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想其他那些家庭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的小说里面所利用的素材、人物，连实际生活的1%都不到，我2001年甚至想过，我就这么信笔写，想起我们村哪个家庭就写哪个家庭，想起哪个人物就写那个人物，也可以写很长的一个系列了。”
地主
莫言的小说里，表现了地主的好，比如《生死疲劳》中，在1950年到2000年50年间，西门屯的地主西门闹一直幻化成各种有情有义的动物，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坏地主。其实，高密东北乡的几个“剥削者”，在他看来并不坏，一个是单姓地主，一个是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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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莫言说，地主对待长工、短工还真不敢怠慢，比如割麦时节，要是不好好干活，就给你把麦子多倒掉一点，麦茬留的高，这就白白浪费了。实际上，即便是自己家不舍得吃，也要把雇工伺候好，那时候还真有舍不得吃穿的地主，有的地主能把半斤香油在一年内吃成八两，每次沾一沾就多一滴水进去，当然能吃成八两。在小说《牛》里，杜大爷说：
“小爷们，你这可是瞎说，有些地主富农还真舍不得吃，有些老贫农还舍得吃。比如说方老七家，老婆孩子连条囫囵裤子都没有，可就是好吃，打下粮食来，赶紧着祟，换来钱买鱼买肉，把粮食糟光了，就下南山去讨饭。”
只要请来了雇工，地主婆和儿媳妇就在家做最好的饭，擀饼、包包子，擀面条，炒菜，送到地里去，早饭和午饭没有酒，因为怕误事，晚饭酒随意喝，东家开着烧锅酒，酒管够。莫言奶奶说，即使有的东家想让雇工吃粗面，也要想尽办法，比如包成肉包子，这样长工们也高兴。
这样做当然会收买人心，有的雇工出大力，有的累出了腿部残疾，但有一点，心里舒坦，以至于有长工组织还乡团，给东家报仇。余华的《活着》当中，福贵家的长工给福贵家干了一辈子的活，最后也不忍心让破落的东家养自己，宁肯要饭去。也许因为劳动本身就充满了乐趣，也许因为农民有着自己的骄傲，干活不利索，还觉得丢人呢。当年，莫言爷爷和一帮割麦高手穿着白色纺绸褂子，拿着镰刀，背上斗笠，偶尔割麦子“开心去”，这“开心去”的队伍里也有邻居家的大地主，这家在青岛有买卖，还开着烧锅酒，反倒还愿意打短工展示自己割一把好麦子。还有更高级的高手，也是大地主，他们手里提着画眉笼子，身后带着跟班，镰刀柄上镶着象牙，摇着芭蕉扇。可见，地主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是从小劳动的，那些肚满肠肥的多半是些败家子，在劳动中，才真有乐趣。况且，无论地主在什么年代，都是过路官员、军队、流民洗劫的对象，家里富，什么都有，当然是好去处。军队、难民到一个贫农家里，还不够吃一顿饭呢。电影《一九四二》里就是如此，张国立扮演的地主，只能看着家破人亡，半点法子都没有。
邻居单家，是大地主，开着烧酒作坊。家里有兄弟两个，单大、单二，大儿子主掌家业。村里人遇到问题，都可以去单家寻求帮助，这家人还在每年过年的时候乐善好施，过年时候打酒打半瓶一定给你满瓶，腊月二十四，穷人还可以在他家领面饼和馒头，过不上年，就拿一篓子粮食走。
“土改”时，白天分了他家的东西，晚上再送回来。单家就说都散了吧，反正都是大家的，单二后来住在他家长工的房子里，原来的家成了学校，两个老婆，大的死掉了，小的跟他一起过活，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是在“文革”时候遭到了迫害，《圣经》也被烧掉了，不久就死去了。有个儿子，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是全国仅有的五万个大学生中的一员，在校期间就已经被化成了“右派”，后来分到临沂，在沂蒙山教书。在山东，沂蒙山区是个穷地方，临沂也不富，作为一个凤毛麟角的大学生，实乃不公平。“文革”时期，这个“右派”被遣送回家，常跟莫言一起劳动，讲了很多莫言不知道的文学知识，还说济南一个作家，一天三顿饺子，就是这饺子的诱惑，激起了莫言想当作家的心。单大儿子的后代，在“文革”时期也被撵回村，在莫言的叙述里，这五个地主的儿子，都是棒小伙，带动了高密东北乡的体育事业，开拓了体育知识，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莫言对那个神奇的运动会做了详细的描述。
“文革”之后，听说单家的孩子们个个争气，有一个在台湾，莫言认为这本就传奇，写出来可以成为一部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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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王家，也是富户，可谓劫难重重，但老两口都活到了九十多岁，“心很大”。大儿子于1947年被枪毙。这个儿子属于乱世闹将，就是没什么立场，在乱世中讨生活。国民党、还乡团，怎么闹腾怎么来，死得也颇为戏剧，组织了一个队伍回村就要杀羊包包子，包子还没蒸透就被共产党的武工队拉到河头上，给枪毙了，被枪毙的那一刻还在叫莫言爷爷的名字：“二叔，快找人来保我呀”。二儿子是个商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难免在动乱年代做了孤魂野鬼。三儿子也是闹腾的主，判了无期徒刑，“流放”在青海格尔木，一直到80年代才给放回来。由于他当过游击队的财粮副官，还属于国民党的营级干部，得到优待，每个月发30元补贴。也因此受到民兵、贫农们的眼红，觉得一个大“反革命”还受到优待，但是闹也没有用，那是国家政策。公社干部还说，混到蒋介石级别的说不定给你个国家副主席当当，杜聿明不也是政协委员么。历史的荒诞尽收眼底。
这家的老四，是个很好的农村老把式，莫言跟着这个大伯干了十几年的农活，这人与表妹结婚，女儿是莫言的小学同学，儿子跟莫言拜了干兄弟。说起来，这结拜干兄弟也因他们家的孩子总是死亡或失踪，而莫言家父母双全，爷爷奶奶一大家子人，人丁兴旺，母亲又善良，所以拜了母亲为干娘。
富农家庭受到歧视是必然的事情，每到了年夜，善良的母亲都会让大哥送饺子去他们家。“东屋家的”还有个麻脸王五，也是闹腾的主，先是当国民党的兵，淮海战役的时候，让共产党拿白面馒头引逗过来，同村的人进了不同的队伍，见到熟人自然喊：“王五，过来吧，这边有馒头吃。”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再次用了这个桥段的残酷版——
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
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第三卷第二十七章）
王五的从军之路自然有他的不舍，当年打八路，看着自己人，不忍心往狠处打，就打膝盖，机枪面前，肯定是成片的倒下，到了八路军那边还是当机枪手，一扫也是一大片。后来回到村里，村干部不承认他立过功授过奖，把立功证书一把撕掉，让他到潍坊北部劳改放羊。婚姻算上乘，娶了个贫雇农的姑娘，根红苗正。可那姑娘在婚后是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情愿，人家本来要嫁给个吃国库粮的，不料，受了骗，在农场不是正经工作而是劳改，照片上也看不出是麻子脸，总之，稀里糊涂地嫁了个劳改犯，还是“反革命”。
老六则是一开始就参加八路，在打围县的时候，一个排都被炸得无影踪，他自然就没了影儿，这算是烈士了。“文革”的时候，这一家子可就热闹了，算反革命家属呢，还是算烈属？最后还是把老头老太太拉出去批斗，一个烈士，三个反革命，这按人头算，少数服从多数。这种算法也放在了《丰乳肥臀》当中，就是上官家算什么呢？被定罪，又被摘帽。浮沉之间，分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是非。
王家的孙辈们为了这些不公平不断上访着，后来也就平反了。事情到了这一步，这一家六个儿子，折腾来折腾去，就剩了一个老四在身边。老头、老太太心真开阔，一点也不像家破人亡的零落家庭，老头在河堤上散步，哼着小曲，踱着小步，像是唱歌跳舞一般愉快。九十几岁也不放下爱情，和邻居家老太太谈恋爱，风流得很。老太太呢，平反后，到了八十年代还享受烈属待遇，每年有补贴。这家族的后代是被耽误的一代，可是老两口还是承受便承受了，仿佛早就参透了命运的玄机。想当年，大儿子被抓走的时候，连驴也一起被拉走了，当时老太太就说，儿子你们拿走，驴能不能留下，因为这是一条好驴，干活卖力不偷吃粮食，有时候，你也许会觉得彻骨的冷，但仔细想，经历过哪些年代的人都变得实际，因为人命太不值什么，不如能养活一些人是一些，这也许就是老太太内心的想法。
由此，莫言说，这家里的人虽然凋零，但留下来的人个个都很厉害，即使在讲出身的年代，这家人也因为能歌善舞得以参加生产大队的文娱活动。
单干户
莫言的《生死疲劳》的单干户蓝脸，就是莫言故乡河崖公社里的人物。当时，确有2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单干户的好处一般就是自给自足，粮食可以多打一些，足够家人吃，1960年，所有人挨饿的时候，他们还有些吃食。说白了，就是靠自己的劳动，丰衣足食。苦是没少吃的，活也不少干。公社的活很好做，十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先在地头抽袋烟，这叫“地头烟”，再干活，不一会儿，就迎来了休息，那时候上午休息两次，下午休息两次。干活时，东拉西扯，嘴也不闲着，休息时，就更热闹了，男男女女，说笑打闹，不知不觉太阳西下，收工回家。晚上，队里记工，又是嬉笑吵嚷，唱歌拉呱。总之，累不着，蛮有趣。莫言因为年龄不够放牛羊的时候，恨不能立即加入这种愉快轻松的集体生活。单干户，就死气沉沉多了，心情也不好，大人生气了，就打儿骂女。
这两户人家，一户在陈家屋子村，一户在窝铺村。家庭成分自然没得说，不是贫农，也是下中农。两家人都坚决不入社，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统统不入。干部们为了追求入社率，讲究大形势，所以就拼命动员，可两家谁也不听。陈家屋子那一户，初级社的时候，村干部轮番骚扰，威逼利诱，他苦不堪言，惹了这家人去上访，他有一条标准，也就是政策上写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官司打到了省里，省里给他一个书面答复，说不入社不犯法，他把这当成金科玉律，镶在镜框里，从此放心大胆地单干。窝铺的那个单干户姓孟，脸上有一大块暗色的胎记，所以也叫蓝脸，后面还拖着“干豆角”一样的小辫，像满清的遗老遗少。
他所有的生活都很原始，用豆油灯，穿自己家织的老粗布，用原始的农家肥，不用化肥，所以庄稼长得不如生产队好，也不用农药，害虫都往他地里跑，洋布、胶鞋，这些人民公社的东西，他统统不用。推着一辆木轮车，这种车很原始，当时已经没有人使用了，拉车的是一头瘸了腿的毛驴，赶驴的是他的小脚妻子。木轮子的声音很刺耳，车轮还在学校门前的土路上，压出深深的辙印，他扛着农具，从胶河河堤上向村子东面走去干活。大家像看出土文物一样看他们，莫言和很多孩子一样，对这样的单干户农民扔石头。这个农民一直坚持到1966年，“文革”中，因为受不了残酷的迫害，自杀了。
单干户最大的悲哀就是生存在一个“牵连”繁多的年代，因为他单干，子女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开始是都不上学，后来小儿子上学，在学校里也备受歧视，这样的家庭，连对象都找不到。整个社会把他们一家打入另册，除了入党、入团、上大学、当兵，连日常生活都不受保护，常常受到滋扰。管谟贤说：
记得窝铺村那家的孩子在高密二中念书，校长就曾经在大会上讲话，要他回家动员父母入社。公社化后，我们的户口一律转回农村，有一段时间，每个学生的口粮都由所在公社往学校里统一调拨，这个学生当然无从调拨，只好自己每周2次回家背干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生不久就退学了。
结局呢？跟《生死疲劳》一样，爹不入，儿女入，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终究抵不过一个社会。爹在世的时候，说了算，爹不在了，那单干也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单干而自杀的人，被莫言认为是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的人。
或者，历史在那个年代本来就充满偶然，在小说《生死疲劳》中，西门驴看到颐指气使的杨七很不屑：
杨七举起藤条，猛地抽下去——我猛地挣脱了蓝脸手中的缰绳，朝着杨七冲去——藤条从距离白氏鼻尖一寸处劈下，嗖的一声响，白氏毫发无伤，杨七这一手，练到了火候。这个偷鸡摸狗的杂种，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糟光了他爹创下的家业，把他娘气得悬梁自尽，但他却成了赤贫农，革命的先锋。（第一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