不相适应。

在传统的住房制度下,住宅需求受到制约,住宅消费市场难以扩大,住宅建设难以成为现实的增长点。中央领导和一大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必须加大房改力度,改革现有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而建立住房新制度则是改革的重点。

1996年7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听取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汇报时指出:目前国有企业亏损增加,经济效益下降。现在的关键是打开市场,搞活流通,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朱镕基认为,当前最有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是住宅,要推进房改,盘活存量,搞活流通,促进住宅建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他指出,住宅建设是个大的需求,也是可以解决、能够办到的。发展住宅建设,不仅能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还可以刺激钢铁、建材、化工、电子、装饰材料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他强调:发展住宅建设,一要推进住宅商品化,二要有个好的规划。住宅建设离不开城市基础设施,要方便群众,方便生活,房子建得再好,交通条件不好也卖不出去。

会议一结束,时任建设部部长的侯捷马上赶回部里,当天就召集有关司局长连夜开会研究贯彻意见。第二天,建设部就抽调有关司局专业人员,对发展住宅建设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住宅建设,但福利住房制度仍使住宅产业难以形成合理积累、循环发展的机制。到1996年底,我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四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还有300万户,城镇住房的供需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640个城市中尚有300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需要改造,改善居住条件是城镇居民现阶段的最迫切要求。因此,加快改革我国现有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住房制度十分紧迫和必要。

朱镕基讲话后的第六天———7月16日,建设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加快住宅建设,加速培育房地产市场,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请示》。

该《请示》提出了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分析了加快城镇住宅建设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建议是:选择合适的政策定位,做好住宅建设的供应、分配机制的转换,提高住宅商品化程度,就能缓解经济通胀,增加市场商品的有效供给,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激励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消费,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随后,建设部马不停蹄地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华东、东北等六大片区会议。侯捷部长和叶如棠、谭庆琏、毛如柏、李振东副部长分别带队参加了六大片区会议,传达了朱镕基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及建设部的初步意见,与参会的省市领导共商发展住宅建设大计。侯捷部长前往杭州参加了华东地区的会议,到会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分管城市建设的副省长听了侯捷部长通报的情况后都很振奋,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希望建设部尽快推动工作的进展。

按照会议日程,留半天时间组织大家参观杭州的住宅建设,可当会议组织者和杭州市政府有关人员商量落实参观计划时,那时的杭州居然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住宅小区让大家看。

那段时间,侯捷全身心地扑在住宅建设这项工作上。这位从黑龙江省一个县的最基层一步步走进京城的建设部部长,有着浓厚的百姓情结。他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饱含感情地说:“老百姓拿出一辈子的钱来买房多么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买到价格不高质量好的房子。”他的那句影响广泛的经典名言“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实乃真知灼见。可以说,没有住房上的“全面小康”,中国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小康”就失去了最重的分量。

全国六大片区会议结束后,按照侯捷部长的指示,建设部房地产业司经过综合分析,认真测算,深入研究,对住宅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可能性作进一步的论证。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记者朱剑虹、《经济日报》记者谢然浩、《中国房地产报》记者龚后雨也就发展住宅建设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报道,将住宅建设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当北京的决策层正在酝酿出台住宅建设新策,刺激住宅消费之时,上海市长宁区已“领跑”于市场前沿,率先开始了实践。

长宁区在对房地产市场的状况进行分析时发现,公房出售后再进入市场严重制约了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由于受五年后方能上市的限制,使这一块规模庞大的存量房产缺乏流动,即限制了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抑制了一级市场上有效需求的形成。1996年初,长宁区组织力量对已售公房五万户中的500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多余房屋可以出售的22户,不到1%;愿意将现有房屋调小和通过利用地段及差价换房获利的75户,占1 。8%;希望通过出售现住房获得的资金再添一些钱去购买新房,扩大居住面积,改善居住条件的共1385户,占三成多;暂不考虑将现房上市的2674户,占六成以上。

通过调查,了解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大多数人将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二是有1/3的居民有利用现住房为基本条件去改善住房条件的强烈愿望。调查的结果使大家恍然大悟:开拓房市只把眼睛盯在无房户上是个误区。相对而言,无房户还是少数啊!他们得出结论:因势利导,调整政策,开启大门,允许已购公房提前上市,把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有房住户引入房市,充分调动居民买房的潜在能力,拓展住房有效需求,使住房市场向百姓靠拢,建立一个既能增强二级市场活力,又与一级市场直接挂钩的全新市场空间。

经过慎重研究,长宁区政府提出了以差价购房为突破口,推动房地产市场联动的试点意见。鼓励居民将现有住房上市出售,通过支付差价,以小换大,以近换远,以差换好,以旧换新。试点方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后,试点工作很快在长宁区展开。

第一批参加试点的20户居民中,有17户卖了旧房马上购入新房。大多是以旧换新,以小换大,以差换好,以近换远。平均每户增加面积40平方米。这17户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工薪家庭,按照上海居民家庭年收入2.5万元计,在差价购房中平均每户增加支付的房价是家庭年均收入的5.4倍,一般家庭能够支付。

首批试点的成功使长宁区找到了广大居民购房意愿和购房能力的结合点。1996年7月28日,当房产作为商品的观念在普通市民思维中刚刚萌芽,长宁区为了将试点工作尽快拓宽,率先挂牌成立了上海乃至全国的第一家区域房地产交易中心,此举在当时社会引发了强烈震动。半个月后,长宁房地产交易中心在上海市率先进行已售公房试点上市,并成功举办了大型房地产交易展示会,为上海其他区县房地产二、三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成为上海区域房地产市场的“标杆”,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很快,长宁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设立了房屋收购公司,并发动进驻交易中心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展旧房收购业务。仅仅三个月,收购公司就协议收购旧房130套。居民从收购公司获得售房款即可购买新房,加快了市场运作的效率。随之,长宁区又建立了置业服务公司,为购房者提供购房贷款抵押担保。一旦还贷发生问题,由置业公司在还清借款人全部欠款及相关费用后,行使抵押物处置权,并有权对欠款人的住房重新安置,既方便了居民买房,又解除了银行房贷的风险。开业后不久置业公司就办理担保业务30笔,担保金额达360万元,有效地促进了居民买房。半年不到,交易中心就受理已售公房上市登记600余套,正式办理差价购房261户,大大激发了居民换房、卖房、买房的积极性。利用差价购房,改善居住条件成了百姓的热门话题,长宁区房地产一、二级市场呈现出勃勃生机。

差价购房在长宁区被大家称之为1+1+1的经验。即居民利用现有已购公房上市出售变现一块,取出银行存款支付一块,向银行或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一块,即可由买不起房变为买得起房。由此探索出一条居民依托现有住房,通过市场差价购房,改善自身居住条件的有效途径,极大地拓展了住房的即期有效需求。

于是,上海市将长宁区的试点经验向全市推广。上海市规定,已购公房上市必须符合两条原则:一是房屋出售后,不得造成新的住房困难;二是不得再享受单位分房和优惠售房。同时还规定,出售公房按收入全额的5%综合征收营业税、城建税、教育税附加、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政府鼓励卖旧房买新房,卖房时按收入的5%缴纳保证金,六个月内若新购住房则可办理退税手续,交易契税按新购房价高于售房收入的部分计算。

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很快呈现出换购住房的热潮,带动了整个市场的活跃。同时为国家即将出台的房改新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追忆我国住宅建设商品化演变轨迹,有一个人不得不说。他,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现在依然为房地产行业而奔波行走着,他的言论和观点在中国房地产界影响甚广。有学者把他称为“房地产信息的传播者,房地产研究的先行者,房地产发展的见证人和推动者。”

他就是顾云昌,现任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一个学者型的房地产研究专家。顾云昌从1979年调入建设部住宅局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对住宅商品化的研究。后来他在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工作时,又从理论角度潜心研究土地有偿使用等问题。1988年,44岁的顾云昌出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90年代末,顾云昌参与了2000年国家小康住宅科技项目论证工作,任产业政策组组长。他主持完成了“跨世纪中国住宅产业政策的研究”、“完善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研究”等重要课题,并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6年顾云昌进入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工作。30年来,他曾多次参与国家房改政策的研究和制订,是国家房改方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着深入的理解和权威的判断。

1986年我国第二次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全国房改领导小组。当时顾云昌是建设部城镇住宅研究所的所长,直接参与了此次全国房改的理论研讨和文件起草。根据1986年在烟台召开的房改会议形成的房改思路,第一次房改主要是以“提高租金”和“进行补贴”为主。在这次会议上,顾云昌提出了以“住房商品化、私有化”为主体的出售公房的房改思路,当时在业内引起了很大争议,最终没有被采纳。因为在80年代提私有化概念完全游离于计划经济的范畴。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房地产研究在我国还是空白,1983年,顾云昌亲自筹备组建了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的学术机构———住宅问题研究会,即今天的中国房地产研究会。研究课题就从住宅是不是商品和土地能否有偿使用开始。现在来看这两个问题,答案显然已经不容置疑,但在当时我国经济体制下,这些研究非常超前,是卓有远见的。1996年中央提出把住宅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一观点为1998年我国第四次房改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顾云昌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通过政策引导激发老百姓个人买房的积极性,使房地产成为个人消费品。在顾云昌提出这个观点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到要用自己的钱买房。北京市规划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在1996年,北京市住宅竣工面积中单位自建和联建的占52%,商品住宅仅占48%,即使是这“48%的商品房”,也基本上是单位团购。顾云昌这个观点的提出,无疑给当时平静的房地产市场扔下了一块石头。

就在顾云昌抛出这个观点一年后,第四次全国住房改革开始进入了筹备和研讨阶段,货币分房的可行性成了大家研讨的主题。当时参与最终文件起草工作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时任国务院房改办副主任刘铁民,另一个是时任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瑾,还有一人就是时任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顾云昌。在此期间,顾云昌提出通过一些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使房地产成为个人消费品的观点,“就是把老百姓个人买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地改和房改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两个发动机,带动了整个房地产市场起飞。”“如果说当今世界上有房地产王国的话,中国就是房地产王国,而且现在正是中国历史上房地产发展千年等一回的最好时期。展望未来,明天会更好。”这是城市规划专业出身的顾云昌评价中国房地产发展进程的经典之语。

1996年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的起步之年,而率先起步的是广州和深圳。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程度不同,形成了三种很有趣的房地产格局。南方,市场主导型,尤其是广东甚至全部市场化。北方,公费购买主导型。上海则是内销、外销兼容。广东人最早开始对房地产进行个性化开发,产品打造以消费者为本,体现出明确的规划意识、设计意识、户型意识以及目标市场定位。然后,他们又把香港的营销代理、物业管理、小区管理,全部移植过来。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这里有市场气氛,有个性化需求,消费者成为上帝。

市场主导型体制,说白了就是一切由市场决定,开发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制定产品,开发商自主定价,政府放弃行政干预。1996年开工建设的深圳益田花园就是市场主导型体制下的“代表作”。如果说几年前万科的第一个作品天景花园代表着市场力量第一次介入房地产开发,解决的是“有无”问题,那么,深圳益田花园,则代表着房地产开发户型面积的桎梏的解禁,解决的是“大小”问题。1996年之前,我国所有房屋的建设的面积大小、户型配比,统统由政府部门按照以前为国家干部开发福利房所参照的数据来定义,不容许有丝毫的变动。1996年,益田花园第一个冲破桎梏,房型大小和面积全部由开发商参照市场来决定,一些户型甚至达到200多平方米。中国大陆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供应与需求,第一次达到了信息的对称和尊重。

深圳益田花园还有一大贡献,那就是该项目首创欧陆风格,不久欧陆风便席卷全国。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发现参与房地产开发最多的是金融产业,那个时候银行和有金融背景的企业纷纷进入房地产行业。但随着银根紧缩金融行业开始淡出房地产市场,一批靠盖房子起家的包工头又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他们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广东尤其如此,合生创展、碧桂园、雅居乐等一大批企业在1992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但是一轮泡沫之后,他们开始改变思维了。这个时候中国房地产进入一个成熟的快速发展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时候大家考虑的是怎样建房子和怎样卖房子,考虑的是需求,并不择手段地从规划设计上、从销售手法上、从产品包装上寻找需求与刺激需求。

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说起朱孟依和他的合生创展。

1990年突然跑去香港发展的朱孟依,1992年与人共同创办了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后,又回到了广州,而且是深深地扎入土地之中。从1993年开始,他陆续开发了华景新城、暨南花园、骏景花园等高尚社区。其中华景新城成为当时国内首个百万平方米的超级大盘。他充分利用合生一流品牌取悦消费者,取得布局华南的良好开局。事实证明,朱孟依三年前买下的那些偏僻、价廉的地块,数年后都变成了城市扩张后的中心区域,如广州的天河东圃、番禺等。

熟知合生创展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朱孟依一贯秉承的处世哲学是,只有给别人带来好处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企业价值的体现,就是为合作伙伴、为消费者、为社会带来好处。

远远走在别人前面是合生创展的成功路径之一。从最早一拨“东进北伐”,到首个提出结束毛坯房的历史、开创全精装时代,合生创展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产品定位上合生创展也是独辟蹊径,他们将“以人为本”和“生态”的理念贯穿至规划、建筑、景观设计之中,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不惜重金全力打造全新的优质住宅产品。

不仅于此,基于主流精英人群的需求,合生创展努力为消费者量身定做最贴心的个性化服务模式,并在每一个社区内设立尊贵服务中心,随时随地为消费者提供超越期待的服务。

纵观合生创展开发的住宅产品,无一不是核心地段、设计独特、建筑品质良好、物业管理精良、社区活动丰富的优质住宅,也无一不是吸引眼球的地标性建筑,这与合生多年来致力于“价值生长体系”开发有密切关系。

十多年后,合生创展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资产总值过百亿元的香港上市公司。

在中国房地产界,合生创展给人的印象就像一只沉默而神秘的巨象,不断创造奇迹,不断令世人瞩目,却从不张扬。朱孟依在房地产界呼风唤雨、攻城略地,在地产圈外却籍籍无名,被称为行内“沉默的大佬”,据说他的神秘和低调简直令人窒息,出道多年至今,给大众媒体捕抓到、公开流行于市面的仅有唯一一张个人照。

中国地产界另一位大佬级人物王石,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朱孟依及朱旗下公司合生创展的艳羡与尊敬,用王石的话说:“合生创展才是中国房地产界真正的航空母舰。”王石此言自有其背景,据说朱孟依的合生创展90年代在广州一个城市的开发规模,就相当于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开发的总规模,而1998—1999年,合生创展仅在广州一地创造的利润就超过了万科在全国五大城市创造的总利润。

但是,多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对市场主导型的房地产格局一直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在衣食住行中,其他三类别产品均有替代品,有市场和买卖双方的选择权,具有一定的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价格升降有自然法则在起作用。而房子则不然,土地、地段、开发权都具有垄断性,民众及消费者买卖过程没有替代品,没有选择权。这样,市场自发调节的法则在这里大体上就不灵了,价格的主宰者就只有政府职能部门、开发商和利益集团了,房价人为升高和上涨就是必然的了。在老百姓不得不住房,不得不买房,又没有可替代产品而房屋供给方面又具有绝对垄断的情况下,供给方的一系列利益集团人为地抬高房价、制造高房价态势,从而造成房价快速上涨的体制基础。

1996年

● 2月,《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出台,贷款期限为1—10年。

● 2月,《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出台。

● 6月,深圳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举行落成仪式。这座高达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不仅成为深圳不可或缺的城市符号,也翻开了中国商业地产的“新地标”概念。

● 7月28日,上海市长宁区挂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区域房地产交易中心。

● 8月,厦门市政府颁布《厦门市城镇房屋管理条例》,明确房地产权证书是房地产权利人依法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凭证,实行两证合一。

● 12月1日,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窗口式”办文制度,迈出了中国推行行政制度创新的重要步伐。

● 我国开始启动住房抵押贷款。

● 《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创刊,这是全面、系统、客观反映与真实记载一年一度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的综合性资料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