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而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并把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关云长奉为“神”，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以此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
1做人的最高准则在于诚信忠义
晋商以其崇信尚义而名闻四海，梁启超也曾说：“晋商笃守信用。”这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
晋商对关公情有独钟，把关公作为神灵敬奉。作为晋商的精神支柱，关公是晋商心目中唯一的“财神”！关羽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义不苟取、信义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笃敬”的美德，被誉为与文圣孔子齐名的武圣。关羽是山西人，作为关公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子庙和关帝庙，孔庙称为文庙，关庙称武庙，把二者看成文武最高的典型，每年例祭，尤为隆重。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全国最大的关公庙则是在他的家乡解州（今运城）。
向来以关羽后代自诩的山西人视诚信、忠义为做人之最高准则，即使像远离故土的商贾，也概不能忘。晋商东西奔忙，南来北往，非常需要一个中心，需要把散离四方、五行八作的同乡聚集起来。关公与所有的晋商有同乡之谊，又是大家共同崇拜的偶像，于是，关公便被公推为各地晋商的“同乡会会长”，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
晋商不仅在自己的家中、商号供奉着关公像，而且在经商足迹所到之地，在广建会馆中都专为关公修有供奉的大殿。有的则直接把会馆就修成“关帝庙”，试图借武圣之威，镇邪惩恶、消灾弭祸；试图靠武圣之义，以诚信为本，取义成仁，谋财有道；试图托武圣之福，财源滚滚，惠及子孙。
在商业活动中，晋商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发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2身入财利之场，坚守义利之念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又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遗物夹袄，无意中才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定，决无更改，这也是晋商诚信的一种实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商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互相支持中，能够渡过难关，靠的就是诚信。
一个经营者，在平时就要保持自己的诚信好义的品德，遇到困难才会有人肯帮助渡过难关。身陷困境时，更要用自己的诚信带动大家走出困境。
“婷美”是国内著名的服装品牌，它的诞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当年周枫带人做婷美，一个500万元的项目，做了两年多，花了440万元还是没有做成。眼看钱就没了，合作伙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枫把这个项目卖了。周枫说：“这样好的项目不能卖，要卖也要卖个好价钱。”合作伙伴说：“这样的项目怎么能卖到那么多钱，要不然你自己把这个项目买下来算了。”于是周枫就花5万元钱把这个项目买了下来。
单干的周枫带着23名员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几个朋友一共凑了300万元。他把其中5万元存在账上，另外的钱他算过，一共可以在北京打两个月的广告。从当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诉员工：“这回做成了咱们就成了，不成，你们把那5万块钱分了，算是你们的遣散费，我不欠你们的工资。咱们就这样了！”
这些话把他的员工感动得要哭，当时人人奋勇争先，个个无比卖力，结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枫成了亿万富翁，他的许多员工成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义是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古人尚义，因为义代表着舍己为人，代表着突破个人私利局限的高尚行为。所以大凡义举、义士多为世人所推崇。一个商人，言利无可厚非，但同时人们认为无商不奸，自觉不自觉地把商推到了义的对立面。懂得利在义中求的商人，却能够把义与利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信奉我为人人的义节，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帮助自己达到商业生涯的至高点。
3晋商“信义经营”的借鉴
诚信和仁义是晋商长盛不衰的保障。如今，诚信经营已经是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商人始终坚持的一条最基本的信条。企业要想做大做活，就应该始终以诚信为本，将诚信摆在利润的前面，先生产诚信再获取利润。因此，企业经营者应当把信用视为企业的“底线”，要用信誉去占领市场，去赢得消费者。
旧中国在缅甸仰光的华侨商人胡文虎，被商界称为“世界万金油大王”，他一生就是恪守“信用就是金钱”的祖训，把信誉放在事业之首。
胡文虎的父亲胡子钦生前在仰光开中药店，去世时欠下香港药材行一大笔款。胡子钦死后，香港老板十分担心，以为欠账再也收不回来了。没想到，胡文虎办完丧事后，立即将店里所有现款全部兑换成港币，只身到香港去。其父生前的好友都对此议论纷纷，以为他在父亲去世后无人管束，带着现款到香港尽情享受去了。哪知胡文虎一到香港，就主动替父还债。他的这一举动，立即使他赢得了中药业同仁的信任。
当他还清债务后，马上就有中药材商人主动与之洽谈。于是他未付一分钱货款，就从香港带回一批药材。回到仰光之后，他便立即拿钱派人去港付清货款。由于胡文虎做生意极讲信用，在中药业中信誉极高，所以，只要胡文虎药店开列的购货单一到，香港所有的药材行无不尽快发货交运。胡文虎就这样以诚信为基础，开始了他在东南亚中药事业的光辉前程。
古人云：“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时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那么，企业家失信又会如何呢？失信于员工，必然人心涣散，战斗力薄弱，不堪一击；失信于合作伙伴，必然形象受损，处境尴尬；失信于消费者，必然市场萎缩，遭遇生存危机；失信于社会，则必然四面楚歌，难挽败局。
当然，诚信是无价的，但诚信不是无条件的。对于无诚信的人讲诚信，有何意义呢？弄不好，会连自身也丧失了。在这方面，晋商是有惨痛教训的，可作前车之鉴。
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和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曾为合盛元北京分号借贷担保。但合盛元北京分号因经营不善，欠债难还，当债主逼上门时，合盛元北京分号经理竟仓惶逃回祁县总号。日升昌受牵连了，当局要求“相与”负责，这无疑加速了日升昌的倒闭。如果当时，合盛元票号能与日升昌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欠债，那何至于出现如此的惨局？是合盛元失信于“相与”在前，日升昌才受牵连于后的。
与日升昌一样，榆次常氏也是吃了诚信的大亏。主做俄蒙贸易的常氏，在俄商手头据拮，无现钱买茶叶时，便同意赊欠，结果多达140多万两白银。后来，这些俄商大多赖账不还。虽费尽周折，仍所收无几，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直接造成了常氏的衰败。
由此可见，诚信也是双刃剑，既能保护各自的利益，也会造成难以愈合的自伤。讲诚信必须要有前提和条件，诚信的前提必须是以诚信回报诚信。
总之，身为商人必须把诚信放在心头。经商的大忌就是轻诺寡言，乱开空头支票。答应别人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去履行，如果做不到就不要随便许诺。一诺千金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