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日军海陆空联合作战，向我淞沪一隅之地疯狂攻击，前后达10周之久。我军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伤亡之大，实属空前。蒋介石调动了73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1/3强（当时全国约有180个师）。当战事进行得最惨烈之际，我军每天都要增援一个或两个师补充伤亡。这些部队，很多是从边远省份如贵州、云南等地调来，急驶行军万里，抵达战场后不到几天，即遭日军猛烈炮火攻击，伤亡殆尽。但我军在战场上个个争先，人人效死，在一个阵地上，经激战后，最后仅剩下士兵4名，他们以一人看护连长尸体，其余3人仍坚守待援。此种英勇作战精神当时震惊了世界，英国《泰晤士报》在10月28日的社论中说：“这次两军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固极惨重，但10周的英勇抵抗，已足以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须知中国军队大部分现在训练犹未充足，武装亦未齐备，甚至无力装备雨衣，部队需携雨伞作战。但外人认为不能支持一周的阵地，而他们竟坚守10周之久，这就将对中国各地发生极大的精神影响。本报对这次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的敬意！”
我军寸土必争的气概，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12个师团的兵力，总兵力达到了20万以上。据日本陆军省于当年11月初宣布，自开战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4万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4万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淞沪之战中，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火线，在连续3个多月的战斗中牺牲惨重。至当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军伤亡达33万3千余人，“以致国民党自黄埔建军以来，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锐之师在抗战的头半年内便几已伤亡殆尽，而大部分的地方军人却因未参加战斗，遂得以保全实力，并遍布全国各省。”（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论文》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9月初版）
中共方面，影响最大、至今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胜利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地区，对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进行伏击战，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5师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百团大战，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1940年夏秋，八路军共使用105个团的兵力，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进攻，此战历时3个半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感慨：“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在中国军队纷飞的血肉前，是日军纷飞的血肉，在中国人头颅如雪花般旋舞在亘古如斯的山河后，是日本人的性命如樱花一样凋落在异国陌生的土地上。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4个月，仅仅是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阵亡的比例高达40%。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15年的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100多名将军壮烈捐躯，共产党军队则有杨靖宇、左权等20余位将领献出生命。在前线牺牲的将军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死后被追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一共有9位，他们分别是：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王铭章上将、冯安邦上将、唐淮源上将、饶国华上将、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其中，张自忠、李家钰是抗战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中最高级别的将领，两人都是集团军总司令。在“二战”同盟国方面，他们亦为牺牲在前线炮火中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张自忠将军，宜枣会战中身先士卒与日寇血战，身受7创，壮烈殉国，时年仅50岁。临终之际，除了鼓舞将士杀敌，将军还留下了他生平的最后一句话：“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都安慰……”将军殉国后，灵柩自他牺牲之地湖北南瓜店，溯流长江运行重庆，抵北碚的梅花山麓，十万军民去江边自发送别，专轮经过之处，万县、云阳、忠州、奉节等地，沿江军民望灵遥祭，虽敌机临空而不为所动。正在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也亲书挽联，表达敬意：忠义之志，壮烈之气。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或者说，在整个抗战8年中，中方败多胜少，最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撤退，国家中枢也搬去大西南的山城重庆。但这并不等于大溃退。以大英帝国的精血饱满，1945年前他们在日本人手上就没有胜过一仗。以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煌煌武威，一开始也仓皇辞庙，逃出菲律宾，直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大败南云指挥的联合舰队，才一挽了颓势。经营数百年的头号强国尚且如此，更反衬出中华民族以弱克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
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毫无外援，单独作战，且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国际通道悉数被切断，最后一条对滇缅公路因英国被迫实行封锁，我方物质更感枯竭。军中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给3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无棉上衣与棉裤，穿得棉上衣者，无棉大衣与棉裤，其艰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象……就在胜利看来如此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苦撑不倒，浴血苦战八年，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小战斗近5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万人之多，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2000万以上，真正以血肉筑起了长城，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开战不久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其间，重庆3次全城大火，陪都烧成一片白地，但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投降。
抗战8年中，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汪精卫等人“和平救国”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饮着血，必须站起来的国格，必须拼出来的精神！
1945年夏季，终于结束与日寇的战略相持阶段，以湘西会战大捷为标志，开始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比起一败即降的一流强国法兰西和一串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先辈们的慷慨悲壮为举世公认。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15年，与仅仅抵抗德国6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中华民族抗战之慷慨悲壮，还有重要的一翼，展现在一支不拿枪的队伍上。在这国破家亡、天柱欲断之时，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当战火日益逼近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就是唱着这支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南渡西迁的大学还有一些，比如原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原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科研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截止1938年，迁移来重庆的各类科研机构达近百家。迁徙途中，暴土狼烟，风浴雨泼，盗骚匪扰，其惨状近乎“半人半鬼”，“曳尾涂中”。
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书设备在辗转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抬头明月时的他乡旅愁，自己或家人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就连起码水平的衣食温饱也得不到保证，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
在昆明，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8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就在如此艰难困顿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