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色的木头，沉甸甸的啤酒杯，美味的猪肘，这一切都散发着德国特有的光芒。然而，在施普雷河湾区的柏林宝来纳啤酒馆，这些仅是用于衬托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周围的办公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政府从波恩迁到柏林后，联邦内政部也设址于此。在这里发生过默克尔曾津津乐道的故事。2000年春天，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因献金丑闻辞去基民盟主席一职。在党内陷入危机的时刻，默克尔作为基民盟秘书长要奔波于各地参加会议。而社民党的奥托·席利却能坐在楼上的内政部长办公室发号施令。
默克尔在喝酒的时候问：“格奥尔格，你们南方人觉得我够保守吗？”格奥尔格·布伦霍尔伯是巴登-符腾堡州（简称“巴符州”）基民盟联邦议员中颇具影响力的领导。他回答道：“我们南方人本身是保守的。但是如果你能做到让我们的女儿也选择基民盟，那你就跨出了更大的一步。”
2000年 4月 10日，基民盟代表在埃森召开党代会，选举默克尔为新任党主席。她是保守党基民盟首位女党魁，来自东德，从政仅十年。一直以来，默克尔都被称为 “科尔的小女孩 ”，但在圣诞节前夕，她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声明，要与科尔划清界限。
2002年，她将竞选总理的机会拱手让给巴伐利亚州州长埃德蒙德 ·施托伊贝尔。今天看来，这对她来说反而是好事一桩。
2005年，默克尔在与施罗德竞选时，仅以微弱优势取胜，迫使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但最终她还是成为了大赢家。2 0 1 0年伊始，沐浴着春日里第一缕温暖的阳光，格奥尔格 ·布伦霍尔伯在斯图加特皇家公园旁的咖啡馆接受记者采访。回忆起基民盟陷入献金丑闻的那段时间，他说： “是安格拉救了基民盟。 ”布伦霍尔伯经常去罗马拜见教皇。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也曾卷入类似的金融丑闻和政治贪渎事件，而后便一蹶不振，对此他了然于胸。当他谈到自己和默克尔时，时不时地冒出 “格奥尔格 ”和 “安格拉 ”。这表明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布伦霍尔伯来自奥斯塔尔伯县。这意味着，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相当保守。连他这样的人都愿意与默克尔深交，可见默克尔在党内的影响力之大。
联邦议院议员纳迪娜 ·舍恩也许就是布伦霍尔伯与默克尔在宝来纳聊天时谈到的 “女儿 ”吧，只是当时纳迪娜还姓米勒。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布伦霍尔伯在宝来纳提出的设想算是成功了。纳迪娜戴着时髦的眼镜，耳朵上穿了孔。基民盟现在又重获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的青睐。纳迪娜来自萨尔州。 2009年秋季，她参选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参加全体会议之后，她到联邦议院餐厅赴约。当时，夕阳正从总理府后边落下。 2000年默克尔当选基民盟主席时，纳迪娜 16岁。 1998年末，时值萨尔州州议会选举，她加入了德国青年联盟。她当时觉得由奥斯卡 ·拉方丹领导的社民党守旧且传统，而由彼得 ·米勒领导的基民盟年轻活力有个性。科尔竞选失利后仍以基民盟元老的身份抛头露面，这并未影响她的选择。她说： “或许是基民盟走运，我当时对联邦政治并不感兴趣。”
纳迪娜 ·米勒先去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她想成为记者。她说： “能在德国《时代周报》《明镜周刊》和《明星周刊》工作是所有记者梦寐以求的。 ”她所提的这些报刊曾被科尔称为 “汉堡的黑手党 ”。默克尔的部长们正是在日后通过这些报刊对他们的正面报道争取到无党派民众的支持。纳迪娜上大学时，正值基民盟在莱比锡召开党代会，讨论税法和医保制度改革。她对这些话题不怎么感兴趣，却更愿意将心思放在国家法的入门课程上，并专心做课题报告。她成绩优秀，因此保罗·基尔希霍夫教授问她是否愿意当他的助手。米勒在基尔希霍夫教授的“联邦税法法典研究站”为他搜集资料，并将资料进行归类。她从中读出，教授因提出激进的单一税法改革建议而备受推崇。之后，基尔希霍夫意外地进入了默克尔备战2005年大选的竞选团队。他必须暂时顶替因是否加入竞选团队而犹豫不决的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一夕之间，他成了不谙世事的海德堡教授。米勒说：“这真的很伤人。基民盟对他坐视不管，他们本应该更好地引导他。”基民盟中几乎没人愿意再提及莱比锡党代会上默克尔的所作所为和基尔希霍夫的助选。当时在莱比锡，默克尔无情地抛下诺尔贝特·布林姆，即使是十年后，记者给他打电话时，他仍对此缄口不言：“您可以过来，但我必须告诉您，您过来是没用的。”布伦霍尔伯也表现得好像莱比锡党代会未曾发生一样。他说，当时没有人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回去的路上，代表们已经在讨论，这样的方案是否是好的。大多数代表从未在自己的选区为莱比锡党代会做过辩解。”还好当时基民盟没有执政，“否则我们也会落得跟施罗德一样的下场”。无论如何，默克尔已经以啤酒盖税法成功笼络并安抚了她的竞争对手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布伦霍尔伯与默克尔真正意义上的争执只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争执缘起巴符州州长京特·奥廷格以及他为前任州长汉斯·菲尔宾格所做的悼词。第二次是因为默克尔对教皇的指责。关于菲尔宾格一事，布伦霍尔伯后来认识到默克尔是对的。在布伦霍尔伯眼中，默克尔当真无可指责吗？甚至在他与默克尔发生争执时，也认为她是对的吗？“身为一国总理，必须要避免犯错，以防被反对党抓住把柄，”他说，“在联合政府内部也是如此。”犹疑了片刻，他又说道：“因执政心切，基民盟起草的政党组阁协议或许不够详尽，但谁会想到自民党竟会如此寸步不让。”
或许要深入了解联合政府才能知道，默克尔对基民盟做出了多大的改变，她领导下的基民盟与自民党的关系与科尔时期相比有多大差距。纳迪娜·米勒在联邦议院负责与妇女相关的政治事宜。2010年妇女节之际，她与自民党代表就保证妇女平等权利议案进行商定，抑或可称之为谈判，因为自民党固执己见，寸步不让：议案中不能出现任何与经济相关的内容。联盟党的政客们气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只得让步。为此，他们必须忍受公众的讥讽。不久后，米勒参加内阁全体会议，就反儿童网络色情内容法进行讨论。一位来自吕贝克的自民党议员上台发言。当他走到讲台前时，联盟党的议员们还在鼓掌。“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他说，“我谨代表我的议会党团，向在野党提出的法律草案表示赞同。”话音一落，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议员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停止鼓掌，仅剩下其余四个议会党团的掌声。科尔在位时期，联盟党与自民党联合执政。默克尔需要与自民党组建内阁，以证明自己按照老总理的组阁方式也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并证明右翼联盟以前的执政风格已不再适用。布伦霍尔伯，这位保守党人，开始调侃。“所有人都问，默克尔何时要对付韦斯特韦勒？”他坐在斯图加特咖啡厅说道。此次采访数月之后，韦斯特韦勒才辞去外长和自民党党主席职务。“她守株待兔，等他自己知难而退。”同样的办法她也在梅尔茨、科赫和施托伊贝尔等人身上用过。这些人的名字在当时已足以列一张相当长的名单。2010年5月，于尔根·吕特格尔斯竞选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州长失利，也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西德时期的那些老政治家们是不会懂的，”布伦霍尔伯又说道，“要做到默克尔这样，需要自制力。这一点科尔刚开始也有，后来他太心急了。”2012年8月24日，或许是基民盟党内最后一批保守势力神话终结的日子。几十个基民盟政要，其中包括联邦议院议员波斯·巴赫和埃里卡·施坦巴赫计划在当天发布《柏林宣言》。他们自称“柏林派”，有意形成与默克尔相对的势力。在他们看来，默克尔正让基民盟丢掉一个又一个特征。他们批评默克尔违背基民盟的政治理念，而这一批评却是含糊不清的。为阐释基民盟的政治理念，他们必须为“保守”二字作出实质性的定义。然而，他们并未成功。记者招待会原定于8月24日召开，却在会前几天被取消了。“关于柏林派对‘保守’的定义，其必要的编辑工作因休假无法如期完成。”黑森州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克里斯特安·瓦格纳在面对《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道。他的这一解释有点矫揉造作的成分。简而言之，是柏林派并未就“保守”在当今形势下的定义达成一致。难道“保守”就意味着在核能问题上，将科技进步置于环境保护之上；在希腊问题上，不顾科尔的极力反对，要求希腊退出欧元区？两个多月之后，柏林派还是达成一致，并发布了文件，只是态度不再那么强硬。在文件中，他们甚至不明确反对同性婚姻，不明确反对相关的法律研究所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关于“何为保守党基民盟所谓的核心”这一问题的讨论，默克尔在2010年1月给出了前所未有的明确表态。2009年基民盟与自民党大选获胜后，默克尔对选举结果进行了分析，而这是她2005年险些落选后所极力避免的。正如默克尔的一贯作风，此次她亦没有亲自出面对挑衅性观点作出回应，而是把选情分析师马蒂亚斯·容请到基民盟联邦理事会秘密会议上。《柏林报》在会议前一天刊登了对马蒂亚斯·容的采访，批评默克尔路线的人可从中读出马蒂亚斯·容对他们的态度。他解释说，“虔诚的的天主教徒”并“不能左右”大选结果，毕竟他们“仅占选民的8%”。普通民众也越来越开化，“象征俗气艺术的鹿鸣图已无法再代表普通民众”。他们或许也不会“对同性婚姻嗤之以鼻”。从调查数据中马蒂亚斯·容最终得出结论：“对现代化战略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偏离现实”。
从概念的选择上就可看出情况的混乱。在旁观者看来，基民盟所丢失的，是他们谓之“品牌核心”的东西。旁观者喜欢将基民盟丧失的所谓核心称之为“品牌核心”。哈尔伯施塔特的香肠工厂为便于让人辨认，坚持着早已有点变味的烟熏味。而一个政党可以因为自己以“保守”著称，而死守着“保守”的标签不放吗？连党内元老都无法理解的传统思维，基民盟还继续坚守，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有利的吗？
2013年2月，基民盟放弃反对同性婚姻获得税务上的同等权利。《时代周刊》建议基民盟应该通过反对同性婚姻来建立自己“与众不同”的形象。在反对党看来，这样毒化的建议在策略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严肃地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这个建议却毫无用处。《时代周刊》的建议与“伪天主教徒”看问题的角度有点类似。这些所谓的天主教徒对意大利博览会和教皇的绝对权威非常狂热，但却从来不是神圣罗马教堂的积极分子，也不用去面对迷人表象背后的阴暗面。基民盟尝试赋予党派以鲜明的特色。该尝试会将基民盟引向何方？此问题的答案从2012年12月初在汉诺威举行的党代会上关于同性婚姻的讨论中可见一斑。当时默克尔已决定，不再制止保守党人对同性婚姻的争论，因为在她看来，这对大选无关紧要。联邦宪法法院极有可能在不久后出台相关法律，赋予同性夫妻以同等的税务权利。默克尔在这点上选择让步，或许是因为，即使在党代会上通过与联邦法院相反的决议也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富尔达县的基民盟代表提出议案，反对同性伴侣获得平等权利。在此议案的基础上，默克尔将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段落替换成看似赞成实则空洞的套话。她说，对于“以同性结合的方式实现自己人生规划”的人，基民盟尊重他们的选择。基民盟党内的同性恋者有理由将默克尔的这一表述视为对他们的歧视。“我不需要实现自我，我就是我。”联邦议院议员延斯·施帕恩说。2013年春天，默克尔想在联邦法院做出决议前与联邦议院议会党团的同僚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基社盟的反对下，她没能成功。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原本还可勉强接受党代会的决议，但如今双方都有所不满：反对者抱怨默克尔根本就不应该开这么一个头，支持者对此也很愤懑，因为默克尔又打起了退堂鼓。
与保守的 “品牌核心 ”给人的印象不同，基民盟的本质是权力实用主义。这也在 2009年初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期间再次得到印证。当时默克尔迫于北威州州长的压力，在实施银行拯救计划后，又同意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援助。不久后，经济复苏，这一援助尽管显得多余，却引发了公众的激烈讨论：默克尔是否要投奔国家社会主义，是否要再次背叛基民盟的基本理念，是否严重偏离在莱比锡党代会上确定的自由经济计划？而实际上， 2009年正值经济危机，她在竞选时采用了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 ，并允诺实行像阿登纳那样的高福利政策。当时正值联邦德国成立 60周年，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如施罗德在社民党推行 “2010议程 ”一样，默克尔政治路线的改变在一些人看来，也很突兀。只是默克尔改变政策的表现形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一，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调企业对职工的责任，并且强调以产品质量和服务为企业竞争的着眼点。虽然这一模式也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但不是把市场看成唯一的尺度。式与施罗德相反。她政策的改变再次印证了一条政治规律：政党所谓的特征只能由该党派自行改变。过去，只有基民盟的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能做到，让以反西方著称的德国保守党与美国结盟并推进欧洲一体化，不过苏联的威胁也曾助他一臂之力：考虑到当时的时局，只有与美国联手才能与苏联抗衡，如此一来，还可轻松地告别 “二战 ”历史。德国民众理解阿登纳的 “亲美 ”政策，虽然仍有民众认为美国人无教养且浑身散发着资本主义的铜臭味，他们嚼着口香糖，穿着紧身裤。
2009年 1月，默克尔赴埃尔富特参加基民盟秘密会议。社民党在《反社会党人法》 被废除后，于 1891年在此通过了堪称经典的《埃尔富特纲领》。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卡尔 ·考茨基用他的一句名言概括了纲领的中心思想： “社民党是一个推动改革，而非进行革命的党派。 ”就像默克尔在埃尔富特展现的那样，基民盟与社民党截然相反：联盟党不是推动改革，而是进行革命的党派。
1878年，俾斯麦颁布《反社会党人法》来镇压社会主义者。进行彻底变革，不仅因为它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将实用主义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还在于它回到为社会创造福利的初衷。有人认为，施罗德推行“2010议程”颠覆了社会民主的传统，这是近十年来政坛上最大的误解之一。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成为社会高福利国家，几乎可全归功于保守党派。
社民党起初偏爱非国家管制下的自我组织模式，主张与决策相关的个人或组织享有参与决策权，希望为公民创造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后来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如宰相奥托·冯·俾斯麦，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及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赖讷·巴泽尔为德国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社民党执政期间不得不接受并完善一个对公民的社会地位有所保障的体制，该体制也加固了不可逾越的阶级社会的基础结构。同时，这一体制也体现在社会福利上。施罗德“2010议程”中失业救济金的改革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失业救济金由阿登纳于1956年首次推行，它是新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为备战1957年大选，他出台了这一福利政策。此举为他的议会党团在联邦议院赢得了德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绝对多数选票。阿登纳的失业救济金政策遭到财政部专家的反对。他们警告，推行失业救济金如同为失业者提供“永久性养老金”，并预言这带来的财政压力将不堪设想。尽管如此，阿登纳还是力排众议，将此政策贯彻到底。
与此同时，阿登纳不顾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 的反对，坚持推行养老金体系改革。根据阿登纳的改革方案，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与其薪水挂钩，如此一来，德国的养老金水平骤然提高了65%。这一改革颇有成效：直到现在，退休人员依然是除公务员之外基民盟最忠实的选民队伍。基民盟也因此成为这些受益者的党派。基民盟推动养老金改革与保守派人物俾斯麦推行社会保险体系的考量如出一辙。社民党曾批评俾斯麦试图滋生出一大批国家退休人员，以此来离间选民和社会主义工人党 的关系。
在1972年养老金改革时又出现了这一幕。如同历史学家汉斯·冈特·霍克茨所写的文章一样，这一改革是“议会党派竞争之利弊”的教育剧本。由社民党领导的联邦政府原本只计划降低退休年龄，因联盟党的压力他们才在此基础上又大幅度提高了养老金水平。选民为维利·勃兰特“勇于实行更多民主”的改革政策所累，而此次的养老金改革迎合了他们的意愿。霍克茨写道，德国各党派达成妥协，这让德国民众“在马不停蹄的民主化进程中得以喘息，并为德国民众深深渴求祖国关怀的心带去些许安慰”。虽然提高养老金的方案是由当时作为在野党的联盟党发起的，但功劳并没有落到他们头上，而是照旧归于执政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社民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绩。
选民因反对施罗德的改革议程，转而支持联盟党，这完全是出于本能。德国选民在联邦德国前50年的历史中已习惯从联盟党与社民党的竞争中坐收渔翁之利，如同被宠坏的孩子游刃于父母之间，坐享其成。联盟党提出的高福利政策更深得民心，因此它总体的执政时间比社民党要长。社民党提出增强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的主张，这对多数选民而言过于严苛。在选民们看来，这就如同父母在严格责问他们是否做了家庭作业。
左翼党之所以没有在2003年讨论施罗德“2010议程”期间产生，而是形成于2005年联邦议院大选之际，这也应归因于两党之争。默克尔在莱比锡党代会上的表现及她任命税法专家保罗·基尔希霍夫为“影子内阁”的财政部长，这让德国选民清醒地意识到，她不会进行任何改善社会福利的改革。这就为建立政治理念与现有党派不同的新党创造了机会。归根究底，左翼党之所以能成立还应归功于联盟党路线方针的转变。单是社民党的“2010议程”还不足以促成它的诞生。从短期来看，默克尔的改革策略放弃了主张社会民主人士的选票。长远来看，左翼党的成立对她来说却是一大战略优势：新党的成立削弱了对手的实力。即使社民党有心与民社党 结盟，但碍于“叛徒”奥斯卡·拉方丹 ，它也坚决不会与左翼党联合。即使得票率越来越低，但新的局面却为基民盟及机智的默克尔在组阁时赢得了主动权。
默克尔绝对没有推动基民盟的“社会民主化”，相反，她在莱比锡党代会期间反而让基民盟脱离了为民众谋福祉的初衷。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在联合执政过程中，默克尔要对社民党做出妥协让步。而她恰好能以此为由掩饰她路线方针的再次转变。基民盟政客吕特格斯主张撤销部分“哈尔茨改革”。实际上，社民党人起初对此强烈反对。来自社民党的劳工部部长弗朗茨·明特费林想通过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让“哈尔茨改革”继续下去。延长退休年龄的计划虽得到默克尔的同意，但在这一问题上她却不敢表现得过于张扬。默克尔政治的“社会民主性”体现在务实和承担责任上，也就是要让政府继续有效地运作下去。这正如社民党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一度所做的那样，不过后来社民党几乎到了自我克制的地步。默克尔明显很少会为公共福利在必要时冒党派选举失利的危险。从选举策略上来看，这对默克尔是有利的。
基民盟内部的保守势力认为默克尔违背保守党的政治理念并组织活动试图反抗默克尔，而这些尝试却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将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从政治纲领来看，没有比这两个原则更互相矛盾的了。拥有明确的国家定位是德国保守党人的传统。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政治组织形式主要是由公民自己创立的。南欧有些国家长期受异族统治，这些国家被视为傀儡。殖民国充分利用其傀儡政权来达到剥削的目的。然而在德国，尤其在普鲁士，国家是现代化和改革的践行者，在德意志南部地区如拜恩（现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也是如此。在德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国家的产物。
这一传统在来自巴符州的保守党人士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当我想到您的时候，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的美妙词汇‘爱国情愫’便映入脑海，”联邦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朔伊布勒70岁寿辰于贝尔维尤宫 举办的午宴上说道，“施特恩贝格尔用‘爱国情愫’来描述一种政治信念，一种对国家由衷的热爱。民众需要这种情愫来维护他们与城市、国家和祖国的关系。而您，敬爱的朔伊布勒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爱国者，一位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国家来保障自由的爱国者。”默克尔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为朔伊布勒举办的生日宴会上发表祝词，却并未谈及朔伊布勒的这一品格，这符合默克尔的一贯作风。不仅是保守党人的社会模式及对国家的认知，就连他们的家庭观念也很难与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吻合。尤其是巴符州前州长埃尔温·托伊菲尔曾一再指明这一点。面临潜在的专业人才匮乏，德国雇主协会要求尽可能让更多女性进入职场，增设托儿所、幼儿园等机构，并改善它们的条件，同时尽量缩短父母在家看管孩子的休假期。育儿津贴是德国政府为父母制定的又一项福利政策，它虽完全符合基民盟的理念，但却使企业失去了劳动力，并加重了它们的税务负担，因此自然不会获得企业主的赞同。从广义上来说，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将挣钱放在第一位，鼓励民众尽可能多消费，并以此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这很难与基督徒所崇尚的节制之道相契合。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促进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没有什么能与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相提并论。虽尚未有数据对此进行说明，但其贡献在经济领域可见一斑。传统的自制咖啡和居家烹饪被外带咖啡和粥吧所取代。德国的父母不再亲自带小孩，而是将孩子送到正规的日托所。聘请专业家政人员原本只是上流社会的特权，现在也已普及到社会其他阶层（在多数情况下仍没有官方记载）。
基民盟在穆斯林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更让人难以看清它的政治理念。2006年巴符州内政部建立了针对穆斯林移民的调查机制，调查内容包括他们能否接受同性恋及妇女解放。只有接受这一调查才能申请加入德国国籍。基民盟政客突然对穆斯林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很难让人联想到基民盟是坚持自己的保守主张的。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会比大多数基民盟政客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支持穆斯林教徒在大学里开设宗教课程，并在神学院谋得教职。因为他们深知，这不仅事关穆斯林，更涉及宗教在公众中的地位。
基民盟党内批评默克尔的“保守派”在思想上混乱不清，这一点还可从科尔的前任顾问格特鲁德·赫勒尔的书中读出。书中写道，作为东德人，默克尔也想在德国再次推行计划经济。这一观点并未引发激烈讨论。而该书对欧债危机的阐述却备受关注。为力证默克尔的无能，赫勒尔搬出了联盟党议会党团前主席弗里德里希·默尔茨和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而作者却忽视了一点：这两者中，一人主张实行严苛的紧缩政策并要求把重债国踢出欧元区，另一人却提议对重债国实施慷慨的援助。很显然，赫勒尔关于默克尔无能的所有指责很难与其在政治上的“不保守”扯上关系。大多数德国人都非常保守，但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保守。在默克尔的政治生涯中，她只能吃力地去适应西德人特有的保守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德国人已变得越来越开放。他们的这种转变甚至在科尔执政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社民党和绿党于
1998年首次联合执政时，它们只需坐享德国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若没有前期的现代化作铺垫，很难想象，身为非典型保守党人的默克尔能够当上德国总理。即使德国社会已发生了转变，但愿意接受彻底变革的仍只是少数人，这在西方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在所有的政府组织形式中，民主制政权或许是最能长久的，而这一点俾斯麦在议会推行普遍选举权时就已意识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众还担心会因彻底变革而失去已有的福利，而在德国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联邦制使各州拥有更多自主权，频繁的选举缩短了政府更替周期，比例选举制 让党派之间结盟不再轻而易举，也增加了不同党派组阁的机会。因此，德国民众更不愿进行彻底变革。德国人的这种保守特质于他们而言并非总是厄运，反而也常常是一种福祉。
作为出口产业的基础，德国工业广受好评，但若德国政府当时能跟上世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潮流，更大力度地将德国发展成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国家，那么工业为出口业所奠定的基础便不会像今天这般稳固。在过去二十年中，德国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生活节奏也明显加快。1990年夏季，两德货币联盟的成立给东德带来了巨大的现代化冲击，这一冲击也渐渐蔓延到西部地区，并给德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在默克尔担任党主席的前几年，如果跟基民盟内部支持现代化路线的年轻政客聊天，会经常听到他们说：“您等着吧，再过几年，基民盟会与今日完全不同。”现在看来，基民盟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核能政策则是基民盟与时俱进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