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身处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盛世却终身布衣，他的身上确有一种乡村野老的气味，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他 “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可见他的气质。与他齐名的另一位大诗人王维（７０１ —７６１），则多了一些贵族式的雅致与精细。王维虽然仕途亦稍有挫折，但总的来看比较顺遂，这可能与他那不温不火的性格有关。王维的诗好，但王维的性格却有点沉闷。虽然他也写过一些颇为慷慨的作品，如《夷门歌》、《观猎》、《少年行》等，但总的来说，他一挫即不能复，一蹶即不能振，到了后来，甚至有了明显的自闭倾向，什么 “中年好道”、“晚年好静”，鼓吹佛教 “无生”，都与他懦弱而内向的性格有关。这样一个性格肉头的人，又过着所谓 “半官半隐 ”的生活 ———顺便说一句，这“做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的所谓境界，自晋以来，便是自私自爱而不负责任的官僚的道德遮羞布 ———由于不大与人冲突，不大有所坚持，凡事拎得清，升迁反而总是伴随着他们。说实话，就做人言，我不大喜欢王维，他是批评过陶渊明的，这是他一生聪明中最大的愚蠢，是一种聪明过头的失误。当他从陶渊明身上来试他自鸣得意的人生聪明之剑时，他不可能不折断。陶渊明是自称为 “守拙 ”的。陶之伟大，正因为他不 “聪明”，这种以拙的形态显示出来的大德行大智慧，是“达人 ”的“直觉”，而不是聪明人的机灵。王维与陶相比，到底差一个档次。但我们明白的是，陶渊明的那种缺衣少食求助于人的尴尬，他确实不会有，他算计得精明，他不会让自己弄成那样。他不仅无法有陶渊明式的真名士之风流，连孟浩然的境界也不及。做人不可太聪明，对王维来说，他太聪明了，以致没有人发现他有太多的不可爱。他在长安失陷时，迫受伪职，却又写下 “万户伤心生野烟”一诗，以明心迹。后来在唐军收复长安后，他果然因此诗而仅作降职处理，并且很快又得升迁。谁知道他当初作此诗是不是有意在为自己留后路呢？唐氏王室一直宽厚，不大以小人之心度人。就让我来做一回小人吧，反正这千年之后的罗织，不会陷他于罗网。
文学史上对他的诗评价特别高，很长时间中他一直排在李杜后面，名列唐代第三大诗人。由于题材上的关联，我们把他与孟浩然并列，却又把年轻的他排在年老的孟浩然前面，叫“王孟”，显然是认为他的成绩较孟浩然为大。就诗歌创作而言，他确实比孟浩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艺术成就更高而手法多样。但把他与李白、杜甫一比，就马上可以看出其间的差距。李白杜甫是 “大”的，他显然是 “小”的。大小之差的原因在于：有没有承担。承担的越大，境界当然就越大。李杜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承受这个世界的苦难与折磨的，他们甚至主动地把世界的荒谬与民生的不幸承担到自己的身上，直至使自己的心灵不堪重负。此时他们发出的，就是震撼人心的黄钟大吕之声。而王维则一直在推卸，他连自己个人的一些生活挫折都难以承受，都要想方设法地躲避，直至最后躲到空门 ———当然，他也没有力量承受真正的空门的清苦，他只是一个在家的居士；正如他无法真正过一个清苦隐士的生活，而要亦官亦隐 ———家也要，官也要，禅也要，隐也要，在追求精神的同时，物质的一切也不愿放弃。既如此，他的精神之旅所能达到的区域就有限了，不像李杜那样无远弗届。李白一生求 “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是躁动的，一刻不闲的，永远生活在别处的，这一点他很像谢灵运。杜甫一生求 “入”，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不惜 “残羹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就是要进入圈子，得入魏阙，从而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乃是他对自己终当能入台阁的信心。李杜二人，无论是 “出”，追求自由无碍；还是 “入”，追求世俗成功，都显示出对生命、对人生的热爱与执著，以及为了追求而付出的精神历练与承担。而王维则追求一个 “归”字，这在盛唐，实在是较为罕见：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日归于渊，牛羊归栏，野老候归，雉雏蚕眠，田夫荷锄归，相见语依依 ……句句写归，后接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写自己受此感染，而欲归隐。实际上，王维的心理中，总有一种回归平衡、平静、安适的冲动。他生于盛唐，不可能不受世风影响，所以他亦对外在世界颇有兴趣，但他内心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不可靠感，在试探性向外的同时，总在回首着退路，总在寻找那歇脚地，他后来皈依佛教，也是他内心缺少安全感的缘故。除了上引《渭川田家》外，我们再看几首诗：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终南山》）结尾两句，化崇高为优美，化陌生为熟悉，化对峙为和谐，化可游为可居，化遥远为亲切。整首诗先写可游可观，最后他仍要可居，要有一 “宿”处安顿自己。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此诗整体结构与《终南山》一样，前面弘放，后面收敛：前面眼界向外，饱览自然壮观，为外部世界的精彩喝彩；后两句则从壮观的自然景观中收回目光，由自然转入人事，由人对自然的欣赏转入人与人的融洽，由大漠壮观转入人情温暖。事实上，即使在他兴高采烈地观赏大自然的壮观时，他内心里仍一直在关心着、寻找着一个晚上安顿的地方。 ———他碰到了巡逻的骑兵，他们告诉他大军驻地所在，且河西节度使正等着他，可以想见，晚上，将有一场欢迎宴会在等着他。像他这样的人，总是要先安顿好身体，然后才能让自己的精神溜出去小逛一会，并赶紧回来。他是一个在相当的程度上精神依附于肉体的人，用陶渊明的话说，是“心为形役 ”的人。精神力量强大的人，往往会精神驾驭肉体，肉体在精神的驾驭下疲惫不堪，形销骨立；而肉体欲望强烈的人，则往往肉欲物欲驾驭精神，使得精神委顿空虚，麻木不仁。王维当然还没有到这一步，他毕竟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并且能对外在世界作出曲折细致反应的人。但他的精神更多地受制于肉体，则是一个可见的事实。再看他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西出阳关无故人，一种无着落感使他惊恐。这与他一贯的安全感缺乏有关。比较一下高適《别董大》“天下谁人不识君”，可见二者心理状态的差异。
到了晚年，他的山水诗不再是外出游览式的，而是居家静观式的。把他的诗和李白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山水景物而言，李白是游人，又性喜吹嘘夸大，故写其惊，炫其见，壮其观，以动他人视听（《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而王维是居人，又天性收敛安详，故写其幽，述其得，悦其悟，以愉自己幽怀。不仅他的《辋川集》，他的《皇甫岳云谿杂题》，即便是《山居秋暝》也显然是静观了悟所得。
因此，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便是文人式的，而不再是纯自然的，他的山水田园是经过他心灵过滤的，是文人隐居悟道之所，而不是农民耕耘谋生之所，是带着格物式的理趣与禅味的，而没有了实际生活的烟火气。这与后来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范成大是把田园又还给了农民的，范成大山水田园诗中的主人是农民，思想情感也是农民的，或为了农民的。
读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要先把自己的趣味文人化的。或者说，文人一般都会喜欢他的山水，而一个农民如果他们读读《千家诗》之类，他则可能更喜欢范成大。那种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四时田园杂兴》）的描写，才是原生态的田园。
王维懂音乐 ———他一出道做的官，是太乐丞；懂绘画，所以他的山水田园诗总是“诗中有画”，且充满音乐的美感，他的名作太多了，我们随意选一首《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可以用 “空故纳万境，静能了群动 ”概括之。一座 “空”的大山，却容纳着如此丰富的人生色相和自然色相：清泉冷石明月青松，浣女渔夫莲叶竹林 ……果真不是 “顽然无知之空”，而是生机包孕之所，同时又有无数生动的形体和声息：浣衣归来的少女，忙于生计的渔夫，流动的泉水和颤动的莲叶，少女的嬉闹和泉水铮淙，可惊异的是，我们在这一片热闹中却听出了寂静，这寂静能平息我们内心的躁动和创伤，使我们安详恬静 ……正如孟浩然的生活、诗歌与岘山的缘分一样，王维与终南山也有不解之缘，而辋川则成了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又一圣地：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这样的诗，是天籁，是佛音，让人悠然神远。这里面，是消歇中的生机，安详中的激情，寂静中的热闹，萧条中的繁华，无中的有。禅宗不就是在否定中肯定么？这些诗中，没有人事，没有社会，也没有由此而牵连的心灵烦躁，甚至连人生感慨都没有，摩诘是否真得道，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他，真的是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而专心格物参禅了。
王维不仅是山水田园诗写得好，他还有不少边塞诗。在这方面光那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名句就足以让人记住他。我们上引的《使至塞上》也属于这类。他有出塞的经历，当然会有诗来记录和描写。以他的艺术天赋，也定会有描摹的佳作———但显然，我们发现，在这类题材上，他又无法和高適、岑参相比，缺的还是那种大眼光、大胸襟、大关心、大承担。唉，王维是艺术的天才，却是思想的矮子；艺术的感受力、创造力一流，而精神的穿透力、承受力三流。他是一个被精神牢笼囚禁的艺术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