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10月4日，米勒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半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父亲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人，会做泥塑和木雕。他引导并发现了米勒的艺术才能，但贫穷并没有使米勒过早地接触到绘画，直到20岁时，米勒才正式开始学习画画。1837年，渴望求得发展的米勒来到了巴黎，在巴黎度过了十二年的光阴。在这里米勒接触了许多浪漫主义的画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学院式的功夫。但他不能忍受浪漫主义画家闭门造车式的绘画方法，他开始到博物馆和图书馆去直接学习那些他所喜爱的古代大师。
1848年，米勒在沙龙展出了他的第一件重要作品《簸谷者》，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劳动者的形象。描绘自然和劳动者的艺术形象是米勒心中的追求，但繁华浮躁的巴黎不能给他创作的灵感。1849年米勒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巴黎，携家迁往巴比松村，从此永远定居在这里，并开始了真正农民画家的生活：每天上午下地干活，下午画画。在巴比松的岁月中，米勒不仅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而且用自己那布满老茧的双手为世人留下了一批艺术佳作。
为世人所称道的《播种者》就是米勒充满创造力的作品之一。画面中的播种者顶天立地，占据着画的中央，为了突出人物，背景和道具减少到了最小程度，远处隐约可见的只有一个赶着牛耕地的农夫。这是米勒艺术语言的特点，他的绘画构图极其单纯，朴实洗练。米勒笔下的人物大多不细画五官，而是像雕刻家那样，选择最有表现力的大轮廓，运用朴拙的线条和丰富的光影，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我们在欣赏《播种者》时，能体会到米勒心目中的劳动者的美，它是生动的，壮观的，蕴涵着难言的魅力。当时法国的一些画家认为米勒绘画中的人物过于真实，他们身着土布粗衣，满身散发着泥土汗渍，没有优美的曲线，他们攻击他的作品是把美来丑化，是力求表现丑的画家。而在米勒看来，美不是由脸上的形和色所表现的，而是脚踏实地用他那火样的色彩一再重复地临摹《播种者》，希望从临摹中能汲取艺术的精华。
米勒的画笔描绘了法国农民最优秀的品质，他们最地道、最善良，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米勒的祖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对米勒说：“我宁愿见到你死去，也不愿你背叛和不忠于上帝的旨意……你首先是个基督教徒，其次才是个艺术家。”米勒一生遵循祖母的教导，他的笔下的农民都是那样的坚忍和富有牺牲精神，他们安贫乐道。在19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有的人曾错误地把米勒称为“革命者”，把他的作品评论为射向富人的“愤怒的子弹”。其实米勒画笔下的农民虽然贫穷困苦，为生计而劳作，但却是那样的心平气和、顺天安命。也只有米勒，才能看到和感受到别的画家未必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与其说是米勒在画农民，不如说是他在画他自己。
米勒笔下的劳动者，不论是《挤奶女》、《砍柴人》、《牧羊女》、《葡萄工人》，还是《依锄者》，他们虽然多少都带有某些伤感情绪，但他们决不是卑微可怜，而是具有一种浑厚庄严的美。这是米勒思想的体现，米勒认为，人们早出晚归、不息劳动，就像海水的潮汐一样，是大地的脉搏，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劳动还产生一切美的事物，米勒的代表作《拾穗者》包括米勒笔下的大自然。
米勒不仅描绘了劳动者的辛勤，还让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这些伟大劳动者的真挚、温暖、深厚的情谊，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乐趣。如母亲抱着婴儿看父亲为老树枝接枝（《接枝》）；父亲张开双臂迎接学步的婴儿（《学步》）；妈妈在喂孩子（《喂食》）等等。在表达这些主题时，米勒仿佛运用了速写式的简练手法，不画人物的眉目表情，而是通过人物的形态来传达丰富细腻的感情，使那种真挚的亲情充溢于整个画面。而且这些看似简单的画面，却概括着耐人寻味的内容，荷兰画家凡·高曾评价米勒的作品中“现实的形象同时具有象征的意义”。可贵的是这些象征的意味，在米勒的笔下毫无矫揉造作，是自然地流淌出来。表现了米勒对人物和各种心理活动的熟知，也证明了作者构思的严格和周密。
1875年1月20日，米勒死在了巴比松村。在巴比松村的岁月中，米勒的画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的一生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辛勤耕作，但在当时收获甚微。但米勒留给法国、以至全世界的是一笔无法估价的宝贵财富。米勒的作品是法国艺术中无人替代的一部分。他是一位一直在泥土中耕耘的艺术家，人们曾幽默地称他为“乡下佬中的但丁”、“土包子中的米开朗基罗”。
屠格涅夫的“孤独”之谜
这些声音声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感到痛苦，强烈地感到痛苦。
当小溪的流水碰到石头的时候，
你听见过它的潺潺声吗？
听见过……但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篇名为《落难》的散文诗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于他去世前一年写的，那时他身患脊椎癌，经常处于孤独的痛苦呻吟之中。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位卓越的、才气横溢的艺术大师。他以深刻的笔触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种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他以自己的艺术珍品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1818年11月9日，屠格涅夫出生在俄国中奥辽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童年是在他母亲的庄园斯巴斯科耶一卢托维诺活村度过的。奥辽尔省一带自然风光秀丽，给屠格涅夫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印象在他以后的作品里常常有所表现，无论是在他的小说中还是散文里，对于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都充满着诗情画意。
屠格涅夫的母亲是个非常任性、专横的女地主，贵族的偏见和恶习在她身上十分突出。她很残酷，经常体罚仆人，常常因为一个小小的过失而把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她的这种性情也表现在对儿子的态度上。她认为孩子不打不成才。屠格涅夫后来回忆说：“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里，打人、拧人、拳头、耳光等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农奴主的残暴行为，是屠格涅夫所难以容忍的。童年时代的屠格涅夫就憎恨农奴主的暴行。
屠格涅夫15岁时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以后又赴德国，攻读哲学等课程。在欧洲，他受到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等启蒙思想的影响，并与进步知识分子巴枯宁等人时有来往。在这个期间形成他的西欧派观点。回到俄国后，他在1842年底结识了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并成为至交。受以上人的影响，他的反农奴制的态度更坚决。
早在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就曾尝试写诗。1843年春，屠格涅夫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受到别林斯基好评。1847～1851年，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他的成名作《猎人笔记》。全文以一个猎人在狩猎时所写的随笔形式出现，包括二十五个短篇故事，全书在描写乡村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形象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充满了对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农民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品德。该作品鲜明的反农奴制倾向触怒了当局，恰逢当时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果戈里（1819～1852）去世，屠格涅夫写了一篇悼念果戈里的文章，当局以此为借口，说屠格涅夫追悼果戈里的文章违反了审查条例，并以此为由，将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写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
1855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认识了比他小10岁的托尔斯泰。尽管屠格涅夫感到这个新朋友脾气很大、也很倔强，甚至有些粗野，但却从心眼儿里喜欢他，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1856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小说塑造了继奥涅金、毕巧林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多余人”，是指19世纪前俄国文学中一类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人既不满足于贵族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那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最终成了社会上的“多余的人”。这类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里的奥涅金，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里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里的奥勃洛摩夫等等。这些人物具有共同的特征：他们多数出身于已破败没落的名门豪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不为官职、财富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在反动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窒息；但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与其他“多余人”所不同的是，罗亭最后死于1848年6月的巴黎巷战中。
1862年，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父与子》问世了，这是一部较成功的社会政治小说。小说通过描写巴尔扎罗夫、费涅奇卡和基尔沙诺夫的三角爱情，反映了先进青年的思想和保守贵族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小说中的父辈和子辈以思想观点为标志。作品描写生动、细腻，含意深刻，给予读者高度的艺术享受。小说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激烈争论。从68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在这里结交了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如7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左拉、法国作家莫泊桑、法国现实主义作家都德、龚古尔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并被选为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1883，屠格涅夫因患脊椎癌，痛苦地死去，享年65岁。又一颗巨星陨落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何是“罪恶的天才”
费尔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大家决不陌生。他的主要作品《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白痴》、《少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应该是很多人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了。他的代表作《罪与罚》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的。
高尔基曾经说过，就艺术描写力来说，只有莎士比亚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悲惨画面，他以非凡的艺术力量塑造的那些庄严的、悲剧性的痛苦形象，都深深印在所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人的心中。“如果说时间能熄灭爱情的火焰和人类的所有其他感情……那么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时间却会创造不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正是世界文学中这种不朽的作品之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由于他的名作《罪与罚》、《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以心理刻画见长，描写了鲜明的、别具一格的冲突，被西方文坛誉为现代主义的鼻祖。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在莫斯科一个贫民医院医生的家庭里。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不久就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846年发表的《穷人》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在文学界引起了注意。《穷人》显然受果戈里《外套》的影响，在思想上他也接近当时平民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人物。在1821年到1866年期间，他曾参加空想社会主义者彼特拉舍夫斯基的小组，为此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改判流放，在鄂木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后来他根据狱中的经历写成了《死屋手记》。《死屋手记》倾倒了整个俄罗斯，连沙皇都被它感动得落泪，青年人更是狂热地崇拜他。
四年流放使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反抗毫无意义，他只看到压迫、道德基础的崩溃、资产者的胜利、贫穷、卖淫、饥饿……而看不到出路何在。他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上只有两种可能：压迫和被压迫；只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种可能和第三种力量。他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他创作的题辞。这句话表现出他主要作品中主人公们的苦闷，反映出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不做奴隶主，就做奴隶，不压迫别人，别人就压迫你。“主子的道德”是与人性相抵触的。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后者：宁做牺牲者，不做刽子手，宁被践踏，也决不践踏别人。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可能。
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这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希望。他觉得，对于俄罗斯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无情的现实粉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真的幻想，同样也使一部分正在寻找改革道路的青年感到失望，使他们又落进了怀疑的深渊。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往往促使某些知识青年进行个人主义的、毫无结果的反抗。《罪与罚》的主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罪与罚》最早发表在1866年的《俄罗斯通报》上。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历来看法不一。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则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时代的怪物：“陀斯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心中最隐藏、最罪恶的冲动。只要拿普鲁斯特以及充斥在他的作品中的心理好奇、惊异和装饰物做个比较，便可以看出二者在侧重点、在道德色彩上的区别。那个法国人的心理发现，他笔下的新事物和鲁钝举止，与身处地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简直是消遣而已。普氏能够写出《罪与罚》这样一部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来吗？要写出这样的一部小说，他缺少的不是知识，而是良心。”
而高尔基则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是俄罗斯罪恶的天才，一个反动派，一个对压迫逆来顺受的辩护士。马克思在论及他时也持很大的保留态度。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他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成好的或坏的。好的是人道主义的、进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主要指《罪与罚》以前并包括《罪与罚》时期；坏的是反动的、迷信宗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以《罪与罚》以后的为主。苏联作家们能赞同作为沙俄的批评者和革命预言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他们因为他后来的政治观点而忽视他和谴责他，把他的宗教和哲学当成“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加以嘲弄；他们可以赞赏他是一位俄国生活的现实主义报道者和社会典型的创作者，但他们又贬低或忽视他的象征主义、他的不断离经叛道、偏离现实主义。甚至连卢卡契这样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张用简单的二分法来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而忽视了他的一大批创作，而这些创作，往往是他最成功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