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独特性
震惊的经济奇迹，复杂的社会问题，及“文革”反思
对当代中国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重新引入市场机制算起，还只有30多年。而现代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始，到罗马俱乐部、帕尔梅委员会发出“发展与增长”之辨，却用了差不多300年。
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比喻，可以形容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历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发展颇像一块压缩饼干，压缩了美国历史上的好几个发展阶段：
19世纪靠“跑马圈地”、巧取豪夺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价格双轨制条件下的“官倒、官卖”有些相似；上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高潮，由农村向城市大举移民，与我国90年代初形成风潮，而后一年比一年汹涌的农民工进城，几乎如出一辙；美国50年代开始进入的中产阶级消费时代，其标志是“第一辆车，第一套房子，第一套时髦服装，第一次大学教育，第一次全家度假”，在中国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现雏形，到今天则是司空见惯……
在时间的纵坐标轴上，当代中国人压缩了西方300年、美国数代人的经历、感受与识见，如走山阴道上，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压缩在短时间内接踵而至的经济领域的变化与改革，每一次都猛烈地冲击着原有的思想文化结构，凸显着另一套思想文化话语，却没有可能留给社会审视、评价乃至于区分其优劣的足够时间。尚未熟识的那些思想观念渐行渐远，新生的思想观念又无法形成成熟的体系，更不用说让亿万人民达成共识。
在空间的横坐标轴上，与1980年代形成的不可阻挡的改革共识和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却形成了巨大断裂：单以广东省的GDP的总量而论，几年之前就有资格跻身眼下被认为最有能力处置全球事务的“20国会议”；以2011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衡量，大致上排名在20国中游水平。上海的GDP亦可以与芬兰相提并论。处于西部的宁夏的GDP，则相当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在贵州的大山深处，一些村寨至今连商店还没有，村民买商品要翻山越岭走几个小时到乡镇购置；而根据法国兰蔻公司内部统计，东部城市杭州的高级护肤品专柜，已经连续两年销售额超过位于日本东京银座的专柜，蝉联世界第一。
中国人的消费区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呈现极端：
明星们手里拎的一个路易威登包，能在西北旱区打上数十口水井。企业老总腰上的一根爱马仕皮带，手上的一块卡地亚金表，足以让一群玉树和汶川的孤儿生活好几年。上海、深圳街头常见的一辆劳斯莱斯，可以帮助众多毕业即失业、尚像孤魂一样在京上广的霓虹夜色里飘浮的大学生，开出创业的十几家小公司、小作坊。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大陆游客海外狂扫奢侈品，创下了新纪录，60万元的裸钻、10万元的名表、近5万的眼镜框，统统豪爽刷下。
当今中国在30多年里走过了西方300年的路，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在30年内集中爆发了西方300年工业化、现代化历程中里所呈现的诸多社会问题。
在横坐标轴上呈现出的是，城乡差别、东西差距、贫富对立，精英与民粹的逆向而动，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开始分化。
苏联解体，给中国社会的思想冲击曾如高天响雷，至今经久不散。互联网刚开始流行时，极端主张往往先声夺人，一些负面声音浮出水面。但它们并非公众意见的主流，渐渐地，社会“全盘西化”的冲动早已岁月尘埋。大多国人清醒，西方社会某些好的品质恰似罗马城，不是一夜成就，中国要学习它们，也决非照葫芦画瓢那样简单。
社会理性一边得以回归，却仍存另一边的大混沌：
是坚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还是“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后出现的问题唯有靠深化改革来一一破题解决，还是面对难题就此止步不前或打起退堂鼓？
尤其值得警觉的是，当下的中国，是从“文革”后的文化与精神的废墟里走来。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与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给党、国家、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灾难。中华文化在时间上中断了向自身传统请教汲取、在空间上与西方文明对话交流的正道，一时间坎陷于四顾苍茫、一无凭籍的精神荒原。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公开鼓吹并大规模长时期实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斗争、镇压、专政，继“反右”、“反右倾”、“大跃进”等运动之后，国人的性灵良知再一次跌入万丈深渊。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文化的传承和土壤几乎荡然无存。一种国家内部的统治，在精神和道德上，对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精神造成的损害，在迄今所见的人类文明史上大约莫此为甚。
在中国大地上，还缺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文革”浩劫的彻底清算。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文革”的声讨，大抵都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满足于各级权力的交替更迭，忙碌于对“三种人”的清理，停止于政治上对人对事的评价。报刊书籍上虽泪飞如雨，咬牙切齿，满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控诉，几乎人人都成了“受害者”，而更深层次的认识，几如空谷足音——“文革”所诱发出的恶因，其实自50年代以来便在国人的心头“潜伏”，我们不但是狭义的“受害者”，更是广义的“加害者”。于是，国人普遍形成的印象就是，林彪、“四人帮”，是造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红卫兵”、“造反派”是中国版的冲锋队、党卫军，鞭挞了他们，就等于清算了这场浩劫。至于隐藏在“文革”浩劫后面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思想诱因，还远远没有提上国人与学界去探讨深究的日程。
随着岁月更替，世上新人换旧人，一方面今天的老年人，从疯狂的岁月挣脱出来，实属侥幸，不愿触碰心灵上的伤疤，避免再次直面那汩汩流出的殷红血液，以求安度晚年；今天“文革”前后呱呱落地的中年人，大多都弄不清楚那场狂飙突进，是如何广泛而持久地钳制着中国大地上任何能够思考的万物之灵；今天打小听着邓丽君的歌曲、爱吃麦当劳的年轻人，只能在教科书上短短的几十行文字中记住这一名词；而成长中的未成年人，对虚拟世界里雨后春笋般的新名词、新玩意了然于胸，更是对“文革”浩劫闻所未闻，宛如那是一段外星球上的岁月。种种无意识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尖刀，自主或不那么自主地把今天与昨天割裂开来了；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问题逐渐堆积，社会矛盾频频发生，社会层面呈现分野，“文革”的幽灵，又时有浮荡，对于那恶梦一般的岁月，难道今天想过正常日子的中国人，还想再来一遍吗？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本届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20世纪的智慧老人罗素说得多么好：“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中国人最深以为惧的，并非“亡国”而是“亡天下”（顾炎武语）。“文革”浩劫彻底的礼崩乐坏，即是“亡天下”的中国，其精神坎陷之深，决不是一次改姓易号式的政治审判所能填补，更不是一场可能遭以权力和金钱劫持的经济爆发可以超逾的。
1946年，83岁高龄的德国史学大家梅尼克发表了《德国的浩劫》。作为一个挚爱祖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梅尼克对异族的占领深感沉痛，而对纳粹党徒强加给德国的堕落和耻辱更加厌恶。第三帝国曾使全体德国人“沦于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强烈得多，它们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他追问道：一个民族即使征服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柏林的废墟中，梅尼克和其他第一流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希望重新安排德国的灵魂，它的整体轮廓虽然还很模糊，却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那就是对于一切的善都有其神圣的根源这一信仰。对于永恒、对于绝对的敬畏，承认良心是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
中国文化的疾疴疼痛，远甚于德国；
德国文化中自身修复的因子，远超于中国。
一正一反的差距，注定了中国文化的重塑与发展，其必定是困难重重。中国文化的复兴，能依赖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发现与创造。“文革”浩劫的余毒，必须靠中国人自己去清算。任何历史的进步，都是以历史的灾难为先导。这或许是一个亘古未有的艰难使命，却一定是一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五千年的托命，一百五十年的夙愿。
毋庸置疑，我们可能已错过了最佳时机；但今天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探究，将对此提供了一个契机。
倘若要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独特性，大约其意有二：
我们所面临的是人类社会从未经历过的复杂状况，即使与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最剧烈社会动荡——178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1910年代的俄国革命、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相比，它们影响的人群基数，所涉及的社会层面深度，社会核心价值观重塑的困难指数，都难与当下中国相提并论；
其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革”的严重教训，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应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如果没有30年前全党全民对于“文革”的初步反思与批判，就不可能有今天物质、精神层面满目葱茏的改革开放成果；同样，没有对“文革”浩劫的彻底否定和全盘清算，当今的改革开放就走不进深水区，我们无力重塑新文化，也无法建设和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是最深刻的本质性所在。
二 包容性
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关于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加上一个古玛雅。
2006年2月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刊登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接受专访时的谈话。其中提到，“会聚”和“辐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中国各地先进的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汇聚到中原，进入夏商之际，中原文化则更多地向外辐射和传播。汇聚和辐射从来都是双向并存的。“因此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是‘多元’的，而形成阶段是‘一体’的。”
用两个成语可以描述中华文明的起源：“海纳百川”，“参天大树”。
“海纳百川”说的是，在中国所有文明的江河都要流向中原文明这一大海，而中原文明这一大海的水分蒸发后，又通过降水形式，回到其他文明的江河。
而“参天大树”，说的则是所有的文明树叶，都将养分输送到中原文明这一树干和树根，而中原文明这一树干和树根，又将养分输送给所有的文明的树叶。
关于人类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尚有争议，但人类文明也包括中华文明的发展，却无可置疑地是多线条并行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其生命力不仅在于承继，还在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激荡、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至今，在当今世界上硕果仅存，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密切相关。
各种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着整个人类世界的进步。人们很难设想，没有阿拉伯数字的创制与运用，全地球上的人靠什么考量万事万物？没有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全世界2000来个民族靠什么沟通和保存各自的思想文化精华？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牛顿，以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的揭示，改变了世界；对此，爱因斯坦在1927年纪念牛顿逝世200周年时曾说，“在他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地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荣登“2010中国心灵富豪榜首富榜”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袁隆平，多次说到，自己只有两个心愿：一是把“超级杂交稻”合成；二是让杂交稻走向世界。他希望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增强我们国家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受聘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把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稻当作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事业。早在80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就像金灿灿的稻米粒一样；到了今天更是难以统计。有人预估，他的贡献价值，相当于两亿农民干了一年的活。满载着袁隆平的梦想与希望，杂交水稻在中国和世界的大地上播种和收获，创造着一个个神话般的奇迹。最近几年，不少国内外的学者和官员，建议中国政府积极推荐袁隆平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其理由为：“消除贫穷与饥饿是最基础的和平；以袁隆平为中国乃至于世界粮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各种文明的相互融合与相互促进，在自然科学层面上，是毫无悬念的，因为几乎人人都在享用它带来的成果。只是一回到社会科学领域，往往偏重于不同文明的差异与冲突，而忽略了差异与冲突中共性的存在。已故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形势下，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有学者认为，这种理论有新锐的一面，有助于全面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现象；但缺陷也是明显的：掩盖了冷战后国际冲突的真实根源，仍是不同利益之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