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的观点获得很多学者的赞同，但对其轻易放过族群因素的持续影响颇有争议。族群分层的基本观点认为，除了家庭背景之外，人们还会因其族群身份而划分等级，通常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并不总是重合。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种族和族群关系》，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32~33页。如梅汉等人认为文化、社会地位团体和学校科层制度共同作用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成就这些研究说明，如果族群之间对教育机会的竞争存在着群体性的结构性差异，并且其差异达至一定显著程度，就形成了以族群为基准的分层状态，这时就应额外关注族群身份及附属因素，如族群文化、族群政策等对其教育获得的影响。
实际上，造成族群间教育机会差异的原因十分复杂，具体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会因环境或国情的不同呈现不同的特点，应该综合考察不同民族文化或体质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或是民族歧视制度等诸多方面。正如科普林等人在谈及美国的情形时所表达的：“社会阶级的影响是那样的强有力，以至不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讨论民族问题将毫无意义。此外，不考虑民族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对美国阶级体系所作的分析也是不完全的。也许社会阶级和民族的交叉分析，为系统全面地理解美国社会分层的本质提供了最有成果的方向。”F·科普林、C·格德沙尔德：《民族分层》，《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68~190页。
从国内的已有研究来看，较多的研究关注了族群文化对少数民族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的影响，而较少注意到家庭背景分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内部阶层分化的影响。仅有个别研究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如滕星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成员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发生了分化，各少数民族教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水平差异与地区差异的扩大，可能导致各少数民族之间和同一少数民族内部（入学机会）出现了较大差异。滕星、马效义：《中国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与教育平等》，《民族研究》，2005，（5），10~18。谢作栩等人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谢作栩、谭敏：《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9，（10），第30~35页。但目前尚无深入的实证研究证明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综合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根据已有研究，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如何综合地影响我国社会成员的高等教育获得？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成员的影响是否有其特殊性？通过不同家庭背景成员的利益取向与资源获得状况对少数民族群体这一特定群体获得各类型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本文尝试提出一些理论假设：
假设一：家庭职业阶层、文化、经济、居住背景对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质量具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城镇家庭背景等对少数民族子女获得更高层次教育、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二：家庭背景因素与族群因素将共同影响各种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家庭背景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机制类似。
假设三：同等家庭背景条件下，汉族学生可能比少数民族学生更易获得更高层次、更好质量的高等教育。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参与设计实施的厦门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中《大一新生调查问卷》。我们于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77所高校的大一学生发放问卷55595份，共返回问卷48143份，回收率达到86.6%。剔除无效样本后，有效问卷47170份，有效率达97.9%，其中汉族样本41706人，少数民族样本（不包括未识别民族）4682人，占9.9%。
数据分析采用的是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用以考察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根据上述假设，分别就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层次与质量进行分析，具体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分别建立三个模型，模型1包括了所有样本，反映的是家庭背景对所有样本（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平均影响。模型2和模型3分别反映家庭背景对汉族样本和少数民族样本的影响。
本文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因变量定义为两类：一为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本科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高职高专院校为基准（Y=0）；二是在校大学生是否就读重点本科院校（“211工程”院校）的虚拟变量（Y=1），以一般本科院校为基准（Y=0）。
（一）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为了解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获得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本文建立了表2中的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代表家庭背景对总样本、汉族样本和少数民族样本以“高职高专院校”为参照进入“本科院校”的影响。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1．家庭背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进入各个模型的影响因素来看，家庭背景因素对汉族和少数民族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有背景因素对汉族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只有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学生性别因素明显发挥了作用。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相比，前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由专科提升为本科的概率较小，概率比为0.658。
2．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在模型A1和模型A2中，父母职业阶层对子女获得本科教育机会有一定影响，但对少数民族子女并无显著影响，被剔除在回归方程之外。
3．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所有模型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其子女进入本科的机会都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并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程度父母与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父母之间的差异。从全部样本来看，当父母由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升为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比则增加1.790，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种样本也存在类似情形，即随着父母文化程度的大幅提高，其子女更有可能进入本科院校。但从二者的系数和概率比来看，家长文化程度对汉族子女的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要大于对少数民族子女的影响。
4．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子女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与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类似。即在模型A1和模型A2中，家庭人均年收入虽有一定影响，但对少数民族子女影响并不显著，被剔除在回归方程之外。
5．家庭居住地的影响。家庭居住地对少数民族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总样本和汉族样本影响显著，即与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
6．性别的影响。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男女在校大学生就读本科院校的概率有明显差异。总的来说，男性学生比女性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其概率比为1.161，而少数民族学生的性别差异要大于汉族学生的性别差异，即少数民族女性学生较之汉族女性学生更难就读本科院校。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在控制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后，少数民族学生较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模型中所有因素对汉族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只有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学生性别因素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父母文化程度对汉族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影响大于对少数民族子女的影响，而性别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影响大于对汉族学生的影响。
这些发现意味着，在家庭背景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本科院校的机会不仅没有少于汉族学生，反而更具优势，族群因素并未成为少数民族学生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障碍。从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来看，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因素成为制约其获得本科教育机会的显著性要素，父母学历较低的学生以及女性学生相对较难获得本科教育机会。
从我国目前汉族与少数民族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层次来看，虽然少数民族接受本科教育的比重高于接受专科教育的比重，但都依然低于其人口比重，这说明少数民族接受无论专科还是本科教育的机会还依然低于汉族学生。而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族群因素并非影响少数民族本科教育机会的不利因素，这说明，家庭社经背景的相对不利仍然是少数民族由专科向本科教育层次跨越的重要障碍。而从少数民族群体内部来看，还应进一步消除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因素对文化资源匮乏家庭的子女以及女性少数民族学生的不利影响。
（二）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获得不同质量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家庭背景因素之后，少数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但是如果进一步将本科院校划分为一般本科院校和“211工程”院校之后，是否依然存在类似情形？
1．家庭背景与族群身份的综合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三个模型中将家庭收入的影响剔除，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家庭经济收入无论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学生进入“211工程”院校都没有显著影响。反之，父母所在职业阶层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则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子女都有显著的作用力。对汉族学生来说，城市家庭的男性学生更易进入“211工程”院校，而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性别和家庭所在地因素被剔除在模型之外。此外，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汉族较之少数民族的学生，前者进入“211工程”院校的概率显然更高，概率比为1.173。
2．父母职业阶层的影响。父母所处职业阶层对其子女能否进入“211工程”院校有显著影响。对汉族学生来说，中间阶层子女入学机会最高，概率比达到1.263；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优势阶层与基础阶层进入“211工程”院校的机会并无显著差别，但中间阶层子女的概率比显著高于基础阶层，而且高于汉族子女的概率比。这说明，无论对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来说，父母的中间阶层地位会显著影响其子女能否就读更高质量的公办院校，而这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大一些。
3．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表3显示，父母文化程度对子女能否进入重点本科院校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在模型B1中，父母为高等教育程度，其子女进入本科院校的概率比父母为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子女高出88.2%。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分别考察也存在类似情形，即随着父母文化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进入“211工程”院校，父母文化程度在其子女进入高质量院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二者的系数和概率比来看，家长文化程度对少数民族子女的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要大于对汉族子女的影响。
4．家庭居住地的影响。城乡居住地对少数民族子女跨入“211工程”院校的概率并无显著影响，但对总样本和汉族样本影响显著，即与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学生更有可能接受更高质量的公办本科教育。
5．性别的影响。与家庭居住地因素的影响类似，性别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就读“211工程”院校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从总样本和汉族样本来看，男性学生比女性学生更易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表3家庭背景对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以上数据分析的结果发现，尽管在控制家庭背景因素之后，少数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更易获得本科教育机会。但是如果将样本控制为公办本科学历层次之后，汉族学生仍然较少数民族学生更易获得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这说明少数民族在进入重点本科院校时，可能面临着家庭背景和族群属性的双重不利影响，补偿性招生政策对进入重点高校的影响可能并不大，其精英性质仍主要以学业成就为基准，使得家庭背景和族群身份的反向作用力显现出来。从家庭背景对少数民族重点本科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来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所在地和性别因素并没有独立的显著影响，但父母文化程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引起额外重视，而中间阶层家庭的子女较基础阶层的少数民族子女更有可能接受高质量的公办本科教育。
五、发现与初步解释
（一）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影响少数民族高等教育获得的一般态势以上分别从在校大学生就读院校的层次与质量两个方面分析家庭背景、族群身份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对照研究假设，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