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到，机电系一分把我们挡在小组赛。
比赛结束了。郝伟过来，揪住我的球衣，瞪着我。周肇峰赶紧过来把我和郝伟拦在两边。
郝伟吐了口唾沫：“你丫就是农村来的傻B！什么也不会的土包子！当班长？当个屁！”
我站在场上，血蹭蹭地往头上蹿！我攥紧拳头，站在原地，足足几分钟。等他们都退场了，我才收拾自己的衣服，回了宿舍。
郝伟不在，赵忠娃也不在。
孟代强坐在电脑前，玩游戏，把音响开到最大。
我进了宿舍，他没理我。
“白痴！”他无所指地骂。
多少年了，我是在同学的围拢中度过的，从来没人这么指桑骂槐地对我。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你说谁？”
孟代强回过头：“你会不会说普通话？你说的话我听不懂，这是你们土沟村的方言吧？”
我缩在自己的床铺上。我是农村人，什么也不会，现在又成了班里的罪人！
这些强加给自己的定语，让我再一次确认了我跟他们的差距。
八
快要大二的时候，篮球队宣布解散，一来中文系阴盛阳衰的现状，使得篮球队的成绩很差，二来认清了大学本质的人对集体活动失去了刚进大学时的兴致，他们纷纷把兴趣转到电脑游戏和女生身上。通宵达旦地玩游戏，或者跟女友出去彻夜不归。
篮球队的成员每人凑了几十块钱，去吃散伙饭。
我之前没喝过酒，当他们提着暖瓶去下面打了满满的八瓶扎啤上来，我看着有些发憷。铺开报纸，一堆花生米，一堆小咸菜，一包酱牛肉，然后从别处弄来一个电磁炉，买了火锅底料和切片羊肉、冻豆腐、粉丝，一帮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吃饭。
我用水杯喝了大概一杯，就浑身通红，开始打瞌睡。他们正喝得起兴，吆三喝四地high了。
当我喝到第二杯的时候，那八暖瓶酒已经喝光了。周肇峰和另外一个人，又下去买了八暖瓶。他们上来的时候，我斜倚在床栏上不省人事，胃里难受得很。
“瞧，这就是我们的班头！嘿，班头，嘿，班头！”郝伟叫我。
我无法应声，很难受，想吐。
“怂！干什么都这个怂样！当什么班头！”我脑子很清醒，这是隔壁宿舍的石大力，篮球队的中锋。
“别提他了，我们喝酒。”
“这个班待得真没劲，你看人家新闻传播系的，都成立乐队了？那些小丫头片子见了他们跟疯了似的追！”
“傻B，你也成立个乐队啊！”
“嘿嘿，别赖我，要赖就赖睡着了的这个仙！他是大仙！”
我的胃很难受，想吐，但我憋住了，还要假装睡着了。我怕自己睁开眼，不知道说什么。
“都少说两句。喝酒！”这是周肇峰，他是团支书。
那晚，他们喝到深夜，我就装睡装到深夜。浑身酸麻，却假装熟睡。心里很恨自己，为什么不会唱歌，为什么不会打球，为什么不会喝酒？
大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找不到答案，我找不到自己。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不认可我这个班头。无论我怎么假装，始终得不到他们的认可。我装得很累，身心交瘁。
这些事情，我从来不跟家里说。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我都说，很好，很好。
可是，挂了电话，我很不好。
班里有人开始自己组织玩，去吃饭，去唱歌，去打游戏……我都不在其中。
我很想参与他们，可是我参与不进去。他们觉得我什么也不懂，不愿意带我。
在宿舍里，我唯一能参与的就是看足球比赛。每当有比赛，孟代强或郝伟的电脑前就坐了一群人。我坐在自己的床铺上，远远地盯着电脑。他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得热火朝天，骂娘摔板凳，我就像一个看客。
时间晃晃悠悠就到了2003年年底，大二第一学期快要结束了。
这个学期，我似乎习惯了一个人，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去图书馆看书。这些书里，有欢乐，有泪水，有鼓励，有打击，什么都有，比那些活生生的人要温情得多，礼貌得多。
九
在图书馆，我经常碰见张落雪。
她很文静，很温顺。
夏天，她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干净，素淡，留着半长的头发，没过耳梢，令人赏心悦目。
冬天，她一双雪地靴，牛仔裤，一件灰色的长外套，头上一顶针织的小瓜皮帽，很有气质。
当班上的同学都左搂右抱地开始谈恋爱时，我想，我喜欢上了张落雪。只不过，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她，不敢靠近。
我有时候在图书馆看金庸小说，看得特别入迷。我喜欢郭靖这个闷骚男，他什么都不是，做什么都慢别人一拍，这跟我很像。我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突遇贵人，指点我，给我武功，旷世的武功；渴望自己身边有一个黄蓉，替我抵挡一切。可是，《射雕英雄传》始终是小说，里面的故事很好看但离现实很远。
大二的元旦，按惯例，我们要组织元旦晚会。班上还有几个同学生日是元旦前后，赵娜娜提议给她们一起过，其中一个是张落雪，她的生日是一月六日。
作为班长，这件事我是一定要同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为张落雪她们过生日。尽管我没有文艺细胞，但也很投入地为这次晚会做准备。
郝伟和孟代强表示要出一个节目，而我，则在图书馆鼓足了勇气，问张落雪会不会吹《梁祝》。
张落雪很安静地说：“会啊。”
元旦那天，我们班包下了学校的一间小舞厅，作为活动场地。
好久没有组织活动了，气氛很热烈，大家都很high。到了半场，吹灭蜡烛后，我接过麦克风，说：“下面请张落雪为大家演奏一曲《梁祝》！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今天高兴，我给张落雪伴唱。”
张落雪愣了一下，但很快取出洞箫，准备演奏。
班里马上哄然热闹起来，他们从未听过我唱歌。
悠扬的曲子响起来，我几乎不能站立。为了唱好这首歌，我偷偷地在操场后面的小山上练了好多天。
可是，跑调还是如期而至。虽然张落雪已经尽量配合我的节奏，但我仍然把这首耳熟能详的曲子唱得七零八碎。
唱完，台下怪叫声、口哨声四起。我窘迫地放下麦克风，躲到了一旁的角落。
本来，我还偷偷和赵忠娃准备了一段双簧，看来也不用演了。双簧的台词是我写的，自认为非常地搞笑，不过现在不用继续出丑了，因为我的一首《梁祝》已经达到了很好的喜剧效果。他们笑得如此放肆，如此开心。
十
自从那次元旦晚会后，我发誓，绝不会再出去现眼了。我蜷缩了起来，图书馆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
一天，张落雪突然拿着一本书，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以为她不会再跟我说话了，我让她跟着我出了丑。她居然小声地跟我说：“谢谢你元旦给我唱的歌！”
她说得很真诚，没有一丝要取笑我的意思。
“我不会唱歌，唱什么都跑调。”
“你唱得很好啊，真的！你看什么书呢？”张落雪怕我再窘迫，很快就转移了话题。
“瞎看。”
“我发现你天天泡在图书馆，有什么好书给我推荐一下啊。”
我点点头。
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她一起看完了米兰昆德拉，看完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看了村上春树的几本书。
我和她几乎没有交流，只是互相推荐书。
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前三名的。而我，这些书几乎都看到了狗肚子里。学期末，《西方文学理论》课程，我第一次挂科。老师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授，她给我的分数极低——38分。就因为我在答题中提到了一本禁书——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并说，劳伦斯很好地把握了一位苦闷少妇的内心。
这位女教授在第二学期的课上，点了我的名，并把我的试卷公布于众。
自此，“老实孩子内心翻腾了”、“闷骚男”就成为同学们对我的新认识。
从此，我再也不去上这位老师的课了。结果，第二学期，她的课我又挂了。
十一
转眼到了大三。
我已经无力也没有兴致再当班长，辅导员王刚找过我几次，想做通我的工作。
我做了一个让辅导员气急败坏的举动，我干脆直接跟他提出了辞职。哪有我这样的班长，一个不受拥戴，不受重视，甚至是同学的笑料！
辅导员召开了班会，由全班同学投票决定新的班委成员，周肇峰高票当选新任班长。
我卸下了让我不堪重负的班长职务，一心要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或许，我可以从普通同学的身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
刚卸任的几天，我感觉心里轻松极了。
我辞职，意味着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班长。虽然心有不甘，但既然当不好组织者，当不好班干部，那我就做一个良民吧，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同学吧。
可是，这个愿望我也很难达成。
转眼到了大三的元旦。
这是周肇峰上任后组织的第一次活动。他准备得很细致，很充分。班上的几个刺头，居然忙前跑后地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我心里有些不忿，也有些不情愿地承认周肇峰确实比我有办法。
晚会临近结束时，郝伟窜上舞台，手里攥着麦克，招呼我上台：“我们请老班长赵横日再上台演唱一首他的保留曲目《梁祝》，大家说好不好？”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的太多了：
我没想到事情过去一年了，郝伟仍旧对我的出丑念念不忘；
我没想到郝伟会这么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没想到他是这么对待他的室友和老班长的。
我装作没听见，坐在原地。郝伟依旧不依不饶，台下几个同学见我虎着脸，稀稀拉拉的掌声渐渐停了下来。
郝伟见我不上台，就说：“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模仿秀。”
我以为他感到无趣，要换台了，谁知他居然开始模仿去年我唱《梁祝》时的样子，跑调跑得更加夸张。下面的同学再也忍不住了，哄然大笑，给郝伟鼓起了掌。郝伟得到鼓励，唱得更加起劲，在舞台上甚至做出各种怪异的表情和动作。
我已经失去了知觉，手脚麻木。
我呆滞地走向舞台，取下另一个麦克，靠近郝伟。郝伟边唱边跳，看见我上台，居然还伸手招呼我，让我跟他一起唱。我举起那个麦克，跳起来，狠狠地砸在郝伟头上。
郝伟捂住了头，我在霓虹灯下看到有浓稠的液体从他指缝间渗出。我狠狠地摔了麦克。周肇峰和其他同学慌乱地扶着郝伟奔向校医院。
我一个人去了操场后面的小山。我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望着被午夜的霓虹映衬得斑驳陆离的海湾，望着这座美丽的海滨之城，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
我站起身，对着大海狂喊，直到声嘶力竭，小腹酸痛，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嘴里咸滋滋的。
我在那里蜷缩了一夜，冬日的寒夜侵骨。
十二
第二天中午，回到宿舍，郝伟不在，孟代强也不在，赵忠娃在收拾床铺，他过来跟我说：“你去哪了，大家找不着你，辅导员都报警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学校恐怕要给你处分。”
周肇峰住在我隔壁，听见宿舍的动静，就跟过来。他轻轻地拍了拍我说：“系里和学校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辅导员让我见到你就带你去找他。”
我去了系里，辅导员瞪着我，吼道：“作死！你就作死吧！郝伟跟你什么深仇大恨？你要往死里砸他！他现在还躺在病房，起不来！”
我不说话。他们都没注意，从一回来我就没说一句话。
谁关心过我？谁问过我心里好不好受？
第二天，学校通知下来了，留校察看一年。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找了辅导员，他答应去帮我求情。但是，必须先去跟郝伟道歉。
在病房里，我再一次见到了郝伟父母。大一时和风细雨的郝伟父母，此刻，眼里却充满了仇恨的眼神。他父亲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跟我说：“依我的脾气，我就血债血偿，让人弄死你，信不信？”
郝伟父亲的话把我吓蒙了。郝伟冷冷地看着我，郝伟父亲转过身：“好好的啊，伟伟，谁敢再碰你一下，看我不弄死他！”他父亲绝不会想到，一年后，我再次打了郝伟。
辅导员冲我使眼色，我忙说：“对不起，是我冲动！”郝伟没说话屋子里一片死寂。
回到教导处，教导处主任说：“你是党员，还曾是班干部，现在却带头打架，还有没有起码的素质和觉悟？现在知道错了！学校也不希望耽误任何一个学生，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容易，我也是农村的，但是你自己要引以为鉴，下不为例！”
就这样，我被学校留校察看一年。
从那以后，同学们见了我都不多说话。我不知他们是怕我，还是想远离我。我仿佛不再属于这个班级！我也越发地沉默寡言。
十三
也是从那时起，我时常做噩梦，梦见自己从高处跌落，跌进无底的漆黑中。我常常半夜满头大汗地醒来，周围一片漆黑。
有一天，在图书馆，张落雪递给我一份《都市报》，文学副刊上有一则征文，命题是《我的童年》。
确实，只有童年是唯一值得我回忆的一段快乐时光，不久，我的三篇文章《乡野童年》、《堂前燕》和《放鹅郎》相继发表。
我用的笔名是“落雪之日”，希望有一天张落雪明白其中的含义。
大三就在煎熬中过去了，我在学校几乎失语。孤独是什么，孤独就是你身处人群中，却无言以对。
再过一年，我就毕业了，熬过这一年，一定要熬过这一年。
这个愿望几乎就要实现了，直到我和郝伟狭路相逢。我再一次动了手，被学校开除。
现在，我坐在山顶，一点一点的回忆涌上心头。落日余晖已经隐没在天尽头，海面又一次被都市的霓虹映照得五彩绚烂。
想必海的那边，天的尽头，已经卷起夏日的云彩，只是不知是风是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