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源自农民的自发选择，“但在这一制度变迁的力量释放之后，市场为什么没能引导农民进行新的发展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如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是市场自身的问题使然？但是，更基本的或一致的线索还是从农民自身的视角来审视中国30年来乡村发展经验更为恰当。即农民在其所卷入的农业生产与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规则安排及其相关控制权问题才是至为关键的，而这一点显然是需要在国家农业政策调整的背景下理解和分析的。中国农村变化的起点和背景是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农民控制政策的放松与农民群体的行业分化，农民从主要从事粮食种植业的传统中逐步分化拓展到经济作物、畜牧以及非农产业的各个部门领域之中，并且深深地参与和卷入市场交易过程中。本研究将农民的权利定义为农民在与利益相关方的交易过程中或在一种关系共同体中拥有的对减少或降低其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力或能力。其中，农民面临的可能风险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经济市场波动风险、疾病及老年丧失劳动能力等失去收入的风险以及其他政策调整或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等政治因素引起的农民利益损失风险，如土地被征用等。中国的农业改革过程正是一个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变动过程中农民应对上述自然、经济、社会与政治风险的能力及其相关权利变化的过程。以农民权利扩张及其面临的调整作为线索重新评估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的历程显然是值得尝试的。
关于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的具体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但是系统地展现几十年来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文献并不多。代表性文献如林毅夫（1994）的论文集研究了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尤其是对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做了出色的研究；科林·卡特、钟甫宁等人（1991）系统地描述了经济改革中的中国农业经济全貌，其中，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做了分解，并讨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估计等分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也有研究者对“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思考，石磊（2005）提出三农问题终结说，把农业、农民和农村三个问题割裂开来分析，认为“农业靠政策”、“农民要组织”、“农村需建设”，显然，这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观点。但是，总体而言，现有的文献还缺乏一个对中国农村30年以来经济社会变迁的作出系统的和逻辑一致性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必需一个内在的逻辑基础和分析视角为前提。我们认为已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贡献不足，而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加以弥补和努力的方向。
（1） 重新审视在中国农村30年改革进程中国家（政策）的角色和作用； （2） 恰当评估30年农村变迁以来中国农民权利谱系的扩张对社会经济生活状况的影响程度； （3） 从权利和规则变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过去30年来国家、地方政府组织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 （4） 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三农”问题及其未来走向提出一个系统化与全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