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应严绍璗先生七十寿辰纪念集的征文而作，藉以感谢乐黛云先生、严绍璗先生、孟华先生等北京大学的同行们长期以来对于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所给予的无私的支持和指导。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比较文学在高校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首先，从事研究者需要有一门以上的外语能力；其次，他必须顾及跨越民族、学科、语言界限的研究工作所要求的中外文学史知识；其三，研究文学离不开相关的学科知识，尤其是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以他还应该掌握文学以外的，诸如文化、艺术、政治、社会、宗教、心理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思想和学科内在的要求，虽然从理论上说是成立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成为一种人文教学领域的乌托邦。
正因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天然地具有乌托邦色彩，所以它才是迷人的。但是，从目前的状况而言，高等院校的比较文学所具有的这种迷人特质正在慢慢地消失。理论上说，有一级中文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的学校都可以设置“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研究生学位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两个概念模糊的学科整合在一起，就意味着，即使某高校缺乏比较文学的师资，但只要有国别文学的师资，也可以招收比较文学的研究生；相反的情况是，如果中文系缺乏精通外语的人才，也缺乏国别文学的教学经验，但只要有人会根据《比较文学概论》一类教材讲课，照样可以开设相关的比较文学课程。尤其是当比较文学学科拓展到跨学科、跨艺术的研究领域，随意性就会进一步扩大，甚至成为一种“无边的比较文学”。正因为如此，比较文学从建立学科开始就备受行业内外的质疑，时时出现“危机”的呼声，不是无缘无故的。
张隆溪教授在为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所写的入门书中说：“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学者，大概都常常遇到来自学院里各专业领域的不信任、冷淡、质疑，甚至敌意。”但他接着辩解说：“比较文学既然要跨越学科界限，中西比较更要跨越巨大的文化差异，就必然会走进或者说侵入其他各类学科的专业领域，专家们对此会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又有什么奇怪呢？”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这种行业内的怀疑和敌意，虽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如张教授所说的“由于他们的眼光相对局限，心胸相对狭隘”，但真正原因显然不在批评者的主观局限。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两个研究生的智商以及努力程度完全一样，他们接受的师资教学水平也完全一样，其中一个学生在国别文学专业进行硕博连读五年时间；另一个学生用同样的时间进行跨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专业学习。从知识面而言，后者显然高于前者，但作为专门知识的系统学习和训练，他可能只达到前者的一半。现在要问的是：这两种教学，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真正的专家？有关比较文学的质疑在这个简单假设中可以得到解答：如果我们把研究生的硕博连读五年时间看做是培养一个合格专家的教育终点，那么，那个国别文学专业的学生要比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有更多的优势；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培养一个学者可能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从更加长远的发展上看，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那位学生，是否会具有更大的潜力？
下面一个问题与此相关。张隆溪教授在那本入门书里继续写道：“一个真正优秀的比较学者也首先应该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然而是一个兴趣、知识和眼光都广泛开阔得多的专家。精专与广博本来就好像是学术的两条轴，缺一不可，只有两方面都得到充分平衡的发展，才不至于单薄偏枯，也才可能绘制出色彩绚丽的图画。”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我非常赞同张教授的这个观点。下面讨论比较文学培养人才的目标也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即一个真正优秀的比较文学的学者，他首先应该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这个意思也可以反过来表达：比较不仅仅是比较文学的专利，任何领域的真正优秀的专家，他的知识储备量一定是超越本专业的必备知识，达到各领域各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和交叉渗透，那么，事实上他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学者的修养了。
那么，精专与广博，对于培养一个优秀学者而言，哪一项应该更为优先？这从教育学来说是有规律可循的。前面的例子似乎给人一种印象：“一个真正优秀的比较文学的学者首先应该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这个命题强调了先要成为精专的专家，才能成为广博的比较文学学者。另一个例子则说明，同样的教育时间下，首先培养的应该是某国别专业的专家，而培养一个比较文学学者需要更长的时间。如以培养学生的时间为标准，在同样时间段的专业训练下，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国别文学基础知识方面可能无法超越国别文学专业的学生，但是在广博的程度上则要比后者宽得多。——这也就是过去有人诋毁比较文学学科时说的一种刻薄话：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都不好的人才去搞比较。可惜这种刻薄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段才会产生效果，因为，如果以同样的学习方式，把学习时间延长一倍甚至更多的话，比较文学的优势就会逐渐显露。比较文学的学习成效与学习时间长短成正比，学习时间越长，研究视野的开阔和研究能力的增长可能是几何级的递增，到了后来，如果比较文学学者再进入某领域去做单一国别文学的研究，他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不是说，一个从事国别文学研究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就不需要继续学习，如果他依然从事专业研究的话，同样会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仅深入自己的专业，还会拓展研究的领域，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任何领域的真正优秀的专家，……事实上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学者的修养。”假如这个命题也是成立的，那么，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一个研究生先学习某国别文学，然后不断扩展专业范围，进入跨国别文学的研究，从而达到比较文学学者的应有能力；而另一个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已经打下比较文学学者所具备的扎实的基础和条件，再朝着国别、或者跨国别的研究领域发展自己的研究，终于也达到了比较文学学者的应有能力，这两种培养途径，究竟哪一种更加可靠？这不是一个殊途同归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把一个学生走出学校以后所必须承受的各种社会压力计算在内，也必须把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不利于学习的生理条件考虑在内，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高等院校里的研究生阶段是最有利学习的阶段，不仅仅高校目前仍然是受到社会上种种功利风气影响最小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还保留着传统的人文力量和学术信念，虽然它不是社会的真空，同样受到拜金主义的腐蚀和影响，但毕竟它还是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做弥撒的地方。刚刚跨入高校的青年人，饱受了中学里应试教育造成的心灵之戕害，高校向他们提供了唯一治疗创伤的环境。他们精力旺盛，求知欲强，各种理想都受到正面的鼓励，并且有本科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他们有充分理由在下一步的研究生学习阶段完成一个学者的全部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的研究生教育恰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一的领域，而是以跨学科的形式进入别的学科的专业领域，因此它在短暂的学习时间内是不能展现自己优势的，它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学习精神渗透到其他各个学科中去，综合性地吸收各学科的长处和特点。比较文学专业的学习者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以后，才能够逐步显示比较视野的优势，终为学术领域的伟大学者和专家。这就是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严格地说，比较文学教育没有明确的专业限制，也没有特别的专业范围，它的目标，不是培养具体的职业技能，不是培养中文系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甚至也不是培养某一专业的专家。它只是培养一种资格和能力，让获得这种资格和能力的学习者胜任各种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包括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德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洪堡在建造柏林大学的时候，曾指出过“大学兼有的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而他所强调的“科学”，不是一般的历史与自然科学，而是“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哲学转引自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洪堡把哲学定位于当时的大学精神的核心概念，由此建立起德国大学精神生活的传统。而今天的中国，在教育的环境和后现代的文化风气下，哲学作为统领一切学科的“纯科学”已经不可能再现威力，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在人文学科中寻找一种可以实现某种功能——能够以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为研究对象，以学习、穿透、综合其他各个学科的知识为研究目的的学科，来取代18世纪德国大学人文教育中的哲学的“纯科学”地位的，只能是比较文学学科。因为“比较”的视野和方法已经设立了跨越语言、艺术、民族、国别、学科等无所不包的前提，而广义的“文学”也包括了传统人文学科以及政治、社会、法律、宗教、文化、心理等社会科学，这决定了比较文学有条件包容一切人文学科，掌握各种语言和学科知识，并且以培养真正的富有使命的学者为教育目标。 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比较文学与精英化教育理想之关系的立足点。我们还需要界定精英化教育的含义吗？随着就业压力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各种新兴行业的兴起，社会对大学教育的需求量急速上升，为了适应学生中间越来越严重的急功近利心态以及应试教育严重破坏中学生正常思维能力的后果，大学教育不得不放低了教育水准的门槛，放弃了专业教育的传统标准，以适应社会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的人才需要。随着通识教育课程比例的越来越增加，在一些僵化型课程必不能少的规定下，高校院系唯一能够压缩的就是专业课程。在“文革”前中文系本科专业课程达到完整的四年制教育（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还一度建立五年制教育），那么，现在的中文系本科的实际教学课程不到三年，（因为大四年级必须把学生的社会实习和寻找工作的时间计算进去），相当于以前的大学专科的教育时间。因此现在综合性大学人文学科的本科毕业生，虽然受过四年教育，却很难胜任专业领域的工作，除了一部分继续读研究生学位外，他们毕业后只能在社会上承担一般的非专业的职业工作。——我把现在大学本科的这种培养人才的基本状况，称为社会化教育，或谓非精英化教育。它不是以培养人文学科的专业人才、未来的专家学者以及真正的学术领域的精英大师为目标的。它的功能只是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求业者。
为了弥补本科专业教育课程量的不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加强了研究生教学，尤其是硕士生教育阶段，由二级学科为单位招收研究生以及施行教育，集中起来开设研究生基础课程，都是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但严重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人文学科研究生学位点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生人数的不断扩大，社会供求比例达到了饱和状态，除个别专业（如对外汉语教育等新兴行业）以外，大多数研究生就业都成为社会问题，更不用说专业对口的就业机会。这就造成大量研究生不能够树立起坚实的专业信心，也没有为自己设计一种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理想。大量的人文学科研究生仍然处于茫然之中。这样，首先是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人文学科的专业岗位，其次是学生的专业信心不足，再加上教学师资的水平问题等等，形成了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上的恶性循环。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基本上也是在社会化职业化教育道路上滑行。
那么，这样的话，未来的专家们——我指的是人文学科的专家们，还有没有可能后来居上，超越前人，攀登新的人文高度？我们的人文学科的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这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一般舆论中常常喟叹的“大师难寻”、“今不如昔”的客观原因。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种培养大师的教育机制和教育理想，“大师”是不可能出现的。“文革”前政治挂帅的大学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大师，“文革”中教育革命的体制更加培养不出大师，“文革”后经济挂帅、量化管理、急功近利的教育机制同样培养不出大师。人文学科的“大师”，首先是一种知识的能量，被称为“大师”的人必须拥有常人不能掌握的多种人文学科技能与学识；其次是一个学术高度，他的学术贡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不但深刻影响了当代精神生活，对后世仍然产生重要影响。其三是一种人格的榜样，他必须为人师表，勤于教学，培养出完整的学术梯队，形成独特的思想流派和学说，这是人格魅力的标志。人文学科的大师除了具有天赋，并不是凌空诞生的，而是在一种完备的学术机制和教育机制下培养出来的。没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教育理想就不可能培养真正的大师。我们今天在一个强国的梦想里，没有给未来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人文科学家等以适当的位置，今天没有梦想，世界就没有未来。
我们可以把一些大学者（或“大师”）作为例子。陈寅恪先生的大部分著述是在他的晚年瞽目口述中完成的，钱锺书先生的学术能量的真正显现是在“文革”中成就的《管锥编》，那也是他的生命历程将近老年的时候。季羡林先生关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也是在他的晚年完成的。陈、钱、季等前辈学者的成就之所以不可替代，不可超越，因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把别人忙于著书立说的时间都用在了自身修养之上，也就是在不断学习中完成了他们作为学者的不可替代性。综合起来，他们都拥有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和学术能力；二，都能够在自身领域里做到学贯中西，阅读了大量的多种语言的文献资料；三，长期不倦的学习与崇高的学术工作中培养了学者的人格力量，建构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风骨榜样；四，他们为掌握丰富的知识能量而付出毕生的心血和生活乐趣，形成了他们自觉的独立于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就这样，由学习提高了修养，由修养支撑了学术，由学术获得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由此建立起独立于世的人生境界。这就是洪堡建立的欧洲古典大学精神的四大维系，是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理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当今人文学科教育和培养人才事业中最缺少的一种理想素质。
这种教育理想的缺席是致命的。
前辈学者大师所建立的学术人格的四大维系，不正是我们比较文学培养人才的理想吗？我们首先要求学生拥有多种外语能力；其次要求掌握多种学科知识，努力接近学贯中西；其三是需要用人文理想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努力追求完善人格；最后，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那必然付出极大努力，也就是要求学者不随波逐流，要甘于寂寞，在学习中寻求快乐的人生境界。前两者是学习比较文学专业的必要条件，第三则是知识修养推动人格培养的更高境界，最后一则是获得这种境界的人生态度。这是一种完整的教育程序和教育理想，而比较文学的人才培养特点最接近这样的理想。所以比较文学施行的是一种精英化的教育，其教育理想天然地超越于社会化、大众化、职业化教育的因素。
试想一想，一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或者某企业的高层秘书，媒体的从业人员等文科学生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性职业，即使他拥有多种古典语言能力、古典文化知识，或者接近于陈、钱、季这样学贯中西的非凡能力，对于其事业的发展有没有构成必要性？如果没有的话，坦率地说，那就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如果把这种知识结构放在人文学科的专业岗位背景下来考察，尤其是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那就不一样了。无论是从事中西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等，这样的知识基础其实就是一种资格、一道门槛。这就是精英化教育与一般社会化职业化教育之间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功能和特点是不可以被混淆或彼此取代的。
关于精英化教育的道路，对于我们这一代从“文革”劫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并不陌生。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的苦难中走出阴影，通过考试进入高等院校接受教育，深深地理解攀登学术高峰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老一代的人文学者大多数还健在，他们也同样在苦难中看到了未来学术的希望，他们希望在生命最后阶段再迸发一道余晖，把自己的学问与理想像接力棒似的传授给后来者。我们亲炙于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本来都很明白学术道路应该怎样走，但是近三十年来国家急于发展现代化，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的无序性滋长了急功近利的社会导向，人文环境每况愈下，学术道路也进入一种被利益所驱使的怪圈。应该承认，我们这一代学人没有能够真正地做到本来时代所需要我们做的那样的境界，我们最终也没有能够超越我们的前辈学者，但是，我们仍然有责任将培养优秀人文学者（且慢说大师）的真正途径和必要条件向后来者指出。三十年前的教育体制下，不允许精英教育的思想和措施，三十年来的教育体制下，不重视精英教育的理想与实施，但是，在今后的国强民富的时代里，人文学科的精英化教育不但有了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心理基础，也将会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尊重，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所缺少的，可能是真正的方法和途径。因此，精英化教育的思想与理想，需要如同弥天黑夜中的爝火，绵绵不断地闪耀着生命的火花。如果一般的高等院校不得不朝社会化职业化教育倾斜，那么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就应该坚守理想的精英化教育；如果所有的大学都不得不朝社会化职业化教育倾斜，那么这些大学的人文学科应该坚守理想的精英化教育；如果所有学科都不得不朝社会化职业化教育倾斜，那么，至少，比较文学这样的少数学科，应该独自坚守精英化的理想。
这就是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做这份《复旦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精英化培养规划》见《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1期。的理由。也许，人们并不会反对或者拒绝比较文学领域的精英化教育，但是这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的理想，而是一份对未来负责的教育计划的实施。对于这种比较文学的特殊性，我们有两个问题始终缺乏深入的探索，一个是目前高校中文系的师资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培养人才的目的性。前者是方法和条件，后者是价值观，在这两个问题没有充分讨论的前提下，虽然目前中国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都设置了比较文学的专业课程（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但对于这门学科的自身素质的提高仍然无济于事。
这两个问题，需要有许多在教育第一线的学者共同来参与讨论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认识。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做非常简单的介绍，谈谈我们制定这份规划时的设想，以及为了实施规划已经做出的努力。
首先，要实行精英化教育就必须确立比较文学作为纯科学的定位，比较文学当然不可能像18世纪的哲学那样成为一种“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但是比较文学所具有的特殊的学科品质，使它能够为人文学科的真正的优秀学者创造一种必要的条件。陈寅恪先生是历史学者，钱锺书先生是古典文学专家，季羡林先生是东方语文专家，但是他们拥有的学识都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这个“超越”本身就体现了人文学者的精专与广博的基础，广义地说，这也是比较文学的学科所要提供的研究视角和知识襟怀。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今天我们根本不具备培养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师资，所以这样的理想只是乌托邦的空想。我要回答的是，即使在过去那个时代的中国，大约也是没有培养“大师”的师资能力的。所以，当时天资聪慧的青年学者无一不是游学于西方各个国家的高等学府，吸取各种科学知识和开拓学术视野。今天的复旦大学同样也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培养大师的师资和能力，但我们能够做的工作，就是为培养优秀人才创造好的条件，唤起学生们对学术道路的自信和热情。在这份规划里可以体现出这样一份自觉，为了实现精英化教育理想，复旦大学中文系尽了最大的努力延聘人才，从海内外不断引进在比较文学领域、比较语言学领域、古典学领域的老中青各个层次的人才，很快就更新了原来师资的知识结构，短短几年来，复旦比较文学学科已经以焕然一新的整体面目崛起在国内外同行的面前。
要提高一个学科的师资力量，就必须打破原来的学科界限，既要综合中文学科的全部资源作为个别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又要整合个别学科的特殊的学科标志。在复旦中文系原来的学科结构分布中，比较文学虽然起步很早，但既不是传统学科也不是强项学科：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有实力雄厚的文论研究传统，文艺学有西方美学和西方文论的强项，现当代文学学科里也有从事外来影响研究的学者，由于传统学科的力量强大，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停留在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译介学研究等比较边缘的学科方向上，不能有大的突破。自2006年以来，我们改变了思路，一方面是引进人才，突出了中外比较诗学为主干的学科发展思路，建构起“中西文学、诗学及其文化关系研究”、“世界文学及其文化关系研究”、“德国语言文化与南亚文化关系研究”、“东亚文学及其文化关系研究”、“跨艺术与文化研究”等五大模块的课程体制。同时从海外引进印欧语系的文学研究、比较语言研究的人才，那些海外学子学成归国，掌握十多种印欧古代语言，再借助复旦历史系的相关语言人才，完全解决了多种语言教学和比较语言领域的师资力量。
当然，引进人才只是一条途径，真正要提升一个学科的教学水平，不可能依靠单一学科的师资力量，必须调动一级学科的师资实力。所以我们在设置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时，坚决打破学生只听本专业教师课程的做法，并在课程制度上确保研究生学习其他学科的西方文论、文献学、古汉语和文学史等课程，借助跨学科和跨院系的教学平台，综合地依托复旦大学人文学科的良好师资，形成比较文学课程改革的强大后盾和丰富资源。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性学科，它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课程体系，把原来对比较文学构成压力与挑战的强势学科的传统课程，转化为它的课程资源，使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在其他学科的课程中获得知识的拓展。
专题讲座，这虽是比较文学研究生扩大学术视野的辅助性课程，但也是借助校外专家力量来补充师资的措施。我们每年都邀请国际上各类学科的专家学者来复旦为学生们短期讲授专题课程或者做专题讲座，也及时邀请国内专家做学术演讲。为了培养学生广泛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视野，我们把研究生听前沿讲座和自己举办学术研讨会，作为正式课程的学分纳入教学考核。以前学校里一般的前沿讲座都是学生自由选听，并不作严格的考勤和考核制度，现在为了改变学生们眼高手低、自由散漫的学风，强化团队精神，把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都列入了正式考核的范围，都构成了课程建设的有机部分。这样，专业教师的专业课程，专业外教师的选修课程和外校专家的讲座课程，以及研究生自己组织的研讨活动等，形成了多重知识结构的开放性的课程系列。
也许，还是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使把中文一级学科的所有师资都调动起来，能否完成对一个合格比较文学人才的培养？我的观点仍然是不容乐观的。但至少，我们为研究生进入专业学习提供了一个宽阔的教学平台，打下了相对扎实的知识基础。所以在我们的规划里，不但强调硕博连读六年一贯制（硕士两年，博士四年），而且相应增加了课程学分，强调了精英化教育的一贯性。同时，我的一个设想就是要把精英化教育的理想贯彻到底，具体措施就是鼓励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出国深造，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开阔学术视野，接受国际上各学术领域的名师指点。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一定仅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而是以比较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渗透到各个人文领域，可以进入思想、文化、理论、历史、社会等各个领域，也可以结合具体国别文学的专业，进一步开拓自己的学术领域。比较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国别的研究，但它可以胜任国别领域的文学研究，而且有把握获得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
因此，在我们看来，比较文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是造就一般合格的社会就业人才，也不需要为国家培养大批的专业人才，但是它必须有崇高的学术理想，把为未来培养真正的优秀人文学者作为远大目标。比较文学的培养目标是长远的，其教育成果在二十年以后才能逐渐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规划中的人才培养目标有两个去向，一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理想的教育和培养，通过六年或者更长时间的专业训练，为国内高校和学术机关输送具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才；二是通过鼓励出国留学机制，把优秀的学生推荐到世界一流大学进行深造、进修和继续学习，为未来的学术发展储备人才。
这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可是，教育如果失去了乌托邦的精神和理想，那还成为教育吗？一切在于努力之中。 2009年12月4日写于上海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