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发展便进入到了一个结构剧烈变动的新时期，到90年代中期开始，那些转变过程中资源配置等一系列过渡性因素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主要成份。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F．丹尼森等分析认为，在日本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过渡性因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占60%以上，也就是说，在日本10%的国民经济增长中，就有6个百分点是这种超常增长因素造成的。（注解20，爱德华·F．丹尼森等，《日本经济是如何高速增长的》，[美]布鲁金斯研究所，1976年）日本过往的经验对于正确认识未来中国经济复兴进程无疑是重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未来几年乃至20年内外，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进程中，中国经济景气趋势将继续受到这种超常增长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人口红利效应
历史上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人口总量是5亿4千多万。在“人多好办事”思想的引导下，中国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到1969年，人口就已经超过了8亿。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中国开始把计划生育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这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1982年，中国将计划生育正式定为“基本国策”。有专家测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中国至少少生了3亿人口。
从人口波动情况看，建国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第一次出生高峰发生于1950至1957年之间。这段时期平均生育率高达35.56％。。约有94%的妇女生育3个孩子，近半数的妇女生育6个孩子。尽管这个阶段的人口基数比现在的小，但平均每年出生的人数均为2088.5万人；
第二次出生高峰发生在1962年至1971年期间，而且持续时间长达10年。这个时期的出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10年的平均水平高达32.32％。，而且每年的出生率都在30％。以上，平均每年的出生人数高达2795.2万人，比第一次出生高峰时期的平均数高出了700多万；
第三次出生高峰则发生在1981至1990年间。这个时期虽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但中国人口的出生水平仍相对高于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来的出生水平。这段时期出生率的平均值为21.34％。，比第二次出生高峰的平均值下降了34%左右。到第三次出生高峰结束时，中国人口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11.4亿人。
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目标，还是经济增长方式，都必须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消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人口转变对这两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
首先，人口对消费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人口的规模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的规模和消费的能力。与解放初期相比，中国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的增长，现在的人口规模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3倍，而人均收入水平更是提高了100多倍。194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约只有100多元人民币，1980年大约为460元，到2005年已经达到1.4万元人民币。相应地，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仅如此，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恩格尔系数为例，解放初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80％，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0％多。换句话说，那个时期人们的收入主要花在填饱肚子上面。到了2005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大约只有36.7%。与此同时，居民用在其它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则大大提高了。
其次，人口的生育周期还会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形成周期性的冲击。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和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目前正好处在25至45岁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最强的。这也是导致当前房地产热、旅游热、教育热、医疗保健热等等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人口基础。
此外，人口的储蓄行为也会影响投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储蓄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前，由于人们传统的储蓄观念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1994年以来，中国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平均约占GDP的2.3%，且近两年来储蓄-投资缺口出现了扩大的趋势，2005年储蓄-投资缺口达到4.8%。这意味着在资金紧缺的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本国储蓄没能有效利用。而大量的储蓄资金沉淀在金融机构，也使得中国的资金使用成本非常低下，这又构成了“投资冲动”的一大诱因。
在中国，人口转变又是怎样通过对消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
（1）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指的是：劳动力充裕出现了劳动力廉价，雇工便宜的现象。正是因为中国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的高出生率之后诞生了这么多富余的劳动力，导致了80年代、90年代充分地运用上了这批劳动力，中国正处在一个劳动力非常充沛、非常富余的状态，这使中国有大量的人力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因为人口一多、一竞争，劳动力价格、工资价格、待遇价格就降下来，降下来就使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在整个国际市场的比较之下就显得相对廉价。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引致的人口红利的贡献为1/4至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至l/2。
经济史学家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1870至1913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差别的绝大部分（90%以上）可以归结为新大陆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
在中国，人口转变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到2015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3左右。
（2）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以及消费水平高、提高速度快，倾向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相反，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对消费率的提高很不利。
（3）人口与可供消费资源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将引发消费制度的演变。随着人口转变的进行，人口与物质资源、自然资源等的对比关系也在逐步变化。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资源和环境等的对比所形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引发消费制度的变化。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总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资源系统的结构和状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使原有的消费制度难以为继，只能加以改变。
人口增长由高到低的变化，同时经济持续的高速运行，由此造成的生产过剩必然形成不同于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经济底子薄的短缺经济背景下的消费制度，并对抑制消费形成强烈排斥。
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因素。那么，中国又如何抓住人口转变的有利契机，化解其中的不利因素，以保证其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呢？总的来说，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对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而未来10至20年左右正好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能够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因此，在宏观政策上，也是提振消费、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转变也受到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推动。据估计，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至少在1亿以上。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中，28％的贡献率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于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来源于管理水平提高等。从这些数字中就能看出，人口的流动、劳动力的转移，会给经济增速带来极大的好处。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持续保持高增长？这一中国奇迹出现的因素何在？从人口学家的角度考虑，人口，其中主要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蔡昉认为，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蔡昉解释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中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应当说，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从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分析，蔡昉得出以下数据：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注解：蔡昉：“中国’人口红利‘只剩十年”，《网易理财》，2006年8月19日。）
而劳动力的数量无疑是受到人口数量的约束的。由此，蔡昉称，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蔡日方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蔡昉的结论是，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蔡日方的研究同时还表明，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国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结论：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大约为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蔡昉举例说，为什么东亚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但还是走向了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最后最终走向了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较好。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前苏联没有此项优势，则经济增长趋向迟缓。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在很大意义上是对外国来说的，使西方国家的资本忽然发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他们把大量的技术、资本，以及他们的企业转移到中国来生产。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赚取了巨额红利，然后通过人民币升值过程将红利再转出去。所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再很大程度上也被外国利用了。当然人口红利对中国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中国正是利用了自身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才吸引了这么多的技术、外资以及外国企业的进驻，从而带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还将处于人口红利告高峰期，因为这个历史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还相当大。因为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众多，每年新增人口就高达到1200万以上。他们需要吃、穿、交通费用、结婚，要房子住，将来还需要养老。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有一个相当长的工业化发展过程。除了工业化必须的硬件设施（包括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房屋等），中国还将再经历一个再粗放发展基础之上的集约化过程，然后慢慢变成一个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这个工业化打造的过程，就是中国继续享受人口红利的过程，劳动力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大有用武之地。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一项研究表明，从1990年到2030年中国处在一个大约40年为期的盈利期。中国人口红利的盈利期的峰值再2010年出现，目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当然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颇为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而2010年到2030年之间这个盈利是逐步减少的。（注解：田雪原：“人口结构变化期应该具备的大思维”，《网易理财》，2006年8月29日。）
二、拥有的不仅是劳动力
如果说七八年前，国际跨国企业在中国建厂还只是为了躲避其本过高关税，或者为了获得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些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也主要是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的话，那么到了现在，任何一个称职的跨国公司总裁已不再像2001年以前中国入世以前那样考虑是否要将制造能力向中国转移这个问题，而要考虑的是转移速度应该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