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在公元2007年4月23日一个春寒侵人，大雨如注的早晨。母亲很早讲过，这种季节里的这种天气就是她的宿命。
母亲的离世使我们兄妹顿感失去了主心骨。哥哥说母亲就像一个桶箍把我们紧紧地合在了一起；三妹说母亲像一堵墙，替我们遮风挡雨；四妹说母亲像大树撑起了家的一片绿荫；我拙于比喻，却记着诗人的一句话：“想起母亲，我的笔便跪着行走。”
我外祖父姓叶，这使我从懂事起就知道母亲是那个叶家的后代。外祖父的成分不好，大概够得上小地主级别，在那个论出生论血统的年代，他们得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地过日子。大舅就因为成分问题没能考上大学，有一天他为此和外公吵了一架。我记得当时大舅生气怨恨的样子，将手一甩就走出家门，到门口说要和叶家断绝关系，外公则是一脸无奈，默不作声。小时候我们住家离外公家仅几十米远，上外公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方便，所以外公家发生的事我大都知晓。大舅的事也在我心灵留下一道阴影，我担心母亲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她的工作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谁知后来的一件事更让我的担心加重。1969年“十年动乱”开始下放干部。从严格意义上父亲算不上干部，但也被列在其中。当时有两个县——浦城和崇安（今天的武夷山市）供父亲挑选，他和母亲商量后最终择定了崇安县。我一直认为这是父亲一生中最正确的抉择。迁居崇安后，头两年里我一直心情愉快，因为那里的视野开阔而美丽，和环境逼仄的南平比简直就是仙境，同时也隐隐觉得离开南平，离开叶家可能会更好些。就在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一天，母亲悄悄把我叫进她的房间，我刚一进屋她就立刻关上门，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让我看。我打开一看，像是家谱，上面记载着一位朱姓家第二十几代子孙的名字，还有明朝、清朝给予他们家的各种俸禄、谥号什么的。母亲特意问我上面一个叫朱××的人为什么得了五分之二的俸禄，其他四五个兄弟才得五分之三，什么叫俸禄、谥号？我当时是“十年动乱”造就出来的高中生，历史、文言知识极其有限，只大体解释说俸禄就是皇帝的一种赏赐，这家占五分二可能是族谱中主要的一脉或者是对社会贡献和大，至于谥号是什么，我也懵里懵懂。母亲理解地点点头。但当我眼光扫到末尾的一句时顿然心惊肉跳，就是这个曾在清朝吃五分之二俸禄的朱家有一个叫朱炳怀的在解放初就被共产党当作反革命镇压了。当时中国尚在进行着“十年动乱”，看到这样的记录，我直感到心里阵阵发怵，因为我判断，母亲既然叫我解读，这上面的人肯定与她有着某种关联。母亲看出我的疑惑便说，这家姓朱的是她的亲生娘家，老祖宗叫朱熹，听说在宋代就挺有名了。我当时对朱熹的了解也只是在大量的批判文章中耳熟了这个名字，至于其他方面则一无所知。不过我终于知道了母亲身世的重大秘密，原来她不是那个小地主的后代，却是一个更有名气也更可怕的家族的后代。临走前，母亲神色凝重地嘱咐我万万不可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就连自己的兄妹也不能说，我点点头，知道自己肩负着维系家庭命运的重大责任。
“十年动乱”后母亲终于向子女公开了她家世的秘密。20世纪30年代，母亲生于建瓯朱姓家庭，按族谱排列应是朱熹的第二十六代子孙。但经历历史变迁，朱家逐渐走向没落。仅从母亲出生后不久便被送给他人，就足以证明朱家不单重男轻女，更在经济上出现问题。这个曾在朱熹手上开创荣耀的家庭，这个曾在封建社会坐享朝廷俸禄朱熹的徒子徒孙，当时，已然度日如年，惨淡维持。不过母亲不是被送给叶家，而是建瓯一个卖豆腐的小业主，不知为什么，豆腐业主又把母亲送给了后来南平叶姓的小地主。外公还想把母亲送到乡下一农民家做童养媳，是外婆坚持留住母亲，这才有了以后我们一大家子。
母亲生前总是念念不忘外婆的收养之恩，总说外婆的好。的确，外婆是个善良，厚道的旧式女人，对孩子真是尽心全意，她对我们倾注的爱，恰和我奶奶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奶奶完全属另一类型封建女子，她出生戏班子，不到二十岁就被厦门一个姓廖的商人暗纳为妾，并为他生了一女二男。不幸的是，爷爷死的早，而廖家又不承认奶奶的合法地位。这个廖家可是个开钱庄的大户，父亲的姑姑廖翠凤就是嫁给了大文豪林语堂。这门亲事廖家开始也不答应，嫌林语堂出身贫寒，也许是姑婆的坚持，加上林语堂后来逐渐显赫，廖家最终有幸捞到这个名女婿，但无依无靠的奶奶却始终没得到廖家的认可。听奶奶说，爷爷出殡那天，她是躲在一道篱笆后偷偷为丈夫送最后一程。个性倔犟的奶奶为维护她贞节的荣誉和不肯求人的骄傲，始终寡居，不再嫁人。她就靠替别人洗衣为生，把几个子女拉扯至大，后来她还是将父亲送到她所熟悉的戏班子学艺。在我印象中，奶奶是那个社会制度和观念的牺牲品，她的遭遇和坚强确实值得同情敬佩；但另一方面，其特有的经历加上天生的个性使她练就一张刻薄的嘴，夸张的表情和如同舞台上角色的拿腔拿调的声音，外人都很欣赏老太太那戏剧化的言行举止，而他们的欣赏更加大了奶奶人生表演的成分，我们却很反感。奶奶也不喜欢我们，在她眼里只有哥哥这个大头孙子是廖家的传人，而我和妹妹为多余的人。这使我们自小就和哥哥的待遇不同。结果自然是哥哥私下里获取了令人羡慕食物营养，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打下了较好的身体根基。每当外婆和奶奶在一起，奶奶总要寻机找茬吵架，似乎每次都要到外婆掉眼泪方才解她的心头之恨。而刁蛮的奶奶欺辱外婆时，母亲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和婆婆翻脸，维护受到伤害的外婆，母亲的立场自然也带动了我和妹妹，我们也会安慰外婆，以此表示感情上站在她那一边。
母亲的身世并未给全家带来危害，倒成了我们以后“骄傲”的资本。不过这种骄傲也只限于家庭成员说笑中逞逞口舌之快，并无半点认真。妹妹常调侃母亲是名门之后，而我们自然都续有“贵族”血统；哥哥说应当杀回建瓯朱家去，看看能否分得一点朝廷的俸禄；我则希望研究朱子的人揭开他第26代子孙中神秘失踪的一个（当然是我母亲）的秘密。实际上，不论我们哪一个都极少向外人提及母亲特殊的身世，南平的外公、外婆、舅舅仍是我们认定的亲人。
母亲对儿女的操心是伴随着她一生的。也许最让母亲焦虑的莫过于我和两个妹妹在农村插队的那段岁月。就在我务农的第四年，上面有精神说三个以上子女在农村的可以照顾一个上调，这下真让母亲兴奋不已，但母亲是个敏感的人，不知从哪个小道消息听说上面并没有这个规定，她又十分紧张起来。记得一天下午她从县城里打电话给我，严肃又神秘的告诉我情况有变，她要立刻到我这来。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候母亲的到来。约一个时辰后，母亲满脸汗珠地来到我的住所，她一面擦着汗水一面喘着气地说上面照顾多子女插队的消息不准确，要我做好思想准备，然后说要找场领导谈谈，她想表明即便上面没这个政策，厂里也应该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我把母亲带到政工组长那，就赶忙回去上课（当时我已经是民办教师）。至于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反正上面的照顾政策确有其事，我终于离开了农村。但是母亲的来临却在场里传出一个天大的谣言，而这个谣言知道多年后知青相聚时才抖落出来。他们说母亲当日来时，手中拎着个沉重的篮子，里面装着一只大猪头和十几个鸡蛋，上面还盖着一层纱布以遮人耳目。这些账物都送给了政工组的王组长，而我就靠这只猪头和十几个鸡蛋翻了身，真说得有鼻子有眼。这可冤枉了母亲，但我知道再去辩解毫无意义，只会越描越黑。一个基本常识是，母亲根本无法提这十几斤的东西走上十几里路。母亲赶到场里无非想力陈我们家多子女插队的特殊情况以博得同情。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记得那天好友将消息告诉我时，我就像范进中举一样一路狂奔，一路大声高喊：“妈，我考中了！我考中了！我考中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好消息首先应该让母亲知道。
母亲的晚年一直被哮喘病和由此引发的其他病症所折磨，我知道她很痛苦，但她仍坚强地活着。武夷山的春天寒冷又潮湿，这对哮喘的老人是最大的威胁。母亲终于抗不住这样的气候倒下了。2007年春节后她又住进了医院。然而这次让我们担心的不仅是她的病情，更是她对待自己疾病的心情。只要清醒，她就不断要求换便宜的普通病房，要哥哥到药店去买药。这一切无非想多省点医疗费。她甚至撞床寻短见来反对我们继续为她治疗。我们并不是没条件为母亲治病，我们都知道母亲的心思——尽可能为子女多留些遗产。
母亲走了，给我们子女留下了一笔几十万元的遗产，这对于一个只靠退休工资维系生活还要支付相当的医药费的老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迹。我们知道这个奇迹不是她有生钱的本事，而是她平日里的省吃俭用，点点积累。母亲终于了却了她的心愿，可我们接过这笔遗产时，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那里面凝结了一个老人对子女的全部心愿和爱，攥在手中，即有一种感动，又沉甸甸的酸楚……
今天恰是母亲节，但将手中的一束鲜花化作一缕哀思遥祭长眠地下的母亲，愿母亲安息！
2007513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