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不但善于阅读史书,他还悉心钻研历史,勤于思考。他在读书过程中发现自《春秋》之后的一些史书卷数太多,一个人就是用一生的经历也难以读完并说出其大致情况,由此,社会上的读书人就出现了弃难读易的不良倾向,势必导致许多繁难的典籍要失传的严重后果。鉴于此,司马光便产生了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历史发展梗概的念头。有一次,他对刘恕说:“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成一家书。”可见,这时的司马光对于著书立说已经是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了。于是,在嘉年间司马光开始修《历年图》一书,并于治平元年修成,进呈给当时在位的英宗皇帝。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基本雏型。之后,司马光又用了两年时间编撰了《通志》,深得皇帝的赞赏。英宗皇帝也是一个非常爱好学习历史的人,他下诏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可以接续《通志》并同意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己选择地方、选择人员。这实际上又为《资治通鉴》的修成提供了一定的保证。书局成立后,地址设在了崇文院,司马光精心挑选了几位史学方面的英才,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三人先后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们依据各自的专长实行分兵把口,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这样,既保证了《资治通鉴》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方面的观点一致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编纂之前,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编修方法和原则,那就是先作丛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曾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司马光修书三部曲。
公元1067年,英宗病死。即位的宋神宗也是一个爱好历史的人,他非常重视历史经验,也和英宗一样极力支持司马光修书。他即位不久,便将此书赐名为《资治通鉴》,他主要是根据书中的内容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在第一次读此书时赐给了司马光,让他等书全部完成之时再写入书中。此时的司马光,依旧在朝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由于公务繁忙,没有充足的修书时间,所以修书的进度并不快,五年的时间修成七十卷,却还没到全书的四分之一。
司马光像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对此是极力反对的,他在给王安石连写三封书信进行劝说无效后,大失所望,清楚地意识自己不能在朝廷继续安身了,便请求离开京城。皇帝应允后,他先去了西安任职,于公元1071年,他又辞去职务来到洛阳,当了一个闲官,决心著书立说了。而实际上,他在洛阳隐居时恰好给他提供了编书的条件,没有了官场的喧烦,有的只是充足的时间、安静的环境和各方面的优裕条件。司马光到洛阳的第二年,便把书局搬迁过来设在了崇德寺,随之而来的只有范祖禹一人。刘恕、刘攽都在书局之外进行编修。公元1073年,司马光为了修书时有个更好的环境,在洛阳尊贤坊北侧买了二十亩地,建成了“独乐园”。园中设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等景致,是个依山傍水、鸟语花香、清静优雅的小园林。在这里,司马光在从事艰苦、紧张的修书劳动之余可以自己调节一下,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写作。他常常是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对待删削工作谨慎细致、精益求精。相传,司马光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得贪睡,就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为“警枕”。当他把头枕在圆木上,进入梦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司马光马上就醒了,并且绝不再睡,继续拿起笔编纂这庞大的著作。朝朝如此,夜夜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对于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又是何等的艰辛啊!
当然,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何况司马光年事已高。身体的疲劳及眼力昏花常迫使他去到园中休息,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活动一下乏累的身体,但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只有一年春天,洛阳牡丹花盛开的季节,有朋友接连几日邀他去游春赏花。一天游罢回到园中,他的老仆人非常惋惜地说:“您一走就是十几天,不曾看过一行书,可惜您浪费了《资治通鉴》书影时间啊!”一句话,使司马光感到很惭愧,他发誓再也不出门了。以后,只要有人一邀请他,他便把仆人的话告诉人家,并婉转地谢绝了。司马光就是这样靠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刻苦著书,和他的助手们一起毫不吝惜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凭着强烈的事业心,顶着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终于在公元1084年的十一月修完了《资治通鉴》的全书。这时,司马光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了。他已经累得到了“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的地步了,为了这部书,他已耗费了近三十年的心血,就是从书局成立之日算起,还历时十九年,从隐居洛阳算起,他还艰苦地奋斗修书十五载。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司马光已经为这部浩大的史书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巨著,一共是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等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无法比拟的;它记载的历史最长,文字多达三百多万字,不但记述了政治史,还涉及了经济、文化、天文、历法、地理等诸多内容,史料记载详实,叙事准确、客观、完备而简明;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梁启超说:《通鉴》的“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
《资治通鉴》自修成之后,不断受到学者们的推崇、重视和赞誉,不愧为我国文化宝库里的一颗明珠。
理学的兴起
理学,也有的人称为道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w-Confucianism)。
宋初有三位先生是理学的先驱。他们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宋初三先生的那些论述,初步提出或涉及一些理学的范畴。胡瑗字翼之,他的思想从现存的资料看,论及性与情,“安定说《中庸》,始于情性。”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宣扬道统论等,他的《春秋尊王发微》等著作,强调名分等级的神圣性。《宋元学案》说:安定、泰山“开伊洛之先”。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师事泰山。他突出宣扬道统,采用了“道”“气”的概念解说世界等。
宋初三先生又都是教育家,这对于理学的发展很重要。胡瑗在教育上影响更大,他总结在苏州、湖州的教学经验,称之为“苏湖教学法”。在他门下,“学徒数千,日月刮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后为大学,四方归之。”后来大理学家如程颐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又有一批门下通过科举进入宋代的统治机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政治、学校、教育联结在一起,推波助澜,理学思潮发展很快。
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是理学勃起阶段,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这一阶段前后,提倡理学的有:齐、鲁有孙复、石介。以夹辅泰山(孙复)的有士建中、刘颜。在宋有戚同文,欧阳修。关中有侯可、申颜,后来关学形成与他们有关系。浙西的有吴师仁。浙东地区在永嘉有王开祖、丁昌期;在鄞,有杨、杜五子,即杨适、杜醇、王致、楼郁、王说。在闽的有所谓古灵四先生,即陈襄、周希孟、郑穆、陈烈。在蜀有宇文之邵。
宋代理学进一步发展形成重要的流派,北宋五子主要的代表人物。北宋五子是: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邵雍(康节)、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他们代表的理学流派是:一、周敦颐的濂学。其主要著作是《太极图说》、《通书》。他以“无极而太极”说,建立宇宙万物形成的体系。又仿“太极”而建立“人极”;“太极”派生出的阳气,“诚”是其体现。诚为最高的道德境界。他吸收佛、道的学说建立较为完整的宇宙观。由周敦颐开始,出现所谓“圣学大昌”的局面。二、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他的主要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及《文集》、《张子语录》等。他继承发展中国古代气一元论,认为“太虚即气”,以气为体建立气化流行的理论,《西铭》中提出“民吾胞与,物吾与也”,后来程颐发挥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一一分殊”的思想的表达。三、邵雍的象数学。著作有《皇极经世》、《渔樵对问》、《伊川击壤集》等。他认为宇宙本原为太极,太极动静以及刚柔交互作用生万物,万物变化依先天象数展开。他依象数把宇宙运动过程区分为元、会、运、世。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人类历史至帝尧至极盛时期,由尧至宋经历皇、帝、王、霸四个阶段。历史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呈现倒退趋向。四、程颢、程颐的洛学。二程的思想有分歧,但主要方面相同,因此二程并提作为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的主要著作是《识仁篇》、《定性书》等。程颐的主要著作有《周易程氏传》、《遗书》、《人集》、《经说》等。明人将二程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
二程认为万物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理一而分殊。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是为心,实则只是一个道理。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以及名分等级都是天理的体现。维系纲常是治理社会的根本。程颐以“气”有清、浊,说明人有贤、愚的分别,为学的方法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格物穷理,达到豁然贯通,而直接体悟天理。读《诗》、《书》考古今,察人伦都是格物致知的途径。程颢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程颢对后来陆九渊心学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朱熹的朱学和程颐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
北宋五子外有苏轼为首的蜀学。
濂、洛、关学等学术体系形成,标志理学的确立。濂学自周敦颐后已无传人,关学再传而断。程学由于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等门人的传播而昌盛。理学南传,杨时、胡安国有功。杨时为洛学南渡大宗。由杨时传罗从彦,再传李侗,李侗传朱熹。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学派为闽学。
毕昇与活字印刷术
在纸问世之前,人们只能把文字刻写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如甲骨、铜器、竹木、金石、缣帛、纸草等等。自从汉朝蔡伦发明纸以后,书写轻便,经济多了,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书。这些书通过抄写流传,但十分费时费力。当时的手抄本十分珍贵,藏家往往秘不示人,因而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仍带来很大的困难。
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1721—1728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虽比手抄快多了,但仍很费工夫;大约在公元600年前后的隋朝,人们从刻制印章中得到启示,发明了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即在适宜雕刻的枣木(或梨木)板上刻上要写的文字,成为印板,然后在印板上刷墨覆纸,用力压后印出整版文字来。但刻书版需几年时间,一旦发现错误,就得重刻,不能串版、换字,非常耗时耗力。据史料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成都雕版印刷的五千零四十八卷《大藏经》,用了十二年,共雕版十三万块,存放就占用了许多空间。
为了改进雕版印刷。我国人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加以改进,终于由北宋的平民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有关毕的记载,只见于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百科巨著《梦溪笔谈》。他的主要经历、生平事迹已不可考证。文中提到北宋庆历年间有个市衣(即平民)毕,发明活板(即活字印刷)。毕总结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制成了胶泥活字,并实行了排版印刷。这比欧洲活字印刷发明家古腾堡整整早了四百年!
毕首先将质地细腻的黏土,制成一个个规模一致的毛坯,毛坯稍晾干后,在一端刻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如铜钱边缘厚度;刻成一批后,将泥字放在水中焙烧,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之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一层用松香、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并在铁板上放上一个大小符合要求的铁框;根据稿件需要的泥活字排满后,就将铁板移到火上加温,等药剂稍稍熔化时,用一块平板将字面压平,当铁板降温,药剂冷却凝固时,泥活字就都粘在铁板上,成为一块可供印刷的活字板了。
为了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排字,两版交替使用,加快印刷速度。印完之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抖动,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落脱下来。活字不用时,用纸贴上标签,按字的声韵排列,用木格贮存起来,以便再用时捡字方便。按每个活字的使用频率,毕准备不同数量的活字,如“之”、“也”等常用字,他就准备二十几个,以保证两板排版使用的需要。而一些不常用的字,特殊的事先未准备的僻字,就现场制作,速度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