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如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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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俗盛雅衰

装台是件相当复杂的事,聚光灯要一个个调对光区,软景要用横杆一片片的吊起,投影灯的景片要一张张的校对,硬景要摆放到适当位置,音响话筒要认真调试……为了确保首场演出不出意外,我亲自指挥装台,寸步不离,直到深夜才布置停当。

剧场条件很好,演员全住宿舍。

我轻轻来到三妹门前,见房门紧关,几次想推门进去又缩了回来。耳边不禁响起她睡前的警告:“你我从现在起各住各的房,各睡各的床,不准你来碰我!”一句冷冰冰的话甩出后将房门一关。当时,我一心想着装台,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台装好了,夜也深了。演员们各自回房安歇,惟独我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这才想起睡觉的事。

我不敢冒然闯入她的寝室。人心隔肚皮呀,万一她翻脸不理我事小,影响演出事大,还是不惹她为好。

我肚子有点饿又毫无睡意,于是取出一瓶白酒自斟自饮,不知不觉喝得半醉。本想借酒消愁,谁知越想越不对味儿。白天坐车时,她还靠在我的怀里紧紧地搂着我睡觉,那份柔情让人觉得心里甜甜的,怎么会突然变得冷冰冰的呢?按照三妹的为人,不可能如此绝情。不行!我得当面问问她。酒醉人胆大,带着醉意我来到她的宿舍,轻轻地一推,门开着。

“都半夜了你来做什么?”其实她并未睡着。

“想找你谈谈。”乘着酒性,我走到她的床前。

“听话,我是为你好呀。”她翻身坐了起来。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是否真的不爱我了?”

“就是爱你,才叫你离开我。”

“说什么呀?我不明白。”

“你是起过誓的人呀。”

“发过誓怎么啦!真的灵验?你也相信?”

“我信,我们村上人全信。老人们都讲’犯咒要倒大霉的‘!”

“迷信!”

“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该发那么狠的誓。”她依然那么固执,坚持着自己的信念,让人感到哭笑不得。三妹虽然年轻有点文化,但她生长在交通闭塞的偏僻农村,长期受到老人们封建愚昧思想的影响,头脑特别陈旧、迷神。她的脖子上不戴项链,始终挂着用桃木雕刻的小刀和宝剑,说是免灾驱邪的。

有一天早晨吊嗓子,树上乌鸦突然叫了两声,吓得她脸色苍白,赶忙两手合拢,嘴里不停地祷告:求老天保佑……“三妹,你心里还有我吗?”我试探地问她。

“没有你我能来吗?”

“这么说你还是爱我的。”说着我向她身边靠近。她推了我一下:“听话,过了三天你再……”不等话说完,我一把将她抱住。

“别,不能啊,犯了咒是要遭报应的!”

“就是明天死了,今夜我也不会放过你。”说罢,搂着她钻进被窝。

她哭了,哭得是那样伤心……

现实生活中的泪水,是原于真实情感的流露,那么舞台上的眼泪呢?是演员高于生活的艺术再现。三姐带着生活中的创伤,将剧中人物薛凤英的悲惨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

铃声刚落,大幕在悲伤凄惨的乐曲声中徐徐拉开。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灵堂场景,舞台中央一个巨大的“奠”字,两边白纱孝帷,条条素幡,雪白的球花悬空垂下。在淡淡的烟霭中,蓝色灯光把实景和虚景勾勒得阴森凄惨、庄重肃穆。整个场景被切割得层次分明。

演员尚未登场,就有人称赞:小剧团亮出的居然是大手笔。

戏剧是门综合艺术,舞美好坏至关重要,既要符合剧情,又要有新的创意。令观众们惊诧的是,在第七场《盟誓》时,马氏唱道:“我若害死凤英女,葵花一炸碎纷纷。”特制的葵花通过电源短路点燃火药,顷刻间葵花炸飞,恶妇倒地丧命,把剧情烘托得恰到好处,增添了神话色彩,把观众情绪推向了一个小的高潮。

Q经理边看边对我说:“不错,不错。戏改得很好,灯光布景很美,演员的表演也可以。”

三妹的表演确实很好,第六场《凤英上吊》,把整个剧情推向了高潮。薛凤英这位孤独无援的弱女,在马氏淫威的逼迫下,自感内心深处痛苦不堪,求生不能,欲死不甘。她唱道:

……

想死觉得心不足,想活无力留人间。人心共恨春情薄,红尘虽好福份浅。

爹爹呀!女儿我日日等呀夜夜盼;送走了寒冬盼春天,盼罢去年盼今年,只盼得鸿雁无声琴断弦!

爹爹呀!脚上有袜不觉暖,脚上无袜方知寒,儿今逼上黄泉路,从今后--您独背挑水难换肩。若想父女能相会,除非三更在梦间!

这是全剧中的主要唱段,三十多句一气呵成,也是完成薛凤英这一悲剧人物性格的最后一笔。为了给该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三妹几乎用尽了浑身解数,使出一切表演手法和演唱技巧,淋漓尽致地塑造了一个活生生、悲戚戚的少女形象,把一个在封建桎梏压迫下的弱女子塑造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她选用了庐剧《休丁香》中叹十里调,这是丁玉兰老师在“神调”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的。该唱腔委婉、悱恻,催人泪下,声音哀婉而不失清朗,细腻流畅而不造作,尤其结尾落板,由“神调”转为“寒腔”十分流畅自然,没有生硬的棱角,高似行云,低如流水,细腻处如涓涓细流千回百转,高亢处如江湖奔流一泄千里,突出体现了三妹特有的天赋和出色的演技。此刻,我在想:无论如何也要留住她,留下她剧团就有希望,留下她就是我的幸运,放走她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将化为乌有!

戏在紧锣密鼓地往下演。

我坐在台下,想混迹于观众之中安安稳稳地看戏。刚坐了一会儿,又总是无法静下心来。我似一条不安分的鱼四处游动,一会儿在台下,一会儿到台上。我一会儿在前几排听听观众交头接耳的议论,一会儿到后几排去看看舞美效果;到后台右边,给将要上场的演员鼓鼓精神;到后台左边,给刚刚下场的演员提个醒,刚才的戏演得太温了或太火了。戏里的情节,戏外的情绪,台上的动作,台下的反应,没有谁比我更关心,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我生怕出半点意外。

我之所以忙前跑后情绪不安,不为别的,只为台下坐着几位非同寻常的观众。他们是合肥市文化局演出办公室的两位主任、林科长、丁玉兰以及其他专业剧团领导、演员。今晚的演出犹为重要,稍有不慎或出了差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他们的一句话可以让我们留下继续演出,也可以让我们灰溜溜地离开。

我不时躲在舞台右侧站条后面,偷偷向下窥视。他们边看边小声议论,时而点头微笑,时而随着观众拍手,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是满意的。

第六感告诉我,首场演出是成功的!

演员谢幕后,三妹带着满脸泪水回到宿舍。我赶忙为她打水卸妆,将泡好的热茶亲自送到她手上,嘴里不停地夸奖:“三妹你真了不起,演得太棒了!假如再演几年肯定会是个十分走红的名牌演员,假如……”“好啦,别吹捧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三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一眼就能看穿我的用心。我还想解释几句,Q经理走进我的房间。一见面,他就高兴地说:“演得不错,我们想再续签十场戏。”我听了心中十分高兴,但没敢表态,两眼不停地盯着三妹。

“看我干什么?还不赶快去签合同。”三妹说罢,偷偷一笑。我像是领了圣旨一样:“Q经理,到你办公室签约去!”

《薛凤英上吊》这出早被官方禁演的“毒草”戏,经过改编,竟然一炮打响,成为省城舞台上引人注目的黑马,观众和专家一致看好,演出取得了轰动效应,给剧团注入一针兴奋剂。一千多个座位的安纺剧院,场场爆满,另外还得外加站票,签订的演出合同,一连改了三次。

我们从安纺剧院走进淝滨剧场,从东市礼堂登上市中心的合肥剧场;从春天演到夏天,三个多月一共演了一百多场。其间,省文化厅吴谷生、省文联吴炳南、省群艺馆负责人等先后来观看调研。滁县地区宣传部长白振亚等也亲自赶到合肥看望大家。浙江婺剧团、江西洪泽黄梅戏剧团周导演也前来观摩,索要剧本。

我常常为自己身边有那么多好心帮助过我的人而感动,滁县地区文化局办公室主任聂新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在创作上给予我帮助,对剧团的发展也是十分关心。当他得知剧团在肥演出的盛况时,极力推荐并亲自陪同省剧协副主席、秘书长王汝贵,赶到东市礼堂观看演出。王汝贵同志一见面就说:“闫团长,我今晚来要喝原汁原味的老母鸡汤。”一句话把我说蒙了,聂新森在一旁解释道:“他的意思,就是想听你们唱的’水词戏‘,平时怎么演,今晚别走样,不要有顾虑。我们主要是来调研的。”

虽然全国仍在反“精神污染”,但民间剧团唱“水词戏”已被解禁。因此,这场演出大家都很放松,唱到“讨彩”处,台下观众被演员真情打动,纷纷向台上抛钱,剧场效果反映热烈。王汝贵、聂新森坐在台下看得非常认真。演出结束后,他俩走上舞台,亲切接见了全体演员。王秘书长鼓励大家道:“看了演出很高兴,总的来讲不错,演员年轻,很有发展前途……”

座谈时,我详细汇报了在肥演出的盛况:所到之处,几乎场场爆满,蜀山剧院一千四百二十七个座位一个不空,最高峰加过四百张站票,整个剧场挤得水泄不通,大门玻璃都被挤碎了。剧院汪经理说,自开业以来接过许多专业剧团,但入座率从未超过七成。

王汝贵同志听后笑笑说:“是不是你们比专业剧团演得好呢?”“不是,绝对不是!”我连忙摆手解释道,“与他们相比,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专业剧团的演员都是科班出身,经过千锤百炼,具有优雅的艺术形式、高超的艺术技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聂新森同志插话道:“艺术水平的高低当然不能以上座率来衡量,但有些民间剧团一直保持较高的上座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可称做’俗盛雅衰‘。今晚演出我就注意到,他们的唱词通俗易懂,贴近生活,适合老百姓口味。”我接着说道:“仔细观察一下你就可以发现,坐在观众席上的有几位专家、知识分子?即便有,那也是少数。有些专业剧团的编剧,写出的唱词像古诗一样深奥,对于普通市民、乡下百姓和一些不识字的中老年观众来说,他们能接受吗?”最后,王汝贵同志说:“民间剧团不可忽视,你们是活跃在文化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说,专业剧团是百万大军,民间剧团则是轻骑兵,你们同样可以登大雅之堂。”

不久,王汝贵亲自提名,接收我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我是全省民间剧团中惟一享此殊荣的人。

《安徽日报》主任记者殷伟,就“俗盛雅衰”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俗就是大雅》的文章。

当时,电视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娱乐形式也不是很多,正是戏剧发展的鼎盛期。正是有这样的机遇,才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

“俗盛雅衰”,这一值得探讨的理论,直到今天都是客观存在的。在演艺界有句话叫做“大雅”就是“大俗”,“大俗”就是“大雅”。俗文化没什么不好,中国文字含意很多,有时加一个字,或者说一字之别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通俗”并不等于“庸俗”或是“粗俗”!

三年的婚恋,使我们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和三妹携手创业,在戏剧舞台上挥洒着我们的青春与汗水,把一个民间庐剧团办得红红火火,从乡间草台到潇洒走进都市剧院,连演百场,取得了空前成的功。省电视台录制我团演出的现代戏《认母》,在全省乃至全国播放。不久,滁县地区举办的由省内外一零八个剧团参加的“百团大奖赛”,我团荣获了二等奖。我们这个捧着“泥饭碗”的泥腿子剧团,一时间名声大噪。如果说,这些收获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在我的创业道路上,算是有所成就的话,那么三妹功不可没。没有她,就不会有我昔日的辉煌;没有她,也不会有我人生拼搏史上光彩的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创作演出的现代戏《认母》(后改《玉洁兰香》),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汇演,荣获文化部创作奖。按理说,得了国家奖是件大喜事,是件幸事,更有利于剧团的巩固发展,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获奖背后却上演了一出更为荒诞的戏中戏,把一个好端端的民间剧团整得支离破碎,奄奄一息,从顶峰跌到了低谷!

其实很多人都有成名的欲望,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想世界闻名,有的人想全国闻名,有的人则想在自己身边的小环境中出名。

获奖前后

获奖,是一种的荣誉,但在特定的环境中,也是入党、晋级、评职称、升迁的资本。

由此看来,获奖,对人生是何等的重要!

本人也曾获过县、地区、省以及国家级的奖励。尤其是那张国徽闪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奖状,别人见了羡慕,自己也引以为荣。若不是身份、体制所限,也许……当我提笔写到这一章时,内心充满矛盾,不知该不该写?如何写?不写吧,总觉得有些遗憾,这毕竟是我漫漫人生道路上最为闪光的一个亮点。写吧,又觉得为难。虽然我得了文化部奖,取得全国第三名,但就其中的内幕以及许多难以言表的隐情,使我迟迟不好下笔。

许多有头有脸的人,总爱表白自己如何“淡泊名利”。其实很多人都有成名的欲望,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想世界闻名,有的人想全国闻名,有的人则想在自己身边的小环境中出名。人可能有先天性想成名的基因,要不然怎么会有许多人为成名而奋斗呢?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没有办法不在乎名利,因为整个环境在逼着你为了名利去拼搏。

老实说,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不为名利的事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尽管有点涉嫌“贪天之功为己有”,我还是把那张奖状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但有一点我能做到:那就是面对读者我敢讲真话。

我是一个凡人,凡人无忧,个人隐私也好,自身揭短也罢,无所顾及。敢于解剖自己并不是人性的弱点。既然是写个人传记,就应该写出一个真实的我,写出我人生中所经历过的每一个真实的驿站。于是,我鼓起勇气,摊开稿纸,提起了笔。

故事还得从二十年前讲起。

一九八四年初,文化部决定于次年六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农村戏剧创作评奖活动,并决定以省为单位,每省选送一到两个剧目参赛。这也是建国以来首次举办农村戏剧会演。因此,省文化厅、群艺馆十分重视,及时下文:通过会演,各县、地(市)层层选拔,发现优秀剧目向省里推荐。

当我看到县文化局转发文化部及省文化厅的文件时,心中十分激动。对我来讲,这虽是一架高不可攀的阶梯,但是我的心态摆得很正:把它当成是一次学习和施展才华的机会。尽管把握不大,心里却有了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不管成功与否,我决心拼一下,争取作品入选。

既然是农村戏剧调演,那就写乡村的人物、乡村的故事、乡村的风土人情,写发生在农民身边的比较典型的人和事。我打算以如何善待老人、赡养老人这一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主线,构思作品。

我边带团演出,边抽出业余时间搞创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躲在后台,伏在戏箱上,忍受着寒冷,加班加点,奋笔疾书,很快就写成了现代戏《认母》。

此剧描写一个军属家庭在亲人牺牲后所经历的一场风波:抛弃婆婆年不归的大儿媳金凤突然回家,她听说婆婆搞副业赚了一笔钱,口口声声承认错误,来家“认母”,但其真正的目的是为分家产。与此同时,正沉浸在幸福之中准备当新娘的玉兰,惊悉二泉在部队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的消息,带着失去爱人的悲痛来安慰未来的婆婆。

三人见面,各怀心事。大妈为儿子即将结婚满怀喜悦;金凤为财心怀鬼胎;玉兰是强忍悲痛,有苦难言。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三人相遇,喜与悲,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矛盾冲突,悬念巧合,把人物关系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巧合是戏剧不可缺少的粘合剂。围绕主题与人物,我借鉴了传统戏曲的表演手法,给予生活化的创新,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和谐统一,把戏一步一步地推向高潮。

真相大白后,金凤惊呆了……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二泉的牺牲及玉兰的高尚情操,深深触及她的灵魂,唤醒她的良知,令她感到无地自容。悔恨、羞愧、自责,她猛地跪在婆婆面前,发自心底地叫了声:“妈--”

贪图私利是金凤,品德高尚是玉兰,遗弃老人我有罪,悔恨泪水流不完。

妈妈呀--二泉牺牲有大泉,相信金凤会转变,舐犊之情比天大,养育之恩理当还……

一场变故,使金凤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由假认母变为真认母。婆婆一手拉着玉兰,一手搀起金凤,激动而又感慨地说道:“妈不难过,妈为有二泉这样的好孩子而感到自豪!我虽然失去一个儿子却得到一个好闺女,又拉回来一个金凤!”

戏在“人间充满真情爱,玉兰飘香凤归来”的合唱声中降下帷幕。

《认母》一剧,充分发挥了庐剧地方戏的特点。从朴实无华而有亲切感的地方语言到充满乡音的唱腔,其渗透出的感染力,既适合观众的审美情趣又能唤起观众的共鸣。这出戏令观众联想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诸多回忆,从中感受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养育恩、舐犊情,颂扬了尊老敬老的社会公德和传统美德,批判虐待老人的不孝行为。演出时,剧场效果反映强烈,许多观众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县里会演后,文化局领导、文化馆干部,不管内行、外行,只要带个“长”字的都去参加剧本讨论会。我带着演员们回到住地静候佳音。

剧本讨论会开得很热烈,开头发言的几位都说,《认母》剧本写得很有感染力,在舞台上也立得起来,应当说,这是一出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农村小戏。县文化局“创作”办公室负责人李希华同志说道:“一个戏能否成立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只要懂戏的人都会告诉你,那就是戏剧性。《认母》这出戏,把人物关系、人物性格、戏剧冲突、动作、悬念、巧合、命运糅合得恰到好处。对于这本子,我用两个字来评价:’有戏‘。我个人意见,《认母》剧本可以向上面推荐。”其他不少同志都表示同意。

这时,文化部门的一位实权人物(姑且称他M君)说道:“这个剧本的确不错。不过,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是广播剧?还是什么刊物上?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接着,一向自恃清高的文化馆W股长紧跟着附和道:“我也觉得有些不对劲,是好像在哪见过。不是小瞧人,闫立秀文化不高,他没有水平写出这样的剧本!”他俩一前一后的发言,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大吃一惊,整个会场的气氛也变得凝固了,好半天才有人说:“这不是小事情,要慎重,弄不好会惹出官司的。”

发言如流水一般从高高的山上,一级一级地流下来。最高处定的调子是:好像在哪见过?当水流到山下时已成了:他没有水平写出这样的剧本。接下来的问题是:涉嫌剽窃,不予推荐。

时间隔了很久,我才知道真相。据知情人透露,M君自己也写了一个本子,几经讨论修改,最后也被淘汰了。这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在漫长的岁月中,碰到挫折和令人不愉快的事,总是常有的。我把它当成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以使自己适应,然后再想尽办法全部忘了它。《认母》剧本夭折后,我并未放在心上,民间剧团的主业是演出和创收。不久,我又率团去合肥演出了。

世事难料,变幻莫测。《认母》剧本像人的命运一样,坎坷多难,几起几落。

一九八四年春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曹业海、创研室编剧陈国强、县文化局副局长吴振东、文化馆馆长贾克瑶、M君等一行十多人要来合肥。此行的目的,一是听说剧团在肥演出反应很好,特来慰问看望演员;二是选拔剧目参加省戏剧节会演(据说是李希华极力推荐的)。曹局长看罢演出后当场拍板,《认母》作为省戏剧节预选节目,参加地区调演。奇怪的是,M君一反常态,脱口说道:“县里会演时,我就发现这个戏不错……”

最后决定,杨玉英股长留下担任艺术指导,协助剧团进一步加工排练。

《认母》一剧又从“死亡线上”获得新生。

一九八四年秋,调演如期在滁州剧院举行。

《认母》一剧同地区歌舞团《小猴赖赖》剧组同场演出,他们演上半场,我们演后半场。地区歌舞团很有名气,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毛泽东“面向农村”的题字,就是为歌舞团前身--滁县地区文工团而写的。我们同在一个化妆室,那些见惯了大世面的演员们显然没有把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丑小鸭”放在眼里,认为小沟里开不出大船,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进进出出都昂首阔步,傲得像帝?企鹅一样。名气大,感觉自然就好,他们一面化妆,一面练声,个个中气十足,像一只只引吭高歌的天鹅。这一点我们小剧团的演员们完全理解,谨慎一点也是理所当然。几个小演员自惭形秽地挤在拐角,屏声敛气,默不出声地化妆。

我心想,现在谁也没有看过谁的戏,谁好谁孬,都不知道,等戏演完了再看,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大凡来参加调演的都有两怕:一怕自己演不好;二怕别人演得比自己强。尤其《小猴赖赖》是由专业作家编剧,名家导演,名气大,投资大,场面大,阵容大,我的压力自然更大。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观摩他们的演出。此时,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的剧本不怎么样,而且最好演出中出点事故什么的,要是他们演得很火,我们就没戏了。我知道,这想法不怎么高尚,但我的愿望还是实现了,剧场里的反应很冷,始终没有挑起气氛,整台戏没有高潮。我静坐一旁幸灾乐祸。

《认母》一剧演得非常顺利,该有反应的地方观众全有反应,剧场里掌声笑声此起彼伏。演到中场,许多观众都被剧情所打动,流下了泪水。两台戏结束后,通过比较,那边天鹅全都不叫了,我们的几个丑小鸭反倒成了天鹅。公正地说,地区歌舞团演员水平比较高,服装、道具、舞美都堪称一流,剧本写得也很好,但怎奈演儿童剧没有儿童观看,如何能产生效果?节目不对口,没有人气,这出戏真的成了“小猴”赖赖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俗盛雅衰”一词。全地区七县(市)一地,九个专业艺术团体参演,倒让两个民间剧团出尽风头。通过会演评比,天长县汊涧区友谊扬剧团演出的大型现代戏《钱二万》代表滁县地区赴省参赛;定远县炉桥区庐剧团自编自演的《认母》剧本,推荐给省文化厅作为赴京预选参赛剧目。在总结会上,地区宣传部长白振亚高兴地说:“我手下有两支能战斗的’游击队‘,那就是’南扬杨‘、’北庐‘!”

同时,《滁州报》就《认母》一剧发表评论员文章《声泪道出农家情》。

《认母》一剧起死回生,又上了一个台阶。会演后,我又创作编排了讽刺喜剧《结婚》,将两个小戏组成一台现代戏专场,在合肥东市区礼堂连演了一个星期,颇受观众欢迎。实践证明:现代戏只要剧中有情,有现实性,同样会得到观众认可。《认母》剧本边演边改,日益完善。我心中暗暗高兴,赴京参赛胜券在握,每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我满心期盼着梦想能早日实现。

然而,事与愿违,《认母》同全省各地推荐来的一百四十二个剧本命运一样,全部被“砰”的一声枪毙了!这一次我彻底失望了,同时也很灰心。一台戏从创作到排练直到评比演出,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评委点头,观众摇头;有的获奖剧目,很难走向市场,大奖一拿,剧组解散,让人觉得会演、调演有点劳民伤财,民间剧团更是损失惨重!

时光到了一九八五年二月,这天是古历大年初六下午,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我团正在合肥蜀山剧场演出。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开到剧院大门前停下,车内走出十多个人来,其中有省文化厅、群艺馆、剧目研究所等文化干部。我只认识陈仲,他一见面就说:“听说你们有一台现代戏,演出效果很好,我和领导们专程赶来看看。希望认真演出,争取选送北京。”本来下午演出的是古装戏《孟丽君》,我们只好向观众说明,在正剧开始前加演一出现代戏《认母》。其实,这一次我真的不抱多大希望,剧本已被淘汰,再看演出岂不是多此一举。

五十分钟的《认母》很快结束,陈仲把我叫到车上,十分认真地向我宣布:“看了演出,我们觉得这个戏不错,经研究决定:你团演出的现代戏《认母》,代表我省参加全国首届农村戏剧评选,因时间太紧,所以你们必需立即回县排练、加工、修改、提高。有关经费及其他事宜,我们会通知县文化局解决的。”我听后将信将疑,但最终还是信了,因为这是最高权威做出的决定。我暗暗庆幸《认母》这出戏又从冷宫中被解救出来了。于是,我把灰心又变成了信心。

演员们一听说剧目被选中,个个兴高采烈,欢蹦乱跳。但是,狂欢过后又都有点担心,不能不算一算经济帐:古历正月农闲,是一年中挣钱的最佳时机,如果再一次节外生枝,势必会两头落空。为了解除大家思想包袱,我说:“放心吧,这次是省里决定,板上钉钉,肯定变不了的。”第二天,接到县文化局电话:剧团立即回县,在乡镇巡回演出,边演边等候通知。

回到定远,经济收入远远不及合肥。演员们虽说少挣了点钱,但一想到肩负重任,就感到光荣和自豪。

左等右等,一个月过去了也无人问津。县里既未来人指导,也没接到任何通知,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的心头。我坐不住了,决定去问个明白。

不去不知道,去了火直冒!谁也没有料到,M君会撇开我们,另起炉灶,修改剧本。

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没经过我的同意,他就和几位“枪手”关起门来,对剧本肆意乱改。二泉原来是一位解放军战士,英勇牺牲在边防前线上,他们换成包工头,死在一场事故中。如此伤筋动骨、改头换面,作为编剧我是无法接受的!虽然作者仍是我的名字,但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本意完全变了。我本想直接同M君当面争辩,但一想到小剧团还要在他手下混饭吃,无奈之下只好忍气吞声。

剧本改动后,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临时“剧组”,七拼八凑找了几个演员,取代我团。他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根本没把我们小剧团放在眼里。这样不尊重作者,不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做法,至今想来仍是忿忿难平!起初,对他这种做法,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文化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才找出答案。吹鼓手们写道:……庐剧《认母》原是一个民间剧团自编自演的节目,M君发现后,将剧本进行精心修改,重新排练并亲手指导,使一出平平淡淡的现代小戏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人物有血有肉,表演有声有色,一举夺得文化部三等奖,为县、地、省,争得了荣誉……怪事接二连三。五月初,省文化厅副厅长蓝天亲临定远县审查该戏。吴震东局长通知我来县里,一见面他就说:“穿得那么土,快去换身衣服,演出后蓝天厅长要接见作者。”我赶忙上街买了套西服,而后又去理发,经过一番修饰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首长接见。

演出结束后,我慌忙走上舞台。M君指挥演员、乐队、舞台工作人员一字儿排好,将我晾在一边,好像没看见我似的。我走也不是站也不是,眼瞅着厅长、县长、宣传部长、局长同他(她)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那场景,那心情,那落差,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光用难堪或是尴尬这样的词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

这次全国参赛的宗旨是:只评剧本创作奖,不设表演艺术奖。看创作戏不同作者见面,不征求作者意见,真乃天下奇闻,不可思议!我无意去责怪谁,也许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过错。怪就怪自己是一个来自最底层的小人物,充其量也只是个草台艺人,“卑微的身份”造就了我的特殊地位--“编外公民”!一个编外公民居然想获全国性的大奖,那岂不是痴心妄想?

反过来想想,假如我是一位知名作家呢,又会有怎样的结局?职务有大小,艺术有高低,生活有贫富,但在人格上,我们应当是平等的!我委屈,我不服!我暗下决心:今生今世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让事实说话:民间艺人也可出人头地,也能成就大业!

现在,我虽然保留着这张奖状,但是内心仍感觉这不是属于我的。

或许,没有M君的改动,我得不到名次;也或许,没有他的肆意篡改,我能拿到更大的奖项!

民间剧团所遭受的委屈,不仅仅是流汗、流泪、流血,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社会偏见!经过大红大紫后的炉桥剧团,同淮南田家庵庐剧团一样,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