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英勇就义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是其人格的完美体现，“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少有人敢于提到他，却也并不妨碍其书画在民间的辗转流传，至今仍有许多作品存世。（新语丝电子图库收有黄道周的楷、行、草作品各一幅。）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继而送给他一幅对联：史笔传芳，未能平虏忠可法。皇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洪承畴又羞又愧，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即是刑期。黄道周盥洗更衣完毕，对仆人说：“以前某人曾向我索字画，我答应了的，不能食言。”命铺纸和墨，先作小楷，然后改用行书，纸太长，写不完，以大字完成。又命铺纸，做水墨大画两幅，画一幅残山剩水，再画一幅长松怪石。画完，从从容容写上题识，加盖印章，然后出门就刑。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一百年后，他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李定国
李定国，字宁宇，陕西绥德人，出身贫寒，十岁时不堪明廷欺压，投张献忠起义军，转战于四川、湖北。定国少年英武，人称“万人敌”、“小尉迟”，临阵必披坚执锐，屡立战功。17岁，射杀明军上将张令。21岁，奉命奇袭襄阳，擒明朝亲藩襄王。24岁，张献忠称制，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义子，封定国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后李闯攻陷北京，清兵乘机入关。江山狞沦，张献忠转而抗清，顺治三年，失利而死。定国随孙可望领余部转战滇、黔，以昆明为中心建立新政权，孙可望被推为国主，定国称安西王。可望本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地位相当，入滇后虽称国主，但定国、文秀等手握重兵，尤其定国性情倔强，遇事常生争执，故有隙。
作战英勇
顺治五年，可望借故缚定国于演武场，杖责过百；后又相抱持而哭，命定国取沙定洲以赎罪。定国心中愤懑，但为了大西军内部团结，忍下屈辱，历时三月，平定作乱的沙定州，稳住了云南的形势。
南明抗清节节败退，岌岌可危，孙可望着眼全国大局，为挽回颓势，决定联合南明，领兵出滇，赴前线抗清。同时，为名正言顺的统辖李定国、刘文秀，可望上表朝廷，请封秦王。李定国直朴，初遣使请封时，不悦道：“我自为王，安用请？”后几经反复，终获南明封爵后，又道：“若是，则为朝廷官，不再作贼，勿反复也！”顺治六年，孙可望以李定国、刘文秀为先头，武力收编了南明永历朝廷残存的地方割据武装，收复贵州全省及四川部分地区。可望严明军纪，一致政令，使西南地区的抗清力量重获统一指挥。而严整吏治，恢复生产，安抚人民，招徕商贾等举措。也使饱受战乱摧残，丧亡殆尽的川、贵百姓重焕生机。
顺治九年，后方已定，孙可望遣李定国东攻湘桂，刘文秀等进军四川。既受命，定国约法五条：不杀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挥军入湘，收复大批州县后，又利用清定南王孔有德的骄横轻敌，奇兵下桂，五月，败清军，两夜下武冈、克宝庆，势如破竹。六月，夺取全州。孔有德闻报大惊，亲领桂林守军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被定国军击败，浮尸蔽于江下；傍晚狼狈逃回桂林，紧闭城门。六月三十日，李定国大军将桂林围得水泄不通，四日中午，攻破武胜门，清军不敌兽散，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已矣！”遂在王府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其妻白氏自缢前把儿子托付给一名侍卫，嘱咐道：“侥幸活命，便叫他出家。不要学他父亲，作贼一生，落得今日之下场。”接着，李定国麾下各部乘胜南下平乐，收复柳州。其亲镇桂林，颁布政令，稳定局面。八月，整顿稍定，定国挥军进攻梧州，守将不敢迎战，逃入广东乞怜于平南王尚可喜。十五日，明军收复梧州，广西全省均告平定。广东清军极为恐慌，与广西接境各部纷纷弃城撤往肇庆。定国欲待广西局面稳定，即进逼广东，收复失土，却逢满清亲王尼堪率八旗精兵南下援湘，可望唯恐有失，调定国北上抗敌，定国离开广西后，因兵力淡薄，匡复之地复陆续被尚可喜夺回。
十月三十日，李定国部进抵衡阳。十一月十九日，尼堪军至湘潭；明将马进忠引部众退宝庆。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起程，次日进至距离衡阳三十余里处。李定国派部将领兵佯攻，随即后撤。尼堪骄心自用，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即兼程追袭，次日天色未明已至衡阳，与李定国大军相遇。定国见尼堪轻进寡谋，遂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线将士对阵时稍一接触即佯装不敌，主动后撤。尼堪“乘胜”追击二十余里，陷入埋伏。定国一声令下，全军出击，杀声震天，势如潮涌；清军仓皇失措，迅速被明军击败，主帅尼堪毙命于混战之中。军士割下其首级向定国献功，全军欢声雷动，齐唱满江红，时人有诗曰“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勇败八旗，克毙敌酋，定国军名扬天下。
清军不敢再战，垂头丧气的退往长沙。衡阳大捷，粉碎了八旗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满清官员中有人号天大恸，称“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连顺治也悲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清廷上下神情沮丧，士气低迷，致力抗清的乡绅义士则大受鼓舞，他们重新唤起兴复之希望，欣喜欲狂、奔走相告。许多退入山区的明朝残兵败将和隐居乡间的官绅更闻风云集，共勷盛举。加之孙可望不久前亲自挥军攻克辰州，若两军合力，天下一心，隐有北进中原，匡复山河之势。
然而，就在李定国连歼满清二王，复地千里，军威大震之时，身为南明永历王朝实权者的孙可望非但不趁机出兵，收复失土，反而愈加妒忌，认为定国功高震主。当初，定国攻克桂林，送到贵阳的缴获物品中鲜有金银财宝。孙可望听信小人之言认定李定国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赏将士示恩于下。衡阳之战，孙可望不派兵支援，却仍获大捷，到击毙尼堪的消息传来时，孙可望妒火中烧，决心除掉定国。他假意派人至衡州慰劳，封定国为西宁王，李定国道：“封赏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拒不受封。可望更怒，唯恐楚粤人心尽归定国，遂召其归。定国未应。十月，可望出兵沅江，连续下书七道，催定国至靖州相会，图谋害他。刘文秀之子不忍，密书举发可望阴计，令定国切勿前来，枉送性命。定国行至武冈州，见书，不胜愤慨，他原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若能全歼该军，势必使满洲八旗实力大损，远近闻风丧胆；然后会合夔东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如今知可望不顾大局，蓄意害己，不由心灰意懒，他对部下将领说：“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本欲共图恢复，今忌我如此，安能成大功乎？今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遂率军撤入广西，从此避免同孙可望见面，李定国撤兵不久，清兵反攻，孙可望战败，两军相持于靖州、武冈一线，本来复湘的大好局面化为乌有。定国与可望二十年的兄弟情谊烟消云散，联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也成昙花一现。若干年后，大儒黄宗羲追忆往事，仍恨恨不平，叙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孙可望排除异己的做法，打乱了定国并力恢复湖广然后东进的计划，他只好另辟蹊径，联络郑成功夹取广东，共图兴复大业。顺治十年二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占领战略要地梧州，接着出师广东。三月十四日攻占开建和德庆州，二十五日进抵肇庆城下。定国一边联络郑成功，一边分兵占领四会、广宁。李定国大军入粤，使两广地区的抗清力量受到鼓舞，纷纷起而响应，配合作战。二十六日，李定国亲临肇庆城下，全线强攻，明军架梯攻城，挖地道入城。不日，城内城外，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清兵始终据城顽抗，迟迟难下，数日后，尚可喜亲率主力赴肇庆支援，由于援军迟迟不至，尚可喜得以全力对付李军。四月初八，他下令从东、西炮台各凿一侧门，出其不意地冲出城外夺取李军所挖地道口，随即放火熏燎地道内隐藏的李军，死者不知其数。李定国被迫离城五里下营。尚可喜趁明军立足未稳之际，再派主力由西、南两门出攻李定国设在龙顶冈的营垒。一番苦战，明军败。李定国强攻肇庆不果，原寄希望的郑成功等军又杳无消息，他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回广西。
肇庆战役失利后，李定国并未气馁。他总结教训，肯定东、西夹攻，恢复广东是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因此，他酝酿再度发动广东战役之时，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同郑成功联络，最终决定由定国出广西走陆路，成功经潮惠由水路，并力进取广东。加之永历朝廷诏敕两广明军、义军，全力配合。一时间，南明复兴重新燃起了希望。顺治十一年二月，李定国聚集全部主力，由广西柳州出兵入粤，临行时，定国踌躇满志，他召集诸将，慨然道：“诸君平日仰慕文山、世杰诸公之忠义，而今之势恰如宋末，驱除鞑虏，以身报国，只在今日，盼我等追先烈之遗志，毋得其憾可也。”定国军南出横州，经广东灵山取廉州府，下高州、雷州。广东各处义师群起响应；清平、靖二藩和督抚标兵不敢迎战，龟缩待援。李定国再派使者往厦门督促郑成功率主力入粤，会师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