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三峡”展厅，有一面高达6米的土幕从屋顶悬垂而下。这一片土幕宽约4米，自上而下布满了一道道不同颜色的土，其中还羼杂了大量的陶片。如果观看仔细的话，可以看出不同土色中的陶片是不一样的。这一幕土墙很薄，不过1厘米厚，绝不是一般的地层复原，它是从一个真实的考古发掘“探方”剖面壁上揭下来的，所采用的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强力胶布，粘贴在探方壁上，就可以从上面揭下一层“皮”来。
“土幕”不仅出现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展厅，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也有一块胶布与其他国宝文物一起静静地躺在保管箱里。这两块土幕来自于同一个遗址。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土幕，本来有12米多高，但由于展厅高度限制，人们不得不把它截去一半。这个巨大土幕来自什么遗址呢？
这个遗址的发现令人震惊，其发掘令世界关注；它被誉为三峡库区最具价值的古文化遗址之一。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说：“谁能解决它的性质问题，谁就应该被评为院士。”它就是神秘的中坝遗址。目前，中外专家正携手试图破解其中的众多谜团。
“中坝”这样的名字在三峡地区比比皆是，那些江中的沙洲很多都叫“中坝”。但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中坝和一般的江心小洲很不一样，它的历史是如此悠久，甚至超过了一些小洲的形成年龄。这个遗址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重庆忠县井镇，面积不大，总面积也不过约5万平方米。
在多年以前，中坝这个地方仅为当地人所知，它一直在那里默默地沉睡和成长，而很少有外界的人注意到它。因为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它太偏僻了，重大的考古发现似乎不会与它挂上钩。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当时来自四川省的一批文物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它。那时，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已经在拟议中，人们为了避免一些古文化遗址被淹没，开始调查沿江的一些古代文化遗存。调查者在忠县境内行走时，听说井河中的一个地方到处都有他们需要寻找的东西，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
井河是长江的一条小支流，发源于重庆市梁平县南境，自北向东南流经忠县县境，在忠县县城东北约3公里处注入长江。井河的上游名黄金河，在忠县黄金镇绍溪与同发源于梁平县西南、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忠县县境的戚家河汇流后，始称井河。考古调查人员从井河入长江口处开始，沿着河谷地带向上穿行，所过之处地势并不开阔，似乎并不是古代人类喜欢的活动场所。当他们经过半天6公里的跋涉，抵达一个以这条河命名的场镇时，发现虽然两岸依然高山耸峙，但河谷地带却陡然开阔了许多。在这条小河的江心，有一大片高耸的土堆，经访问，这个土堆的名字叫“中坝”。中坝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坝遗址那些陡峭的断崖上，那些河滩上，到处都是红色的、灰色的陶器残片。这些陶片的火候不是很高，应该是远古的一些遗留。
令所有人惊奇的是，这个所谓的土堆，竟然是由陶片、人工石片、动物骨渣堆起来的！虽然也有大量的土，但好像土却是夹杂在人工制品之间的，与一般的遗址完全不同。考古专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在土里寻找远古的人工遗物，而这个遗址，随手一抓，却泥少遗物多！他们感到太不可思议了，像这样大体量的堆积，需要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垒积成一座小山样的土堆？如果是生活的废弃物堆积，又需要多少人打烂多少个陶罐，用残多少把石斧才能形成如此壮观的景象？须知，中坝遗址的江心洲有近7000平方米的堆积，加上河流两岸的堆积，面积几近50000平方米！
当时，专家们在这个遗址上试着开挖了三条长方形小沟。他们想知道眼睛所见到的是否仅为表面现象，他们想深入遗址内部看一看。从试掘情况看，遗址完全印证了他们的所见，而且在看不到的地下部分，还有很深厚的堆积。最后出于安全考虑，考古者们放弃了继续下挖的念头，而且来不及细细思考这一奇怪的发现，因为还有其他的调查任务在等着他们。自考古者走后，人们除了知道这个遗址的名称外，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中坝似乎被遗忘了。
但像中坝这样的遗址注定是不会沉默太久的。将近30年后，它再一次唤醒了人们失忆的神经。1987年，全国开展文物大普查，中坝遗址被重新发现和确认。这一次，它没有再让人们从它身边溜走。由于考古学科的进步，中坝遗址独特的堆积景观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他们感觉这个遗址太特别了！太不可思议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文博研究单位，在了解到这一世界少有的遗址后，纷至沓来，多次对该遗址进行深入的调查、复查。人们站在高高的江心洲上，想知道地下究竟埋藏有什么秘密？想知道这座巨大的土堆上，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在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再一次进行了试掘。通过这次小面积的试掘，人们开始感觉到这个遗址的历史太悠久了，而且有十分重要的发掘价值。于是，进一步的大规模发掘计划开始酝酿。
正在这时，三峡工程的修建加快了这一计划的进程。按照三峡水库的蓄水计划，中坝遗址将在2007年被由长江倒漫进来的江水淹没，最后，它最高海拔147米的身姿将永沉江底。时间的发条已经上满，必须抢在江水来袭前让这个遗址得到抢救，必须让那些地下的宝物吐露全部的秘密。
1997年，按照重庆市文化局的安排，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支援三峡文物保护发掘工作中，承担了忠县中坝遗址的考古发掘任务。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说它艰巨，是因为发掘工作量太大；说它光荣，是因为这是三峡库区最为重要的地下文物点之一，被列入了最高保护级别——A级发掘。
主持发掘工作的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孙智彬。这位毕业于武汉大学考古系的考古人，已经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可谓久经沙场，具有极为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和高深的学识。孙智彬的个头并不高，戴着一副眼镜，他的脸上总是挂着自信的微笑。作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余名领队之一，单位之所以选派他来发掘中坝遗址，是因为他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也是一个有韧劲的人，而且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孙智彬当时已经预料到这可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他抛妻别子，来到了三峡，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发掘工作。他带领一帮考古队员，开始发掘中坝的地下秘密。发掘工作艰苦而漫长，须忍受长时间的单调和寂寞，须牺牲家庭生活和个人的业余爱好。孙智彬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工作光是野外发掘就耗时8年！在年复一年的发掘工作中，除了夏季和春节可以停下手中的工作外，其余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这座遗址！孙智彬手下的考古队员换了一拨又一拨，却唯独只有他——工地的负责人，一直枯守着这片文化遗产。8年以后，当他丢掉手铲，从最后一个探方中抬头仰望天空，他感到天色是那么的蓝，身体是那么的轻松，心是那么的自豪。对于他来说，俯查大地的颜色太久了，天空的颜色、树木的颜色都是那么的久违，就像千年遗址重见阳光一样，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中坝遗址在孙智彬的手中8年来如画卷般展开。从1997年至2003年，遗址内发现的房址、灰坑、墓葬、灰沟、灶、路、墙、窖、水池等遗迹有1414个，出土的文物包括：陶、瓷、石、骨、铜、铁等质地的各类器物小件4035件，经过整理统计的出土器物144490件，另有陶片2643袋，总计约20万件。面对枯燥的数字，你无法想象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20万件出土文物总量，相当于一个国内大型博物馆的藏品数量！
虽然自始至终都没有太多的重器出土，但这依然是令人震惊的发现。让历史说话，多数时候并不需要那些精美豪华的东西，历史也并不完全是帝王将相书写的。对于三峡地区来说，只要能反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要能窥见一些历史的影子和历史的足迹，就已经足够了。
事实上，众多的遗迹和遗物包含的信息太丰富了，让我们看一看考古者们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来逐层剥离的“通史”：这是一本迄今世界上最为厚重的书，书的厚度最多可达12.5米，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总共书写了70余页。书页里的文字多是用陶片、动物残骨、石制品和各种遗迹写就的。
孙智彬们阅读了这本书的真义，虽然有些地方还近似囫囵吞枣，需要慢慢消化。但是，专家们说，像中坝发掘的“通史”式遗址，在国内属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同时，该遗址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盐业生产类遗址，填补了我国这类考古遗址的空白。书上记录了12个时期的“事件”：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西汉、南朝、唐、宋和明清，十分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五千年前至今连续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
——距今5000～4600年间，中坝有了第一批人类，他们的足迹遍及井河两岸。考古学者们将这批人类创造的文化叫做玉溪坪文化。那时候，中坝一带水草丰美、山林茂密，人们主要以渔猎为生，并将捕获到的动物肢解，分给族人享用。农业仅处于辅助的地位。盐业考古专家们说，可能中坝人已经开始了制盐，并将盐当做商品进行交换。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也许正是他们首先在中坝发现了宝贵的盐泉。
——时光翻到了距今约4600～3800年，中坝已从一个荒僻小村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那时候，人们完全继承了玉溪坪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传统发展到顶峰，进而有了一些新的创造。考古者们为了区分于前一阶段的文化，将这一时期中坝人留下的遗存作为当时整个重庆地区土著文化的代表，称为“中坝文化”（或“哨棚嘴文化”）。中坝文化的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制盐，因为制盐活动的频繁和繁荣，故人们留下了大量的废陶器残片。但是在中坝文化末期，由于整个峡江地区遭遇了一场来自自然界的劫难，中坝文化没落了。而这场灾难就是遍及全球的气温下降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三峡地区的渔猎采集这种靠天吃饭的经济，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坝的盐业经济可谓独木难支。
——夏代至商代早中期，一支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统治了整个三峡地区，这个文化叫做三星堆文化。在中坝，三星堆文化彻底替代了中坝文化，考古者们无法判断是来自三星堆文化核心地区的人们占领了中坝呢？还是原有的中坝人在强大文化的攻势下，受到影响而“三星堆”化了呢？抑或是三星堆文化本来就是包括三峡地区的古人在内的人们适应了环境和社会的变化，共同创造的呢？他们无法做出结论，他们只是从那些成堆的陶片中看到了人们用具的变化，看到了传统的中断。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一种完全迥异于三星堆文化的考古文化再一次出现在中坝，这种文化被称为石地坝文化。考古者们说，或许石地坝文化及鄂西地区的同时期文化的西进，甚至使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也被十二桥文化所取代，而后者的内核里拥有太多的来自东边的文化因素。在中坝厚厚的地层里，石地坝文化的地层恰好紧紧压在三星堆文化地层之上，那些残缺的、完整的尖底杯堆积厚达几米，并且其大小接近一致，人们认为，尖底杯正是中坝人的制盐工具。看来，经过风风雨雨后的中坝，其盐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了！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一种叫做“花边圜底罐”的东西频频出现在考古者的视野里，它取代尖底杯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堆积，而且也是中坝遗址中堆积最为深厚的遗存之一。那时候，这些圜底罐呈现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颈部收束，器身布满了绳纹。那时候，中坝人既饲养家畜，也大量狩猎野生动物，以弥补肉食之不足。人们的食物构成中，主要以旱作农业的黍和粟为主，而水稻的比例则相当低。
——战国时期，花边圜底小罐继续存在，只是更加小了，口部变得越来越直。与圜底罐共存的还有少量的带三足的陶甗，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点楚人文化的色彩。巴与楚，这是一对能够使人产生强烈联想的字，总是让人浮想起金戈铁马一类的词汇。事实上，巴与楚，可能确实在这里有过交锋。此外，这里还发掘出了东周时期的房址300多座，显示当时人口的增多和盐业加工能力的增强。
——汉唐时期，中坝发现的陶器突然大大减小了。考古者们说，那是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导致陶器的使用量大大减少，而铁器却经久耐用。在汉代，中坝还发现了一些所谓中国最早的“龙窑”之一。此外，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坝的土著文化基本消失，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已经完全与中原地区一致。孙智彬说：“频繁交流导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政治因素，是三峡地区土著文化消失的根本原因。”
——宋元时期，中坝的财富累积越来越多，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填满瓷器的窖藏。窑藏中出土的铜、铁、瓷器达108件，有锅、碗、瓢、盆、盘、碟等，基本囊括了日常生活用品，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经济价值。部分瓷器表面虽然黏连了代表岁月的土锈，但依然难掩其灼灼碧光。这些重见阳光的瓷器，经重庆市博物馆专家陈丽琼鉴定，属于当时著名的五大名窑——龙泉窑的产品。它们是从遥远的地方运输而来，再从商贩的手中转到了中坝人的手中。中坝，以它的盐换来了这些当时堪称奢侈品的东西，依稀可见当时商业贸易的繁华。
——明清时期，中坝附近的井河两岸兴起了72口盐井，每一口盐井内都有流不完的卤水。那些盐井深达十多米甚至几十米，井沿上则被卤水桶磨得十分光滑。当然，这些盐井盖虽然高出河面许多，但仍时不时遭到洪水的侵袭，淡水漫过井沿流入井中，致使当时的煮盐设施亦时不时地面临毁灭的危险，而洪水淹没之处，也留下了大量的沙层为考古者所发现。
中坝，就这样向人们展示了它的五千年文化、文明史。孙智彬说：“中坝遗址考古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了解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三峡地区古代土著居民的详尽情况。”中坝因为具有三峡通史式的性质，1998年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参观中坝时，亦深深为中坝遗址的考古发现所震撼，同时也为其迷惑不解，他认为这里面隐藏了巨大的秘密需要揭开，他说：“谁要是能解开中坝的秘密，谁就能做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