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数月，守仁一直呆在舅父官署潜心学习书法，每日练字用力甚勤，乃至耗纸数箱之多，其书法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后来他讲授“心学”，常常引此事为例启发弟子们说：“吾尝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阳明先生年谱》，以下从略。）可见，那时心学已经在王守仁早年的思想中开始萌芽了。
次年暮冬，王守仁偕同夫人诸氏返归余姚，一路乘船到达广信（今江西上饶），特地拜谒了年近古稀的理学家娄谅。娄先生字克贞，号一斋，曾师事崇仁吴与粥，其学“以收敛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早年出任成都训导，从事地方官学的教育工作，不久告归，专以讲学著述为事。平生著有《春秋本意》12篇、《日录》40卷、《三礼订讹》40卷。守仁进见娄先生，相谈十分契合。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守仁大为信服，深受影响。因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中说：“姚江之学（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自此，守仁始慕圣贤之学，发愤研读宋代诸儒著作。
弘治三年（1490年），守仁祖父王伦在故里逝世，父亲王华因奔丧归余姚，便吩咐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妹婿等人，为守仁讲析经义，磨勘八股，以应科举考试。守仁白天随众课业，夜晚则搜取诸经子史勤奋攻读，泛滥于词章，往往深夜不寐。由此，王守仁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使王冕请人诚心佩服，愧莫能及。在待人接物上，守仁一改过去的“和易善谑”，变为“端坐省言”，以仿效“圣人气象”。王冕诸人怀疑守仁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守仁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此后，王冕诸人也正襟敛容，随时随地注重自己的举止言谈。
放弃朱学
弘治五年（1492年），21岁的王守仁参加浙江乡试得举，随即奔赴京师，在父亲官署用功准备来年会试。其间“为宋儒格物之学”，四处寻求朱熹遗书精心研读。一天，守仁忽然想到先儒所谓“衣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话，于是就按照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特邀学子钱友同来官署“格竹”。据《传习录下》记载，“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守仁认为钱友同精力不足，难穷格竹之理，便由自己亲身去格，然而“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守仁经过这次格竹的失败，认为格物穷理以成圣贤的途径实在走不通，又转而“随世就辞章之学”。
次年春会试，王守仁名落孙山，士大夫相识者都纷纷前来安慰和勉励。当朝宰相李西涯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守仁听了，当即提笔，一挥而就。在场的土大夫见之大惊，异口同声地赞叹道：“天才！天才！”一些心怀妒忌的士大夫却在一旁悄悄地说：“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弘治九年（1496年），王守仁再次参加会试，果然为妒忌者所抑，又一次落第。有些同来参加会试的人因未能考中而感羞耻，守仁安慰他们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闻者无不叹眼。虽然两次会试都不得中，但王守仁并不因此灰心失意。他退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优游度日。
弘治十年（1497年）夏五月，鞑靼小王子攻潮河川（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继而又攻大同。其时边报紧急，京师震动，“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王守仁为了报国立功，由结社吟诗转而留心军事，他深深感到：“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王守仁又主攻兵法，凡兵家秘籍，无一不精心研读。他“好言兵，且善射”（《明史》本传），研究军事简直入了迷，乃至“每遇客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样，王守仁在军事韬略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虽然未被朝廷录用为镇守边关的将才，但为他后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宸濠之乱奠定了基础。
次年，王守仁27岁，开始感到自己久不得志，前途渺茫。他“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朱熹上来光宗疏曰：“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守仁感触很深，顿时恍然大悟，悔恨自己二十余年来读书虽然广博，却未能循序以致精，因而没有多少收获。于是，他通过痛苦的反省，便注重循序读书，力求学问精进，以期“致知”、“穷理”。可是，他在实践中总觉得“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不禁茫然失措，困惑难解。积久的忧郁情绪，又导致旧疾复发，守仁的内心十分矛盾、痛苦。经历了上次“格竹”的失败，又实践循序致精的读书方法也未能成功，他便对朱熹学说的崇信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从此与朱学分道扬镳。
步入仕途
对朱学信仰的动摇，使王守仁心志消沉，甚而怀疑学做圣贤与自己没有缘分，于是便出入于佛老，“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但王守仁并没有去做和尚。道士，因为他还肩负着王家光宗耀祖的使命，他毕竟还留恋于科举，不得不学习一些时文定式和熟读四书五经。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已28岁，他第三次参加会试，踢进士出身，观政工部。从此，他步入仕途，跻身士大夫行列。当时京师文人荟萃，如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麟、徐桢卿、山东边贡等人，均为文坛名士。他以文会友，与诸士相交，过从甚得。不久，“时有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又传来鞑靼小王子入居河套，攻扰延绥的消息，王守仁立即奏上《陈言边事疏》，因论朝政之失，“谨栋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日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极力主张改革政治，整顿边务，以“易辕改辙”，“痛革弊源”。第二年，守仁被朝廷授官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十四年（1501年），王守仁奉命审录江北国狱，对于冤假错案，多所平反。事后游道教圣地九华山，挥笔写下了《游九华山赋》，赋中有云：“逝予将遗世而独立，采石芝于尘霄；虽长处穷僻，乃永高乎囗嚣……长邀游于碧落，共太虚而逍遥。”这明白地表露了他企望超脱凡尘，羽化登仙的幻想。游山期间，曾夜宿无相，化城等僧寺，又寻访道士蔡蓬头和地藏洞异人。当时，蔡渭守仁“终不忘官相”，异人与守仁“因论最上乘”，盛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由此启发他从佛、道两家的角度考察儒家，更多地看到了儒、佛、道三家相通的地方，这对阳明心学的形成颇有影响。
王守仁完成了录囚任务，回到京师，白天忙于办理案犊公事，夜晚又燃灯静坐，研读五经以及先秦两汉儒家著作，努力提高文字功夫，以适应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需要。父亲王华担心他劳累成疾，便严令禁止家人夜间在守仁的书房放置灯烛。守仁为了避开父亲的监视，每晚专等父亲安寝后又燃灯读书，常常熬到夜半三更。久而久之，他由于劳思过渡，竟得了吐血疾（肺痨），便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告病归越。
回到故乡余姚后，王守仁乃筑室会稽山阳明洞中，终日习炼道家导引之术，搞得自身精疲力竭，却丝毫无补于事。他翻然悔悟，不禁感叹道：“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在阳明洞隐居既久，往日的事功之心销磨殆尽，守仁唯思离世远遁，摆脱尘世烦恼，求得六根清静。然而，他终究不能舍弃养育自己的祖母和父亲，经过内心激烈痛苦的矛盾斗争，忽又醒悟过来，仰天长叹道：“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从那以后，王守仁逐渐认清佛、道两家之非，笃信儒学才是穷“天理”、通“至道”的理想途径。随即，他毅然离开了阳明洞，移居西湖疗养。在此地宁静恬适的生活中，守仁注意调理身心，奋心自拔，再次振起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以实现其立志做圣贤的夙愿。
弘治十七年（1504年）秋，王守仁奉命主考山东乡试，不久改授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次年，他鉴于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因而首倡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响应风从，有人愿执贽上门拜师，守仁于是开始授徒讲学。由于师友之道废弛已久，满朝士大夫几乎都认为他是立异好名，不足以引为同道。唯有翰林庶吉士湛若水与王守仁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自此，王守仁结束了泛滥词章、究心朱学、出入佛老的求索历程，渐渐步入“心学”的大门。
遭受挫折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在仕途上遭到严重挫折，随之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当时，皇帝朱厚照刚刚即位不久，又加之其昏庸荒淫，不理政事，致使阉党刘瑾专权，朝政日非。这一年冬天，南京户科给事戴铣、四川道御史薄彦微等人愤然上疏，连章切谏，宦官头子刘瑾大怒，立即下令逮捕戴、薄20余人入诏狱，廷杖除名。眼看阉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王守仁义愤填膺，忍无可忍，首先抗疏援救戴、薄诸人。疏曰：
臣闻君仁则臣直。……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说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国。……则非惟无补于国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过举耳。……伏愿陛下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刘瑾见疏勃然大怒，将王守仁亦下诏狱，廷杖40，死而复苏；又指为“奸党”，罚跪于金水桥南，令其受尽莫大侮辱。随后谪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立边就道，不许停留。
正德二年（1507年）夏天，王守仁奔赴谪所到达钱塘，刘瑾派人一直尾随盯梢，企图暗中加害。他托言“投江”，才侥幸摆脱了阉党的追杀。继后“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夜飘泊闽界，独宿野庙，幸免于虎口，僧众以为神。当时有位异人对他说：“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守仁觉得此言有理，于是打消了远适避祸的念头，当即题诗一首曰：“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随后取道武夷，归省贬官南京的父亲。这一年十二月，他返回钱塘，途经广信、袁州、长沙、玩州，进入贵州玉屏；然后又经过镇远、黄平、清平、福泉、新添、尤里等地，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年）三月抵达贵州龙场驿谪所。
龙场驿位于今贵阳市西北80里许的修文县城区，据《贵州通志·建置志》记载，明代在这里设“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专为传送公文的差役和来往官吏小住、换马等提供方便。该驿地处万山丛棘之中，虫蛇怪兽横行，蛊毒瘴疠弥漫，四境荒凉，人烟稀少。王守仁刚到这里，既无住房，又无粮食，只好栖居山洞，亲手种粮种菜，折薪取水，苦熬度日。有时自耕不足以糊口，还需要采蕨充饥。其《采蕨诗》云：“采蔗西山下，扳援陟崔嵬。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南归断舟揖，北望多风埃。已矣供于职，勿使贻亲哀。”诗中充分展现了王守仁沦落天涯，百感交集的痛苦心境。
王守仁身为贵家公子，一介儒生，又患了虚痨肺病，居此恶劣坏境，他深知随时都有倒毙荒野的危险，于是“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当即便做了一副石棺材，指天发誓曰：“吾惟俟命而已！”他极力排除生死杂念，“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时或歌诗谈笑。超然于尘世之外。显而易见，王守仁是在苦炼制心功夫，力图发挥“心”（主观精神）的作用来战胜险恶的环境，以求得到自我解救。
久之，王守仁感觉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日，“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凉，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这就是后人盛称的“龙场悟道”。王守仁顿悟之“道”，即吾心之道，意谓圣人之道先天地固存于吾心，不必外求，所以吾心即道。这便否定了朱熹“求理于事物”的认识途径，肯定了“吾性自足”，而“求理于吾心”，就是“圣人之道”。从此王守仁开始发明“心即理”的心学命题，为其“知行合一”说的创立准备了理论基础。龙场悟道，正是王守仁由否定朱程理学而飞跃到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之关键、为他大步迈进明代新儒学的巍巍殿堂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