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随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戴发尖。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
这是一九五五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精彩选段--“满工对唱”。其优美的旋律，脍炙人口的歌词，使得许多人爱听会唱，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随着影片发行到世界上五十六个国家，影响越来越大。这段对唱也随之漂洋过海，蜚声国内外，风靡港、澳、台，连侨胞、外国人都会唱。
这么好的一部影片，在“文革”中却被禁止放映，把它定为“毒草”横加批判。随后，黄梅戏也被视为靡靡之音不准演唱。更惨的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扮演“七仙女”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也被迫害致死，时年仅三十八岁。人们在怀念她的同时，更加喜爱这段对唱。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国各地的夜总会、卡拉OK包房、酒吧、练歌房、演艺中心、电视台、大型演唱会，随处都可以听见这熟悉的唱段，真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也正是这一曲“满工对唱”，让我赚了第一桶金。在当年还没有“万元户”这个概念和提法时，我却因此赚了两万多元。今天，说起来好像在讲一个神话故事，听起来也觉得令人不可思议。但事实证明了大诗人李白说的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当然，这也得益时代赋予我的机遇。
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上海《文汇报》以“《天仙配》重新公演，严凤英沉冤昭雪”为题刊登了一篇文章：[据新华社十月三日电]“……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对黄梅戏和其它地方剧种横加摧残。安徽省的黄梅戏剧团一度被改为‘红梅剧团’……神话戏曲片《天仙配》，也被扣上‘修正主义影片’、‘鼓吹”爱情至上“’等罪名遭到批判。粉碎‘四人帮’后，电影《天仙配》重见天日……”
这是一股暖风，迎来了文艺的春天！电影《天仙配》这朵摧不垮的艺术奇葩，也成为一枝早开的迎春花。
不久，在淮南市九龙岗矿工电影院门前，爆出一个特大新闻：被“四人帮”定为大毒草禁映十二年之久的电影黄梅戏艺术片《天仙配》，将在春节期间与广大观众见面。初一到初七，连续放映七天，提前一个礼拜预售各场门票。
广告虽小，轰动极大，消息像闪电般传播开来。人们把它当成特大喜讯，奔走相告，一时间传遍了大街小巷、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八亿人民八台戏，观众早已看腻了。文化生活之枯燥，精神食粮之贫乏，使玩扑克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惟一的消遣方式。久违了的古装戏剧影片乍一开放，对于广大观众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露，饥饿开粮仓，备受欢迎。
容纳一千多人的九龙岗矿工电影院每天安排十场，从早上五点半开始到深夜十二点连续放映。观众购票热情空前高涨，票房窗口前挤满人群，购票的队伍犹如长龙一样排了数百米远，七天的门票很快就销售一空。
这是售票员有史以来最为风光的时候，这是十多年从未见到过的火爆场面，这是中国电影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次让我施展才智的机会。我心想：何不利用人们对黄梅戏的热爱，对电影《天仙配》的喜欢，对“满工对唱”的熟悉，将其中的经典唱段刻印成歌单，再借电影的影响、观众的人气对外出售呢？如果那样，一定可以发点小财，弄好了或许还能赚到大钱。
我满怀信心地对市场做了一番分析和预测：本小利厚是赚钱的根本保证，歌单每张成本不足四厘，售价每张五分，按保守估算，每天卖出两千多张，收入也能达到一百多元。
“文革”十年，文化市场一片空白。被禁锢的不仅是戏剧、电影，还包括书报杂志、歌曲唱本、戏曲音乐等都不准发行。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外，别无其他。“四人帮”刚被打倒，当时尚未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出版社还处在观望、等待的状态。我利用这一“时间差”抢占先机，抓住机遇，在人无我有、物稀为贵的情况下，想必能够稳操胜券！
翻印歌词，按当时的政策既不合法也不违法。国家形势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封闭多年的集贸市场已有所松动。小商小贩们悄悄地走上街头，社员们自留地里生产的农副产品也开始进入市场交易。我心中合计：五分钱一张的歌单不显眼、不招风，也不会有人来算这个细账，更不会有人刁难或是找麻烦，更不会像六年前那样将我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关进监狱！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既有成功可能，也有风险存在。假如要做好这件事，必须要拿出两百元钱做先期投资。也就是说，把我拉了三年板车赚来的血汗钱取出来做本钱。这对我来说，的确要冒很大的风险。要知道，这是我节衣缩食准备造房子的钱，是我的全部积蓄。如有闪失，一千多个日夜奋力拼搏所换取的希望将会付之东流！
经过反复思考，认真分析，我认为成功大于风险，希望大于失望。退一步说，纵然失败了也并不可怕，因为我还年轻，完全有重来一次的能力。年轻的时候无所谓是成还是败，因为这些都是过程，在过程里当然是要交学费的。
绝不能坐失良机，我决定孤注一掷。
首先，我花了八十多元，买了一台油印机，并把滚筒、油墨、钢板、铁笔、蜡纸全部备齐。
纸张紧缺，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安徽最大的造纸厂就设在淮南，可就是到处买不到白纸。“文革”中派性斗争，把这个大型国企搞得支离破碎，不能正常生产。商店里库存不多的纸张全是计划供应。正在情急之中，有人告诉我可以到别的县去买，尤其是公社一级的供销社，那些商店应该都有存货。获悉这一喜讯后，我立马去了定远县。乡下人好说话，几包香烟就能解决问题。于是成捆、成令的白纸买回家中，东西备齐了，钱也花光了。
眼下还有一道难题，那就是找不到任何资料：剧本、曲谱在“文革”中都被当做“封、资、修”烧光了，纵然有人偷偷收藏，也不敢轻易拿出来。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听说省城正在放映《天仙配》，我就急忙赶到合肥，边看边记。黑暗中难免写错，我就多看几遍。唱词容易谱曲难。当时亦无录音设备，全凭记忆。回家后，我试着用二胡演奏，拉一段，记一段，边拉琴，边校正。好在就那么几句唱词，加上我过去对这段唱腔有点印象，反反复复终于配曲成功。虽不能说和原作完全一样，但音符、节拍、旋律，基本不差上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开始夜以继日地刻字。
铁笔在钢板上发出吱吱的声音，一张张蜡纸刻着工整的唱词和曲谱。刻字是非常有讲究的，使用铁笔全靠手腕，用力要均匀，笔下重了漏油墨，字模糊，印不了几张蜡纸就全烂了，轻了则不透墨，字迹不清晰。印刷时油墨还要掺适度的煤油，推拉滚筒用力要均匀，要有技巧。这一手，我还是在“文革”中刻传单时学的，如今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一张刻成的蜡纸在我手上最多可印九百多张歌单。
抢在放映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两万份歌单。
小屋里，散发着浓重的油墨味，纸张扔的遍地都是。弟弟见了，指着地上成堆的歌单不无担心地说：“看你成天瞎忙乎！假如卖不出去，三年的血汗钱换来的就是这一堆废纸！”我听后不以为然，十分自信地对他说：“放心吧！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会成功的。”
春节休假，又赶上好电影，九龙岗矿工电影院门前人山人海。
一看这么多人，我高兴极了。我和女儿玉梅捧着歌单站在电影院门前，等候有人来买。
由于初次尝试，有点局促，又不好意思张口叫卖，我们呆呆地站在门前无所适从，等了一上午才卖出几十张。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我两眼盯着人群，脑子在迅速运转。放映前，大家都忙着排队进场，结束后，观众又都匆匆离去。
很快，我就分析出了原因：人家又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怎会将我们放在眼里？无人问津，那是一定的。
我飞快地跑回家中，取出白纸写了几张广告：
好消息，您喜爱黄梅戏吗？你想唱“夫妻双双把家还吗”？
您只要花五分钱，就能会唱《天仙配》中最精彩的唱段。
有唱词有曲谱，一看就会。
后悔你没有买，绝不让你买了后悔！
数量不多，欲购从速。
出售地点：票房右侧。
一共四张海报，每张海报上都加贴两张歌单作样品。
海报贴出不久，人们纷纷而来。我和女儿一人发歌单，一人收钱，人们争相购买，一个个手举得高高的，搞得我们爷俩手忙脚乱。
功夫不大，带来的歌单全部卖光，中午饭也顾不上吃，我急忙回家去取。好在家离电影院只有一里多路。
深夜，回家细细算了一下：当天总共卖出四千多张，四千多张就是两百多块钱呀！
意想不到的惊喜，远远超出预计的数字！
歌单销售一天比一天红火，两万张，不到四天全部出手，真是奇迹，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有如此火爆。销路好，“货物”缺，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通宵刻印，油印机似乎就是印钞机！滚筒下翻出的每一张纸就是钞票。手腕刻麻木了，胳膊累酸痛了，但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疼痛，满脑子想的就是钱！
为了不失时机，最后三天二十四小时不休息，真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
七天过去了，这时才有机会数钱。当我将一大包沉甸甸的分币倒在地上清点时，细算一下，除去本钱，净赚两千多元！在一九七八年，两千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在农村可以盖十五间土墙草房，可以建十间砖瓦房，是我拉板车出苦力三十年收入的总和！
我美滋滋地抱着钱袋，一头倒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我觉得，赚多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仔细体会赚钱的滋味，树立一种挣钱的意识。
淮南市首轮放映结束后，我便探听影片的去向。先后去了凤台县、寿县、淮北市、蚌埠、宿州等地，影片放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在车上，我闭着眼睛睡觉休息；行路时，我边走边吃东西，争取一切可利用的时间。
几个月下来，赚的钱已上升到五位数，那时还没听说“万元户”这个词，可我已经成了不为人知的“双万元户”了。
随着其他影片相继解放，一些古装传统戏也陆续登台亮相，各种书报杂志不断涌现，市场上，我已不是一枝独秀了。于是，我见好就收。
那年头，我非常谨慎，一点儿也不敢露富，住的还是破草屋，穿的仍是旧衣裳，吃的照旧是粗茶淡饭（好东西留在夜里偷着吃，不让别人看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心有余悸，担心政策有变，怕钱这玩意儿给我带来什么灾难。
在全村里人眼里，我仍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根本没人会想到，一个拉板车出苦力的人会靠卖那点歌单发大财！
假如我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改做其他生意，现在的我将会是另一种样子。曾和我一起做过小生意，开始还不如我的一些人，如今有的在市中心造了几栋楼，开了几个商场，当了大老板，手中的资产上千万……不过，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
在生意场上正可大显身手之时，我毅然放弃，选择了创办民间剧团。
我带着两个女儿，踏上新的征程。
戏剧舞台上，“神仙”可以翩翩起舞，“小鬼”则不准登台亮相！岂非咄咄怪事？也正是这种“神出鬼没”的现象，使刚刚起步的剧团遭受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