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得很大，窗外的闪电有时立在山脊像一排栅栏，泄水道的铁皮被从房顶落下的水撞出了嘣嘣的鼓声。我合衣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快要睡去时，却被一个重雷震醒。足足有十来分钟，我静静地听着窗外豆大的雨滴落向地面的声音，穿过厚密针叶的沙沙声和落在柏油路上的啪啪声，它们像一个撩人的欲望，催促着我起床。
这是我住进医院的第三个月。住在明湖边的医院里，我并没有不幸的感觉。那年冬天，校医发现我得了肺病，直到元旦过后我才答应住进来。我刚庆祝完自己的十九岁生日，心里还留着一丝甜滋滋的感觉。因为家境困难，我能带到医院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两套换洗的衣服，十来本书，一条不常系在脖子上的素格围巾，和从同学手中借来的盒式录音机。值夜班的医生例行公事地绕完一圈，撇下病人，去值班室打盹去了。在睡意蒙胧的后半夜，医生习惯没有病人来打搅他。约莫有一刻钟，我站在门口，无法决定是否该到走廊上去？这时，同屋的病友吱吱嘎嘎翻过身，警觉地昂起头来。“你要出去吗？”他把手从被窝里探出来，瞅了一眼手腕上的夜光表，“都这么晚了，你不舒服吗？”正当我不知该怎样回答时，走廊尽头的木门咣当一声，被大风吹开了。白色的碎花瓣被乱风裹挟着，在门槛上边飞舞。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我心存感激地应声跑了出去，木门被用捡到的脚栓重新插上。
扭头向后望，昏暗的走廊像一条低矮的望不到头的隧道。我缩着脖子，倒吸了一口气，心又扑嗵扑嗵地乱跳起来。我的腿几乎像被人拖着，向走廊中段慢慢踱去。她的病房门口没有装警示灯，使人想到她可能病得很轻，只会在这儿呆上寥寥几天。想到她可能就要离去，我马上有了一丝痛楚的感觉。病区娱乐室里亮着灯，却空无一人。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听见窗外的雨声停下来。我站起来，把电视机打开，浏览了一遍频道，又关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看什么。不久，走廊里响起了急促的“叭哒”“叭哒”的脚步声，朝这边奔过来。到了门口，来人似乎很诧异屋里有人，好奇地收住脚步。我没想到来人是她。雪白的脚下趿拉着一双平底拖鞋。她看了我一眼，然后似乎意识到她手上的一大团卷纸怪难看的，马上跑开了。随后我听到了厕所马桶的冲水声。她再次路过时，又瞅了我一眼，眼睛深处有一种东西让人打颤。她的房门最后响了一下，走廊便沉寂下去。
看上去她的年龄与我相仿，个子很高，虽然穿着平底拖鞋，我刚才几乎不得不平视她。她回来时空着手，不可思议地用完了刚才的一大团卷纸。我想象她笑起来的样子，结果徒劳无获，也许是她的神情过于严峻的缘故。我怀着既喜悦又茫然的心情回到病房，吊在屋中央的灯竟然亮着，病友斜倚在床头，似乎在等我。“睡不着吧？！我也一样。本来这是个睡觉的好季节。”他边说边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然后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
“你刚才碰见她了？我听出好像是她的脚步……你觉不觉得她很漂亮？”他的语速很快，略显焦虑和不安。我立刻尴尬地脸红起来。他是北方人，说话一向无遮无拦，不像我这个南方人，喜欢心底藏着曲曲折折的秘密。不过听到病友提起她，一丝欢愉的感觉还是马上传遍了周身，心情也愈加激动起来。风吹打门窗的声音小了，我脱下拖鞋，又换上皮鞋，提议一块出去走走。那晚，我和他下到坡下的长长湖堤，话题一不留神便回到她身上。他比我更清楚她入院的确切时间，他抖搂的情况我几乎全是第一次知道。放射科医生向他透露的秘密，他忍不住说了出来。后来他唠唠叨叨用“白艳”、“丰润”形容她的身体，就好象他是那位医生，亲眼目睹过她的肉体一样。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对这样露骨地谈论她，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她得了一种奇怪的急性肠炎，教我们用警示灯的那位高个儿护士向他透露，她的住院期还会延长。
睡觉前，我一直被这个消息激动着，想到她还不至于很快离去，心里的痛楚便大大缓解了。
次日我起得很晚，几乎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朝南的床头、桌子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护士在床头柜上细心摆了两个瓶盖，里面搁着早餐和午餐应服的红、蓝、白三种药片，瓶盖下还压了一张检查表格。看到这个表格我才想起，今天是进城复查的日子。远处清清朗朗传来病友和高个儿护士的嬉戏声。不一会，我看见伙房的张师傅扛着一根晾衣杆，向声音方向匆匆走去。我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把羽毛球打上了房顶。
我从病房出来时，在花园的小路上碰见张师傅。他双手已经闲着，老远就向我大声打招呼：
“书生终于起来啦？！”
“嗯。”我局促不安地应了一声。
“你今天的气色很不错啊。”
“是吗？可能我睡过头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大个子对你真是不错啊。”
“是是，他老帮我打饭，他为我做得实在太多了。”我又一次不好意思地说。不到两个月，他已经习惯用绰号来称呼我们。这是我和大个子开的头。住院不久，我们给病区许多人起了绰号。高个儿护士叫白杨树，她是护士中把背挺得最直的一个。有位圆脸、轮到说话脸就涨得通红的护士，被我们称作“红药片”。还有两位护士因为爱笑和不爱说话，分别被称作“猫眯”和“花瓶”。我们送给两位主治医生的绰号，虽然有些不恭敬，却被护士们在背后兴奋地叫着。那位浙江籍医生戴着七百度的眼镜，因此被我们称作“三环”。还有一位湖北籍的医生，因为那句著名的谚语，被称作“九头鸟”。我和大个子的绰号是白杨树起的，虽然平淡无奇，他们仍当面叫得起劲。后来我和大个子怀疑，她起两个无伤大雅的绰号，是不是有意讨好我们？
张师傅是医院聘来烧饭的临时工，家住安徽霍山。他老婆不能生育，是他头等烦恼的事。他说来这里打工，是为老婆挣些医疗费。有一阵子他老婆成天熬偏方，喝得脸儿蜡黄。不过，我觉得他来这里，更多是为了躲避在乡下遭受的断后的耻辱。他没有绰号，属于医院里少数几个例外，也许大家不忍心在他遭受断后的重创后，再刺激他了。
他夸完大个子才告诉我，病区的小澡堂下午三点供热水。我没想到事情这么凑巧。那个年代，医院的煤是定量供应，大约一周病人才能洗上一回澡。我咂着嘴，十分着急地说：
“这可怎么办，我下午要进城去复查。”
“噢？如果是这样的话……”张师傅把脑袋稍稍低下，沉吟片刻，又说：
“这样好了，下午还有个女孩也进城，我干脆给你俩留五十升开水，怎么样？”
我马上高兴地拢住他的肩膀，“你真是个大好人，我该怎么感谢你呢？”说完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包大个子给的香烟。
“不好意思，虽然拆了封，但没抽几支，这是地道的好烟。”
我把香烟塞到他手上，但他不肯收。他推辞了老半天，见我的态度更坚决了，才把香烟拿在手上。我借口三环在等我，顺着小路出了花园。
太阳这时被低矮的疾云遮住了，空气中有了一丝凛冽的寒意。路旁几株低矮的梅树下，落了一地的花骨朵。我不禁为尚未盛开的梅花惋惜起来。到了有石阶的坡顶，我停下来。站在坡顶崖边，能直接看见明湖对面的大学校园，朦朦胧胧的雾气中，隐约浮现出几个垂钓者的身影。
这座医院建在明湖西边的台地上，有三条石路从台地蜿蜒到湖边。湖边春色让睡得昏沉的脑袋变得清湛起来。我一屁股瘫倒在岩石上，再也不想动了。我计划就这样躺上半小时，似乎期待能让心头一跃的那个声音出现。就在这时，吃午饭的哨声像女人的一阵尖叫，划破了湖边的宁静。哨子一声比一声紧，催得我不得不站起来。我见过张师傅使劲吹铁哨的样子，两个腮帮鼓得像青蛙肚皮。不见到病人从病房踱出来，他的哨子是不会停的。我的脚步越迈越快，我忽然想到，这回不能再让大个子帮我打饭了。
没到病房门口，我的心又倏忽乱跳起来。她的声音分明来自我和大个子的房间。站在门口，我一下愣住了。平时摆在窗前的一张桌子，被抬到了屋子中央。大个子、白杨树和她各占了桌子一边，没人的那边不用说是留给我的，上面摆着大个子帮我打好的午饭。大个子站起来向我打招呼，我脸红地说：
“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
“这回可是蒋惠蓉帮你打的。”大个子指了指她，然后装着我对她一无所知的样子，介绍起她的情况来。我向她道了谢，有些疑惑地坐下来。我想着她帮我打饭的情景。渐渐地，一丝痛楚又从心头掠过。从打饭这件事，我感到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们后天乘三环不在，可以去一趟汤山温泉。温泉后面有一个碑林，也值得一看。除了我们，还可以叫上轮休的花瓶，不过人不能多。我就怕后天有雨，南京的春天一天一个样，所以大家都注意听着天气预报。如果没什么天气意外，我想出游就定在后天吧。不过，这回可不能再让三环知道了。”大个子把筷子往桌上一扔，表明他的午饭已经吃完了。
“为什么不明天去？三环明天刚好要进城开会。”白杨树有些迫不急待地说。
大个子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明天是清明节，上坟的日子。再说也不吉利，我妈特在乎这个，我觉得不管信不信，还是避开这天为好。”白杨树一听，忙改口道：“那就按原计划吧，到时候午餐我来备。”
下午两点，我们一行五人，随医院的救护车进城。她是我们中唯一的女人。随行的放射科医生，一路上拿她开玩笑。在车上，她把始终盘着的头发放下来，有着微黄光泽的长发马上遮住了她的脖子，给人格外丰美的感觉。直到这时，我才想到“缘份”这个字眼。上午张师傅提到进城的女孩，我的脑海曾倏然闪过她的形象，没想到事情果然如此。她坐在和司机同排的座椅上，本来前排的沙发座位是特意留给病人的，但我装着毫无兴趣的样子，走到后排。放射科医生高高兴兴占据了那个位置。他说俏皮话时，她一直咯咯咯地笑，有时还不好意思地用双手捂着脸。我虽然望着窗外，注意力却始终在她身上。起先我为从后排始终看不到她笑的样子，感到遗憾。后来，我为医生的话在车内激起的每一阵反应，感到格外难受。
途中，又下了一场小雨。远山显得更朦胧了。从车窗望去，一切都像悬浮在云中。车子距目的地还有一小时。大概路失修颠簸的缘故，原先起劲说话的人，都疲惫地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只有她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挡风玻璃，不时向司机打听车子的去向，还有多远。实在无聊了，她就问司机车上操纵杆和表盘的用途。司机的嗓音不高，她不得不把脑袋凑过去，长发几次卡进了操纵杆的螺纹里。后来，她索性把长发重新盘起来，这样看上去她像添了两三岁。
车子持续地颠簸，对患肺病的人是一个考验。我疲惫至极，却没有心事睡觉。我把那本在手上翻了几页的小书，又塞进上衣口袋里。大概想到她想聊天是个机会，于是鼓起勇气向司机打听几点。果然，听见我的嗓音，她把头扭过来，双手趴在椅背上，下巴陷进柔软的皮革里。
“怎么，你也没睡？”她有些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笑了。我没想到她笑的样子如此生动，与昨晚或上午那种严峻的神情，简直判若两人。她的脸第一次跟我凑得这么近。我第一次放肆地直视她的小酒窝，大眼睛，流星一样划过眉骨的细眉，我真的说不出究竟哪个更美。
后来，她看到我口袋中露出一角的小书，便叫我拿给她翻翻。这本《圣歌集》的歌词倒不吸引她。似乎她对我为何有这个意想不到的爱好，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我明白，向她直接解释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于是娓娓道来，给她讲起了圣经故事。因为夜间受凉而变得沙哑的嗓音，居然让她听得津津有味。她忍不住拿起小书翻了翻，接着央求我再讲一个。这样一连讲了三个故事，那些睡着的人才陆续醒来。
“小意大利，你快看窗外！”放射科医生醒来时顺手拍了拍她的背，我觉察到她的身子在往前躲。同时，这个绰号也让我大吃一惊，似乎生活在她的圈子以外的人，只剩下我了。窗外爆发出一阵掌声，一群人昂着脖子，团团围住两个表演气功的人。我们的视线越过了黑压压的人头，看见了圈内的表演。也许那种吞食玻璃的场面，实在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在一片惊叫声中，我竭力闭上眼，仿佛为了挡住窗外射进来的阳光。远处不时有被阵风掀起的蒙蒙尘土，地上没有丝毫下过雨的迹象，这种小面积降雨的情况，在江南倒是常见的。
救护车开进省立医院时，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那里的医生似乎等得有点不耐烦，放射科医生挟着一摞资料，诚惶诚恐地跟他们进了片库。那位搭车者和司机一起出了医院大门。一阵风把放射大楼的玻璃窗吹得哐当作响，天上有几团低云压了过来。我没想到，她觉察到了我刚才的一丝不安，和我说话时，好像还在尽量地回忆刚才的情景。
“我和你一样，也怕看那种场面。”她用安慰的口吻说道。
“可能以前太受家人保护吧。”
“你是不是从没打过架？”
“是的。”我有些羞愧地承认道。
“我爸也是的。”她的声音变小了，柔美得让人有些不知所措。
“你爸？”我不敢相信地望着她。
“真的很奇怪，你和我爸简直就像是一个人。”说完，她的脸上露出了吃糖似的甜滋滋的表情。但我并未因此得到一点宽慰。想到她对我的好感另有原因，我不由地沮丧起来。
这时，大楼的走廊里传来了放射科医生的喊声，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小意大利！小意大利！”他把她的检查安排在我前面。我离开墙边，踱来踱去，最后听见楼里嘭的一声门响，检查室那扇厚重的大门关上了。我的额头冒出汗来，好像我就在她身边，会亲眼看到她受辱一样。想到那双贪婪的手，会在她身体上摸来摸去，我的心里平添了几分烦恼。
全部检查完，天色暗淡了下来。救护车在颠簸的公路上，打开了防雾灯。车内漆黑一片，谁也看不清我板着脸。像来时一样，车内热闹了一阵，又归于平寂。看着她瞌睡中渐渐倒向医生的背影，一股寂寞向我袭来，好象眼前是一个揪心的往事。
第三天，我没有参加去温泉的出游活动。大个子清早在屋里折腾时，我借口身体不舒服，躺着不动。但他们走了以后，心里又非常难受。无论是用被子蒙着头，或掀掉枕头，我都无法继续睡下去。碎花窗帘蒙着的窗户，仍亮得晃眼。我把那本《圣歌集》轻轻在手上掂量时，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猫眯十点来拖地时，我问她是不是有谁住进来了？她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诡秘的神情，她说那个书商很怪，是自己花钱住进来的。
“他疯了，为什么不去住城里的医院？”
“听说刚离婚，又非常害怕得这种病。他知道三环治好了几个学生，就跑过来了。”
“噢？这人倒挺有意思的。”
“听说他老婆就因为他疯疯癫癫，才和他离婚的。”
中午吃饭前，我像笼中的一只鸟想找到出口似的，找到他的门。心想在这个无聊的地方，碰上个怪人倒是挺开心的事。他显得很疲惫，并不请我坐下来。他指着身边的一堆书说，得我们这种病的人实在很不幸，一生都要受它拖累。他坐在一堆医学书旁边，脸儿蜡黄，声音缓慢却让人感到他的不安。通常这种天气根本用不着取暖，屋里却开着一台石英管取暖器。
“我这样子，是不是把你吓着了？”他忽然有些歉意地指了指凳子，请我坐下来。
“最要紧的，是找到能对症下药的医生，这跟医院大小没关系，也许救你命的医生，就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医院里。不过，他治好了别人，未必就能治好你。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哪种病的治愈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就连那些自愈性的疾病，也经常有死亡的例子。所以，每种病都有人治好也有人死亡，治愈之前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怎么样？”
他说话的样子令人担忧，明显带着偏执。我想，他不会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他见我不吭声，便有些着急地打听：
“你吃了刘医生的药，效果怎么样？”如果三环站在我面前，我也会像他那样毕恭毕敬地称呼“刘医生”。
“你没必要这么紧张，这种病有特效药，疗效很确定，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带你去看我住院以来的胸片，病灶都快消失了。”
“唉……你太乐观了。”他为我叹了一口气，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要我带他去放射科。
“你看，我这里有这种病的资料。”他随手抓起一本书递给我，但我没有一点要看意思，原封不动把书摆在了桌上。他无奈地对我一笑说，那我们走吧。
他计划看完胸片后，邀我去镇上吃饭。路上，他竭力打消我要回来打饭的念头。我们到达放射科二楼时，从门缝瞥见她正慌乱地整理着衣服。我大为震惊，但听见她在屋里喊：“在门外等一会！”我的心才放下来。她没去温泉！这个意外让我又惊又喜。一刹那我又想到了“缘份”这个字眼。我们在门外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屋里才又喊：“请进来！”
高脚凳上规规矩矩坐着放射科医生，他埋头写着病历，就好像他是男主人，让女主人穿戴好了来迎接我们。
“真是怪事。”
放射科医生自言自语嘟噜了一句，然后抬头跟我们打招呼。今天她穿了一件棕色男装，又盘了新的发式，让人觉得那片晴空就在她的脸上。看到我时，她把嗓音压到别人难以听清的程度：“怎么，你也没去？”她的样子比刚开门时显得更高兴了。那个怪人和医生趴在灯箱边上看胸片时，我乘机问起她下午有什么安排，问话的口吻似乎能让人觉察到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不料她的身子哆嗦了一下，似乎为了不让人看到她的表情，她马上俯身下去系鞋带。等到重新站起来，她向我解释，下午有个亲戚要来看她。听了这话，我感到再难以开口问她什么。我茫然若失地加入到灯箱那边的谈话中。
午饭后，我拉上窗帘又睡了起来，心乱如麻，像上午一样难以入静。躺了不到一小时，又犯起了偏头痛。下午三点，那位怪人过来回访我。进来时他高兴地直嚷嚷：“喂，喂，我们那边总算有点动静了。”自从看了我的胸片后，他的情绪似乎有些好转。见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就把我推到门口的走廊边。走廊里没有一人，轻微的啜泣声隐隐从尽头传来，不时被一位男人的说话声打断了。我渐渐辨出是她在哭，心里又担忧起来。
“没事，只是小吵，这种事别人可不好管。”他未经我同意，就动手拉我床头柜的抽屉，翻出来一副扑克牌。
“你听清他们说什么事了吗？”我焦急地问道。
“没有。单听声音，估计事情不大。”
等我无奈地坐回到床边，他在桌上把牌分成了三沓。
“来来，我们打‘跑得快’，小赌一把，怎么样？”他提出被关住的每张牌赔一毛钱。话刚出口，我点过两次头了，可见我的心思根本不在打牌上。有几回，我抓到好牌，竟也打输了，最多一次被关了十一张。每次出牌，都要被他催促再三。走廊尽头的声音一直牵动着我的思绪，后来被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淹没了。之后的寂然无声，使我更加难受。
“好了，到此为止吧。”我把牌往桌上一摊，站了起来。他脸上露出十分遗憾的神情，把牌整齐地摊在桌上：“你看，本来我又要赢的。”这时，走廊里重新响起了脚步声，朝我们这边移动过来。最后，是她站在门口，神情有些黯然。看到散了一桌的扑克牌，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她求我们陪她打几圈，我、怪人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她打牌富有灵气，每张过手牌都牢牢记在心上。每次赢了，她都灿然一笑。她的形容很能打动人，连身上的香皂味也屡屡叫人分心。我和怪人不便在她高兴时，去问刚才那件让她伤心的事了。我好不容易开始嬴牌，她突然抬头问我几点。
“不好，我得走了。”她连忙把牌摊开，慌乱地跑了出去。怪人和我面面相觑，接着怪人也跟着出去了。
吃晚饭时，大个子没有回，我帮他打了两碗饭菜。我从台地下到湖堤上散步，看见远处的垂钓者纷纷收竿，准备回家。我走到石桥前折了回来，在湖边坐了一会，又攀上台地。进了花园，碰上了气喘嘘嘘的大个子。
“总算找到你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票，塞到我手上。
“今天晚上，你、我、白杨树、小意大利，一起去镇上看电影。她们在电影院里等我们，你快先去，我擦个身子就来。”
也许我的表情让他感到不踏实，他过来抓住我的肩膀：“别犹豫了，今晚是最后的机会了。”我虽然没彻底弄明白他的话，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去小镇的路上，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影片放映了五六分钟，我才到达那里。借着银幕的反光，我好不容易找到座位。没想到座位上只有她一人。
“白杨树呢？”几乎我问话的同时，她也问我大个子怎么没来？不来的原因似乎是一样的。影片实在糟糕，让人感觉购票者根本不在乎影片是什么。借着跃动的光束，我看见她咬紧牙关，神情严峻。
“我就知道事情会是这样。”她忿忿不平地说。然后拉我一起出了影院。她谈起以前也遇到过这类事情，总有被人耍弄的感觉。我看见她的脸上，生气的线条竟格外生动。每逢她数落大个子不该这么做时，我就想，是不是她为只看到我感到特别失望？
入了春，湖水开始慢慢上涨，这种涨势会一直持续到夏天结束。走在湖边，眼睛也感到清亮起来。从低处眺望灯火通明的医院，它就像挂在高处的一盏枝形吊灯。起先我只在被问时，才答上几句。后来她把话题朝我身上转，谈话就亲热起来。我告诉她，自己学的是造纸专业，她便感慨读大学对她来说，是上天的难事了。接着，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她的坦率让我吃惊不小。我不敢相信，今年她有二十三岁，已经是一位三岁男孩的母亲了。她的婆家在离这儿不远的小石镇，高考落榜后，因为家境困难，她草草嫁到了这里。
月光下，她的脸、洁白的脖子，更加使人魂牵梦萦。她说十三岁时，一个歌舞团相中了她，她跟着歌舞团练了半年舞蹈，后来又主动离开了。她嫌团里的男女关系过于随便。我放弃了一度想问她下午那件事的念头。看到她还怀着从前的愿望，心里不忍揭她的旧疤了。过了石桥，我们到达了台地东侧，她的步子慢下来。我走在她的前面，但她像等后面什么人似的，越走越慢。见她陷入沉默，我更不知该说什么。脚步声使空气凝重得透不过气来。到了花圃的玻璃房，她忽然停下来，她说：
“想不想知道，那些护士对你的看法？”起初我非常惊讶，然后又提心吊胆地点点头。
“她们背后都挺维护你的形象。”
“是吗？不过，我，我倒挺在乎你的看法。”以前我可没这么大胆过。
“我？我……对你印象当然不错。”说这话时，她的眼睛转向另一边的玻璃房。听到张师傅在后院哼黄梅戏的声音，她又挪动了脚步。段子哼完，万赖俱寂。我怀着不安的期待，在通往后院的小路上站住了。踌躇中，她的眼里似乎也闪着期待。忽然她大方地伸出手来，待我上前握住，她说：
“不早了，我得回去了。以后欢迎你和大个子到我家里来作客。”
她说话时喘着气，仿佛胸口哪儿不舒服。当我把另一只手也搭上去，她拘束又礼貌地把手抽走了。她一溜烟地往病房跑，让人感觉她似乎快要撑不住了。
我根本不管屋里有谁，在干什么，两眼一闭倒在了床上。大个子摸了摸我的额头，确认我并未受凉发烧。放射科医生好心查看了一下我的瞳孔。然后两个人千方百计想引我说话。他俩彼此猜测：我和她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医生为平时检查中不得不触摸她的身体，表示了礼貌性的歉意。他用这话开导我时，我的心又像针扎似的难受起来。医生走后，大个子从壁柜里拿出一包东西，说我的同学晚上来过。包里有一袋藕粉，一盒巧克力，两盘邓丽君磁带，一本小说。看到这些精心选购的物品，一种忧伤又亲切的感觉仿佛被从远处的校园唤到了床前。
上午八点，我被大个子叫醒。他穿得出人意料的讲究。他把我的衣服朝我床头一堆说：“快，小意大利要走了！”这个消息一下把我震懵了，刚刚醒来的平静的心，一下又难受起来。我几乎在他的帮助下才穿好衣服，懵懵懂懂跟他到了户外。张师傅拎着网兜，和她并排走在前面。后面五、六米远，跟着个拎着皮箱的男人，年龄大约三十来岁，虽然穿着体面，满面却胡子拉碴。估计是她昨天说的那位亲戚。我和大个子在花园追上他们时，她似乎又惊又喜。
张师傅递给她一张字条，托她把手里的东西，交给他在小石镇的一位姑妈。她如数家珍地说，他姑妈是镇上以前拉洋片的那家，现在他姑妈家里还有不少那样的小画片。后来，她看着我，主动和我搭话。似乎她特意着了淡妆，稍稍加黑的眉梢，使她的脸有了一种不可冒犯的神情。那位男人走近时，她表情自然地向我们介绍，那是她的丈夫。我和大个子礼貌地点点头，似乎在他面前我们彼此都说不出话来。本来我兜里有一盘圣歌磁带，想送给她，可是当着她丈夫的面，我死活没有勇气拿出来。
张师傅回去烧水去了。我和大个子坐在崖边的岩石上，继续目送他们。湖风又起，差点吹落了她的丝巾。到了人影模糊的石桥前，她停下来向我们招手。过了石桥，他们的背影就被拱形桥面和一排刚刚泛青的垂柳，彻底挡住了。
2000.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