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科就不一样，他曾经教过“私塾”，有板有眼，说起书来基本上照本宣科，而“本”就是“话本”。“话本”本来就有其精妙之处，所以即便是这个人语调少变化，身上没动作，与听众也没有交流，场子冷冷清清，除了十几个固定的听众基本没什么人，也值得一听。此时的书场已经变成说书人的自娱自乐和听众的自我满足，莫言也不用费劲挤进“大破罗”那密不透风的场子，而是轻轻松松就能听到连贯的故事。在王登科这里，他可以更好地感觉到传统话本的艺术性，以及故事与人物的命运。
就是这些充满“起承转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结局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故事，教给莫言什么是情节，也让这个孩子在书本匮乏的时候，得到了听觉的补充。
莫言在很多演讲中都会提及或被人提问关于读书的事情，莫言也都一一作答，但就是不给别人列一个书单，他认为书单这种东西，列错了是要负责任的。他是个骨子里有《聊斋志异》的人，蒲松龄给了他骨头和鲜血；他还是一个路过地摊，从《南朝鲜小说集》上得到启示的人；是一个读斯特林堡被他那团火烧灼到灵魂的人；是从《劳伦斯短篇小说集》里看到爱情，从《鱼王》里成就小说的人……
此外，过了童年，莫言已经没有那种读书的心境了，他在散文《北京秋天下午的我》里提到：
喝着茶抽着烟我开始翻书，乱翻书，因为我下午不写作。我从来也没养成认真读书的习惯，拿起一本书，有时候竟然从后边往前看，感到有趣，再从头往后看。从过了四十岁后，我再也没有耐心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了，无论是多么精彩的书。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知道，但要改正也难了。看一会儿书，我就站起来，心中感到有些烦，也可以叫无聊，就在屋里转圈，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懦弱的野兽。
看来他的确没有那被蚊虫叮咬也要看完一本书的心境了。莫言提及狄更斯的《双城记》，开篇有云，“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现在的莫言，究竟是好是坏呢？莫言在看书之余，找找时间，读读写写，就是在“好坏”之外，保持一个作家冷静的时候。
农民工莫言
1966年，因为家庭成分和口没遮拦得罪了郑红英老师，11岁的莫言辍学了，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小社员。因为年纪小，被委派了放牛羊，放牧是件很孤独的事情，莫言很希望进入成人的队伍，跟着大人去劳动，田里干活很热闹，还可以跟大人们增长很多知识，而且生产劳动也不认真，做会儿活，歇一会儿，个把小时抽袋烟，就这样一天混完了，休息的时候，村里的老人们会讲各种各样的传奇、鬼怪、妖狐，这对于写作都很有用。莫言那时候还听单姓邻居说，“三名三高”，“刘绍棠‘为三万元奋斗’，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等等”，这就造成了莫言认为作家很了不起，写出一本书来更是了不起的事情，至少一天三顿可以吃饺子。可以说，怀揣着这样的作家梦，莫言开始了他的农民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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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8岁的他在胶莱河水利工程劳动，成为一名挖河道的农民工。胶莱河的工程在昌邑县，冰天雪地里，有民工几十万，播放的是湖南民歌《浏阳河》。白天，风吹日晒，脸上脱去一层皮，自我感觉像是脱胎换骨。夜里，躺在地窖里，就想写小说，他找母亲要了五毛钱，或者那五毛钱就是挖河的补助，买了一瓶墨水和笔记本，往床上一趴，模仿当时流行的题材和创作方法开始写小说——《胶莱河畔》。只是，因为劳动太累，精疲力尽，吃着饭都会打呼噜，所以没有完成。幸好没有完成，莫言那时候很想发表文章，而后一般会进入一个写作组，比如“四人帮”、“帮派文学”，倘他真的进入，说不定就是他一生的污点，他也不会走现在这样自由的写作道路。莫言那时候可没有那么清醒的头脑，跟大多数百姓一样是墙头草。
后来，提起《胶莱河畔》，莫言说，开始写的第一行就是一行黑体字，引用的毛主席的话：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第一回的回目就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内容据莫言回忆：
元宵节那天早晨，民兵赵卫红吃了两个地瓜，喝了两碗红黏粥，匆匆忙忙去支部开会，研究挖胶莱河的问题。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贫下中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念完了一想，其实红太阳并不热烈，正午时刻的白太阳那才叫厉害呢。正胡思乱想着，开会的人到了。老支书宣布开会，首先学毛主席语录，然后传达公社革委关于挖河的决定。妇女队长铁姑娘高红英请战，老支书不答应，高红英要去找公社革委马主任。高红英与赵卫红是恋爱对象，两家老人想让他们结婚，他们说：为了挖好胶莱河，再把婚期推三年。这一边在开会，那一边阴暗的角落里，一个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产队那匹枣红马的后腿砍断，破坏挖胶莱河，破坏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其实是当时莫言真实的想法，挖河，是多么神圣的事情。
胶河给了莫言如水的孤独，这条河在莫言那里，就是最美丽、最壮观、最神圣的一条河，连他住的小屋都在胶河的怀抱里。莫言说：
“后来，我看到了黄河、长江、珠江、密西西比河、莱茵河、塞纳河等著名的江河，但这些江河留给我的印象都不如胶河留给我的印象深刻。那些都是别人的河，唯有胶河，才是我的河。”
这条河屡屡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罪过》自不用说，那河里淹死了弟弟“小福子”，在小说《白杨树林里的战斗》中，莫言写了河滩白杨树林里的英俊少年，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学校为了开运动会的操场上撒着胶河底下挖出的白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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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他也进了高密县第五棉油加工厂成了一名临时工。五叔是主管会计，他也算是合同制工人，就是季节工。所谓季节工，就是棉花收购的季节工作，棉花加工完毕回家。在这里他扛过大篓子、做过司磅员、搞过宣传，看过大门，工作不算太累。在这里每天的工钱是一块三毛五分钱，交给生产队一半，就可以得到整劳力的工分，这样下来，一个月能拿到20块左右，70年代，这也算巨款了。所以去棉花厂做临时工都是有一点后门、背景的，农村青年都向往。
这个工厂就聚集了来自全县各个地方的五六百个青年，还有青岛的知青，这些人会讲一些见闻、电影，打扮得也时髦，加上身上总是沾着棉花绒毛，在外面走，人人都认得。莫言的打扮呢？是一件借来的黄军装上衣，一条的确良蓝裤子，一双白底、带松紧扣的懒汉鞋，留大分头，因为爱美，不到二十天就去公社驻地剪一次头发，加上一个大口罩，就是那个时代的时髦与漂亮。甚至再冷的天也不会脱下尼龙袜和懒汉鞋，即使满脚冻疮也不会穿棉鞋。
莫言从棉油加工厂下夜班回家的时候，要经过一条小石桥，关于这座桥，爷爷给讲过一个“嘿嘿鬼”的故事，就是每当你一个人过桥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人在后面拍你，并发出“嘿嘿”的笑声，是一种冷冷的笑。你一回头，他又会转到你的后背再次“嘿嘿”一笑，这个鬼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莫言说，这是他听到的最恐怖的鬼故事，要是没有月亮的夜晚，他就更害怕。所以，每次回家，经过石桥，他就开始引吭高歌，据他自己称，那时候正是变声期，简直就是“鬼哭狼嚎”，唱着歌过了桥，也是一路飞奔。母亲说，他还没进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深更半夜的，为啥子要嚎叫呢？莫言说自己害怕“嘿嘿鬼”，母亲就说，这个世界上，人才是最可怕的。
回家路上惊吓连连，棉油加工厂却给给莫言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售棉大路》、《白棉花》等小说都出自这次经历，他在加工厂做了三年半，认识了后来的媳妇杜芹兰，还因为叔叔的关系在棉花加工完的闲时，也不会被下放（回村），留下来打扫卫生、保卫工厂安全，还去县城学习棉花检验。
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转正。因为工厂是集体所有制，转正后永远不会被下放，退休后还可以吃劳保，每个月有33元的工资，和固定的口粮。农村小伙往往在转正后就会抛弃乡下的婚约，找上一个吃国库粮的姑娘，成为双职工，生一个“非农业人口”的孩子，长大了国家还给安排工作。如今，随着城市里的国企改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差别已经不是天壤之别，但差别依然存在。工厂甚至偶有传闻说四届人大一开，莫言这批人就能转正，可等来等去也没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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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混，毕竟总想着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以至于有些事情看起来多少有些虚荣，比如，进棉油加工厂要填写表格，在文化程度那一栏要添学历，莫言小学都没毕业，就撒谎填了初中一年级。
为了虚荣，莫言还馋白面馒头吃，因为正式工们都有，他很想把两个馒头插在筷子上耀武扬威一次。就在回家的时候跟母亲说，人家都吃白面馒头。母亲心疼孩子，就把家里剩下的三斤白面都给了他，他放到伙房里换成粮票，食堂会计还说，这么点白面够干什么啊，他只能面红耳赤地说自己家里就这点白面。到了打饭的时候，再不是地瓜、窝窝头，而是插着两个馒头着急显摆，可想到这是全家人省吃俭用移出来的三斤白面，就忍不住内疚。内疚归内疚，该吃还是要吃，两个不够，又打了一个，一口气吃了六个馒头，“三斤白面”的粮票就此告罄。
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内疚，母亲生病了，进了公社医院，医院里没有饭，三斤白面又被自己吃光了，只能给母亲吃窝窝头，跟母亲同病房的还是一个公社干部的老婆，人家一天变着花样吃，于是莫言更加内疚了。随后，有个亲戚来看母亲，带了三斤月饼，于是母亲天天吃月饼，他心里好受了一点，可母亲得的是胆囊炎，怕油腻，莫言认为的好东西，对母亲来说是毒药。隔了几天，在砖瓦厂工作的表弟来看母亲，问母亲想吃什么，母亲说想吃馒头，他跑回去打了两个馒头回来，母亲吃了，就立即好转了。母亲说，月饼虽好，也不能当饭吃。
莫言在工厂的确受到了应有的肯定。1975、1976年，批林批孔、评《水浒传》、批宋江的时候，他写得一手好字，加上有点文化，就成了一个重要发言人。那时的莫言还不会写什么文章，就在报纸上抄一段，再引下诗歌，比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的，那时候嗓门大，读起来不磕巴，就水平高，所以莫言一度成为风云人物，威信很高。加上为了不给叔叔丢脸，工作起来也格外卖力，有一次厂里割草，支部书记表扬说，小管一个人顶三个，这是莫言第一次被当众表扬，因为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他一直被批评、奚落、不被重视，所以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悸动和幸福，也有种想法，就是在农村没有人表扬你，只有到了外面的单位才有人重视你。在回忆起这段岁月的时候，莫言赋打油诗：
“一柄大镰四面挥，眼前高草立分披。莫言干活不偷懒，受人表扬第一回”。
诗后题注云：
“余七三年入棉花加工厂，与众人一起割草，余手持大镰，四面挥舞，以一当十，引人注目，书记当众表扬我，此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受表扬，三十年不能忘也。莫言，丙戌春三月。”
那时候莫言还兼办黑板报，后来，他在职工学文化的夜校当语文教师，凭着一本语文基础知识，加上上课幽默点，煞有介事一些，就被大家认为在棉油加工厂浪费了，该去教中学。其中还有个小插曲，莫言上课乱举例子，举到他们厂长女儿头上，把她得罪了，多次道歉才得到她的原谅，经历过棉油加工厂的锻炼，莫言敢于在人前讲话了，不像以前见了人就躲，现在知道自己的理想，靠父母是不行的，要一步步实现。他回到乡村，常常就想起郭沫若《凤凰涅槃》里的诗句：
“在这个污秽的环境里，即便是一把金刚石的宝刀，也要生锈。”
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农村没有前途的黑暗。
莫言常说自己一开始的写作是有目的的，不纯洁，就是为了功利，为了摆脱农村生活，就像他在在棉油加工厂的积极表现，一半是为了出风头，一半是为了前途，要知道，他在“文革”时期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加上本就没有地位的富裕中农家庭成分，并且，在棉油加工厂的生活跟乡村生活的巨大反差，使莫言对于乡村的生活到达了忍受的极限：
“在棉花加工厂工作的这段时间，我想离开农村的这种愿望越发强烈，我觉得我一定再不能回到我那个村里去了，不能再跟那一帮人混到一起了，那里毫无前途，一回去前途就断送了，我只有想办法离开这个村，才可能有出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完全是大大地超出了我过去所认识的那种阶级关系。我梦寐以求的就是我能够转正，但是后来大家也纷纷传言说四届人大一开，马上要把这批人转正，又有些人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