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居世界前列，光芒四射，泽被天下，如众星拱月、百鸟朝凤，历史上受到许多国家的仰慕、膜拜，“以中国为师”，几乎成为当时这些国家求道的不二法门。一个被称为“儒教文化圈”的文化地理区域，就在世界上出现了。
在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主要有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南亚次大陆乃至南洋群岛一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环中国周围，除西北地区影响稍微小点外，儒学作为各国共同的文化传统，曾经以各种不同的渠道普遍、深入地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结构、教育制度、语言文字、家庭组织等，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思想为特征的“儒教文化圈”。虽然，近代以来，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儒教文化体系，都在西方文化急风暴雨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作为文化传统的根脉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某些因素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还被激活，并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作用。
可称日本“维新之父”的福泽渝吉，尽管提出日本“脱亚入欧”的主张，但他也在其论著《文明论概略》中承认：“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突出了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孔子思想，并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才孕育出一个今天的日本。韩国著名学者金日坤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也如是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新加坡情况有些特殊，虽然其百分之七八十人口为华人，但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并存。“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李光耀用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治理了新加坡。在1978年该国的国庆节大会上，李光耀公开表示：存在其内心的“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曾给予他自信心、胆识、热情及充沛精力。1982年初，在他提议下，新加坡开始编纂《儒家伦理》课本，此后并在中学里普遍施教。同时，李光耀将儒家观念贯彻在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其父子的先后治理下，1965年才独立、建国至今尚不到半个世纪的新加坡，在民族纷争、种族矛盾、宗教冲突频繁的东南亚，从一个资源贫乏的弹丸之地，一跃成为繁荣昌盛、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现代化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窥一斑而知全豹”。
孔子不登泰山，不知泰山之高；曹操不临东海，不晓星汉灿烂。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在摒弃传统价值体系糟粕的同时，精心钩沉出其中暗投的明珠，让其光芒莹莹地投射到今天。什么时候，也让我们的后人像我们遥望汉唐一样，欣悦地说：原来“中国的月亮”曾经也很圆啊！
三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如果将中国历史比作这块土地上最长最壮阔的水运动脉——长江，那么，它既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湮塞湖，它浩浩渺渺，穿三峡，过荆楚，掠金陵，九曲回肠，吐故纳新，与无数支流湖泊交融，终于“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才有了“不尽长江滚滚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一番壮丽风景。
与此类似，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发展进程，也不是一成不变、泥古不化，在历史进程中，虽然风云变幻，兔起鹘落，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挑战，但它善于应变，激浊扬清，庄敬自重，日臻完善，因此而生命常新，精魄永在。其中，最值得赞赏的，就是泱泱中华秀蔚山川，始终挺立有那么一批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民族的脊梁”！
中国历史进入明朝末年以后，社会连续出现严重的动荡，诸如倭寇之乱、宦官专权、后妃干政、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清军入关等，明王朝岌岌可危，命悬一线。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许多学者、文人挺身而出，集会结社，论学议政，其影响广布者，莫过于“东林党人”。其他还有复社、几社、山左大社、望社等民间社团。
“东林党人”得名于位于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书院由北宋儒士杨时创建。杨时，乃宋代大儒程颢、程颐二程的弟子，成语“程门立雪”说的就是杨时拜见程颐的故事。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免职回到老家无锡。经与弟弟顾允成商议，修复了古老的东林书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对联即顾宪成撰写，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这实际上是东林书院所标榜、追求的社会抱负与政治理想，即入此书院大门者，不能只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冬烘先生（书呆子），而必须忧国忧民，关心天下大事。
作为东林党首领，顾宪成还有一句话传之于后世，那就是“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志同道合者可谓济济，当时在野、当政之士皆有，主要成员有高攀龙、钱一本、邹元标、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黄尊素、史孟麟等人。他们在理事讲学之余，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臧否中央及地方官员，并用“君子”、“小人”去褒贬当时政坛上的正、邪两派。如此久而久之，逐渐在苏南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地方政治势力，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有了“东林党”之称。
东林党人多清正孤傲，不畏强权，敢于直抒胸臆，为民请命；也敢于直面抨击朝廷腐败，反对“矿使”、“税监”及贪官污吏。
东林党人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大胆查抄当红太监陈增的手下程守训数十万赃款及大量古玩珍宝，并将程守训绳之以法，大快人心，百姓拥戴。他还多次上疏陈述苛烦的矿税对民间实业的祸害，并提议大兴水利，防范水旱灾害。但他的这些主张不但不被采纳，反而遭政治对手诬陷，上告内阁大臣论处。顾宪成闻之，立刻上书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更是将顾宪成的书函抄入邸报，寄希望于舆论干预。
东林党人还利用“京察大计”力图整肃官场。“京察”，是明朝考察在京城任职官员的一种制度，6年一次；考察内容主要为官员的政绩、品行，以决定其升降调或罢免等。若有人在“京察”中被罢官，就将“永不叙用”。万历三十三年，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等东林党人主持“京察大计”，便排除一切干扰，终将钱梦皋、钟兆斗等一些有劣迹或名声不佳的官员予以贬谪。
东林党是明朝末期出现的地方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多为在职或下野的中下级官员，主要代表的是江南中下层地主的利益。他们试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危机重重的明朝江山，反对不知大厦将倾的权贵及官场醉生梦死的腐败。其用心无可非议，正如顾宪成在《东林商语》中所言：“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但平心而论，他们“毕竟是书生”，拂尘清谈，坐而论道，脱离百姓，虽看似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但改造社会的客观效果并不明显。当时的文人夏彝仲，就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指出：“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着”。
东林党人可谓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多半受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害，派别不一，各行其是，互相倾轧，特点是高谈阔论，空谈义理，纸上谈兵，而对具体的国计民生则隔靴搔痒，无关宏旨。所以，待到明末农民起义爆发，满洲铁骑入关、大明江山垮台之时，这批自以为饱读圣贤经书、参透儒家精髓的读书人，却“愧无半点匡时策”，虽然其中不少人，如陈子龙、李待问、夏允彝等，也头戴方巾、身披战袍，投入勤王行动或抗清斗争，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挽救不了明王朝的灭亡。
怀疑、叩问的电闪，划过现实变局沉痛的长夜便是必然的了。
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几百年的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批判。他们认为，太突出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宋明理学，在实际上游谈无根，空疏无用，甚至清谈误国，儒家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被其弄丢了；要想真正把握儒家的精神，唯有回到儒家原典中去寻找孔孟立论的依据，否则无法判断谁是谁非。他们打出“舍经学则无理学”的旗号，提倡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恢复儒学作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以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在这方面，顾炎武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从10岁起，顾炎武就跟随祖父读书，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给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名传遍天下，年仅14岁的顾炎武就加入了复社。由此，他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应用心研习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公元1645年，清兵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起兵于昆山，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千里》《亭林诗集》）。清廷派兵血腥镇压，嘉定、昆山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其《秋山》诗里记载当时的景象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仅昆山失守，死难者就多达4万人。吴其沆战死，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他本人城破之前已往语濂泾而侥幸得免。其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10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这成了他一生的天条律令。
此后，风萧水寒，离乡背井，远游北方，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写出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诸多军事地理名著。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履及关中山山水水，并在华阴买了50亩地，决定余生就在此垦荒。他给一个在家乡的侄儿写信道：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便可屯兵守险。若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此地实有高屋建瓴之势啊！直到鬓发皆雪，眼漶齿摇，他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
在顾炎武心目中，“保（一姓之）国家”，那是当官的事，而保天下则是人人有责，当仁不让。这是千古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初表述。他的这一基于天下为公而不为私的看法，明确否认以往天子代表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陈辞旧说；同时这一“匹夫”的权利、义务观，又与黄宗羲所言“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治学上，顾炎武不依傍、不盲从，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主张多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他对明末许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文人嗤之以鼻，他们“稂不稂，莠不莠”，入衙不能理政，上阵不能御敌，简直就是一个臭皮囊！《日知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在其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他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士大夫”是否有廉耻；并举出“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
顾炎武极力主张建立廉洁政治，对明末官场严重而普遍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他在《日知录》中说：“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在这里，他将批判矛头直指专制时代至高无上的君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认为皇帝为大不尊，助长了满朝贪污、受贿之风。
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顾炎武亦卓有成就，其志仍在经世致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著作。长编性质的两书，虽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
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为利禄所诱，曲迎阿附，屈膝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他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其助手，他毫不迟疑以死自誓，“唯办刀与绳”。他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如松柏青青，桑槐郁郁，不说是清朝的名公巨卿了，就连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也很少走动。有一回，徐乾学力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却拒绝饮宴，以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又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他始终不肯南归。1680年，顾炎武原配夫人于昆山病故，远在关中平原上的他，闻讯后，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灵位前，他老迈之身，拜之甚恭，又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首悼妻诗的大意是：你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你入土为安的仅有6岁的长孙。你在九泉下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这一年顾炎武已经68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