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精神性的人，当贪婪和索取的狂潮拍碎了陆地，你必驾驭“克己奉公”这一叶独舟前行，宗教和政治不尽相同，但二者都需要心怀笃诚！你天铸地造般执着的性格，面对毁誉的危机，只能以忠诚维护这一信念，替变节者赎罪！
——题记
1976年对于中国历史是标志性的年份，总理周恩来1月8日去世，总司令朱德7月6日不幸离世，主席毛泽东于9月9日相继与世告别。
三颗星辰的陨落无疑是一场陨石雨，使中国民众一度陷入了困惑与惶恐之中，其悲痛不可估量，很多国家对这种悲痛不能理解。紧接着十月份出了大事，说中央出了反革命集团“四人帮”，但没有耗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鲜血就顺利抓获。这个重大事件仍如传说中的神话，人们不敢大声传播只是私下议论。中央响当当红得发紫的人物，突然反动了？而且还是集团？那是多少人的集团啊？
当真相大白人们才喟然长叹。
“文化大革命”错了，是他们炮制的；反右运动冤枉好人了，是他们造成的。一时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个重大转折使好多人有怨诉怨，有气出气。报刊、杂志，文学论坛一天一个新话题。把过去的语言禁锢彻底打破，“右派”、“走资派”、错划的“反革命”们的话语回归，以各种形式控诉他们所受的迫害。
这一时期的认知是：曙光到来，社会前景一片光明！
裴庆生当年跟随的省委领导全都复出，并重新委以重任。裴庆生六年的农村劳动也随之结束了。他完全是这个时代的标点符号，随重点人物的沉浮而沉浮。
从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他，真不知道命运又会把他抛到哪里去。但他没有诉怨也无气可出，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我命运的小寂寞，所以他能走出消极。1977年他被省委任命为省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一职，时年40岁。
据说当时对他的任职争议很大。
“文革”结束后派性猖獗，“文革”期间谓之左派得位，“文革”结束谓之“右派”的口诛笔伐。裴庆生属哪派呢？其实他哪派都不属，只不过是受当时工作关系的株连，实话实说，没有以心术心机为自己的“前途”钻营倾轧，坚持了职业赋予他的原则而已，而他当时的行为完全是属于良知与理性的自然属性。左右派对于高层是思想之争，可在下面，也不过是人为的划分，哪一派都拥护毛主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左谁右呢？
各色人等在阵痛中哭诉着、张望着、失落着、徘徊着、对个人命运痛惜着……过去怕划“类”的人，现在与“类”无关的人，在那个时期受过处分的人也顺藤摸瓜纷纷归“类”，企图趁势捞一把稻草。
裴庆生没有痛惜个人的命运，更没有怨愤情绪，他不属于那种患得患失的人。虽然他的命运有时像冥冥中有一只手时不时戏弄一下的感觉，但他丝毫没有因得而狂喜，或因失而跌入深渊。无论命运塞给他什么，他都能坦然对待，他的心灵永远是实在而朴素的！
我以为这便是意志者、强大者！他的精神注定可以支配来自客观赋予他的一切压迫。他的老上级朱卫华对他是这样的评价：
“裴庆生同志忠于党的事业，忠于本职工作；任劳任怨，艰苦朴素，组织纪律性强；在关键时刻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别是他很关心人，能够一脉相承地对待领导和群众。”
（参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人民的好公仆裴庆生》
一书中《无尽的思念》）裴庆生走马上任了，长期被“特务”这个若隐若现的暗疾所折磨，今天他被党重用提职，就像是一只浴血重生的荆棘鸟，他重新获得了生命，是那样想放声高唱，那样想对谁诉说。
很多同事友好地为他祝贺，他的眼圈不时发红，就像当年入党时一样庄严、激动。因为这对他的政治生命而言是一个标志性的记录。
所有的记忆都蜂拥而来，所有的祝贺都成了鼓励！他骑着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所有相对的参照物从他身边匆匆掠过，叮叮咚咚仿佛是跳跃的音符！
回到家中他掏出随身带的一把口琴吹起了悠扬的曲子。这是他多年的习惯，这把口琴是他唯一可以抒发感情的渠道，不需要解释，只需要随着情绪的河流跳荡音符，而每一次想要表达的曲子，在脑海里自然生成。这次他吹的是一首人人会唱的歌：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给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
他吹得很动情！吹到最后一句，眼泪潸然而下……或许这一刻他记起了低暗的窑洞里，烛光下晃动着的母亲操劳的身影；一家人大大小小合盖着三床破被；炕头上父亲沉默如山的脸；他少年的身影在村街上跟随土改队分田地；半夜三更剪掉妹妹的头发去奔前程……妻子张罗午饭，沉浸在一家人再次团圆的气氛中，没注意丈夫的神情，只说，别浪漫了，吃饭吧。
裴庆生没有听见，原玉兰认真看了他一眼：咦，高兴的日子，这是怎么了？原玉兰有些意外。
裴庆生掩饰地抹了下脸上的泪珠。坐在饭桌前，说兰儿，我今天想了很多很多的往事，从一个月补贴30斤小米上小学，以后上学我一直受社会的恩惠，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社会给的，知识、胆魄、工作经验。
走到不惑之年了，上级委以重任，我除了感动还是感动！下放在农村，群众信任我，我有干劲，眼下党又重新信任我，我就不能自已了，忍不住想流泪。信任对一个人原来是这么重要。想起“文化大革命”时候给我扣上“特务”帽子时，我真绝望啊，那是多么大的屈辱，多亏了下乡劳动，不然我真想去死，人在世上没有信任活着也如同死去，我发现我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能忍受冤枉。
原玉兰笑笑看着他，她对丈夫的任免问题不是很敏感，但她对一家人平安团圆地过在一起很是满足。她似乎什么都不怕，就怕“团圆”几天“分离”又突然而至。因为分离，他们付出了青春，付出了跟儿子的感情，甚至付出了健康。所以她像一个幽默大师，包的饺子统统是圆的。
她说，没那么严重，冤枉了的人都官复原职，你都40岁的人了，提一个办公室主任也是自然的事。这是形势所致，不值得你大动感情。
不，我觉得这是一份信任的馈赠，我就像重生了一次。骑车回家时，太原的大街小巷又还原了，不那么板着面孔对待我了，天也那么高，我就像飞在天空中浴血重生的荆棘鸟身轻百倍……别作诗了，我在意的是，我们不会再分离了吧？你看，这些饺子就好比是日子，我把它包得圆圆满满的，永不破碎。
裴庆生看着妻子幽默的喻义苦笑了。
他说玉兰，其实咱们的命运已经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而是随时听任命令的安排，因为咱们都是“公家”人啊！但愿今后能实现你的心愿。我回来以后，咱俩共同好好培养咱们的儿子，我身体好我多做些家务，补回你这几年的苦处。
原玉兰说，你能做什么呢？回想这几年你只会干工作，在黎城，要你带孩子你让孩子滚下沟里，要你晚上回家吧，你走进坟茔地一夜没转出来，什么都要代价，我哪敢用你。这几年我一个人惯了，想不起来你能做甚。
裴庆生说，不要揭老底么兰儿，活到老学到老，心里安定了就能做好。
原玉兰说那好吧，你就担任卫生大使吧，家里要做到干净整齐，我负责做饭辅导孩子们的学习问题。
裴庆生欣然答应了。
他果然做得很认真，力求受到妻子的表扬。由于妻子委以这一重任，他对市场上的各类笤帚很感兴趣，有时候研究哪种笤帚更耐用、好用且便宜。“多、快、好、省”在他这儿应用得相当成熟。妻子对他的认真劲儿常常发笑。有一次裴庆生出差，带回两把扫炕笤帚，进门就喊：玉兰，发横财了，看这把笤帚又厚又结实又便宜，保准能用三年。
原玉兰问多少钱一把？
他用指头比划了个八字，说八毛，两把才二八一块六毛钱，怎样？
便宜吧？
他认真地盯住原玉兰，本想得到妻子表扬，没想到原玉兰笑了。说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被风刮倒，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两个字：“抠门。”
裴庆生不以为然地“嗨”了一声，勤俭持家，细水长流嘛。
原玉兰又揶揄：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脑门碰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还是两个字：“认真。”
谬论！谬论啊兰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认真能碰破脑门？
的确，裴庆生的“认真”是出了名的。
他上任不久就建章立制，办公室的规则细得记不过来。人们通常的习惯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你定你的我做我的，一切规约都是一时兴起，继而成了“耳旁风”一掠而过。
有一天机要员下班后一份密件丢在办公桌上没有收好。而裴庆生下班总是最后一个走，闭门窗，关灯。有时走出去不放心还会返回来重新事无巨细地检查一番才关门回家。
“密件”被他发现后，他一夜不安，怎么能把密件丢在桌上，机密、机密，什么叫机密，都能看到还叫机密。何况他所建定的规章制度一点不管用？无规矩不成方圆。
第二天他把机要员叫到办公室，把密件往桌上一摔，先让她把机要员的职责说一遍。机要员开始觉得没那么严重，可是看到裴庆生一反平时的温和谦恭的样子，铁黑着脸像世界即将崩裂似的，她怯阵了，她认真说了一遍职责范畴。不仅被裴庆生痛训了一顿，而且还开了专门的会一再点名。
人们就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机要处的工作量大，人事科、纪检科、老干科，这么多文件、报刊，都要求当天收发，随到随送，不过是一点小过失而已，人都是有面子的，差不多就行了嘛。
可裴庆生最忌讳的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不称职。他说战争年代机密泄露就会打败仗，就会死人。和平年代，密件都是国家大事，是党的决策，怎么差不多就行了。机要员是资格、是信任！在没有公开之前，机要人员必须做到保密工作，你把密件丢在桌子上，丢失了文件，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机要人员的职责是什么，一条一条给我背下来，刻在心里记在脑中！再发现一次失职就不只是批评的问题了，是撤职！
大约机要人员还没有吃过这样的苦果，开始仍有些不以为然，后来看裴庆生果然认真得密不透风，一张严肃的大方脸看一眼就能让你打一个哆嗦！那眼睛烁烁的光亮像一根青麻绳，让你透不过气来。他能具体到晚上在登记簿上亲自查对文件，尤其是密件、急件的收发情况，搞得领导对传阅批件也不敢懈怠。机要员一看他查阅登记就全身发冷，只怕又查出漏洞。由于他的认真，机要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了，老怀疑她哪儿还没做好，没处理妥善，一份密件、急件她会反复整点来龙去脉。虽然她的工作态度大幅度改善，后来再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但一见裴庆生就躲开了，好像她的错误刻在了脑门上一样。
裴庆生是个敏感的人，同时也是富有感性的人，机要员对他的躲闪他明察秋毫。他知道部里最辛苦的人就是机要员，过年的时候他主动找到机要员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有需要帮助的尽管给我说，公家人嘛，尤其是机要员，我知道工作很辛苦，有困难组织就得帮助。
机要员小青（化名）感到很意外，她不敢说有困难，但她被感动了。
小青要结婚，没有房子。裴庆生听说了，就骑着自行车四处给打问房子，房子问下了。就叫小青去看，问她满意不满意。小青说裴主任咋知道我要找房子？裴庆生说猜的。小青说猜的？裴庆生笑了，说一个科室的人谁缺甚短甚当主任的不了解民情还行？我早就说，工作上不要含糊，生活上有困难找我，你当我是逗你们玩的？
小青说，这点小事也麻烦主任我不好意思。
裴庆生说婚姻大事怎么是小事，我知道我点名批评你，你心里不舒服，但不舒服也得说，是不是对我有成见了？
没有没有。
好，没成见就如实告诉我还需要什么。
小青脸红了，不瞒你说，结婚了床也没有哩。
裴庆生说房有了还怕没床？咱去借一张床也得结了婚。
小青很感激裴庆生的关心，从结婚登记到安置房间，直到典礼进洞房都是裴庆生一手操办的，而且办得节俭、热闹、圆满，有不周到的地方他还主动承担并真诚道歉。从此小青对裴庆生敬畏参半。
只是裴庆生一丝不苟的态度，无形中给部属造成了压力和约束，谁也不敢偷懒马虎。他所管辖的部属没有人敢迟到早退，上班聚堆儿说闲，会私客，打电话没底子，损坏公物，浪费资源一类的事，一旦被他抓住毫不留情。他常说浪费就是犯罪！
那时候拨乱反正，群众上访接待量大。谁要态度冷淡，拖拖拉拉，遇到麻烦事互相转移推让，让群众受了委屈又无处诉冤，裴庆生就严惩不贷。
他说：组织部就是党的灵魂，灵魂直射表情，你办事不力就会疏远群众，群众就会对社会有意见，小意见造成大矛盾，党的威信就会降低，就会失信于民。这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一段时期人们觉得裴庆生在工作上铁面无情，不好对付，要求过分苛刻。在他那里，工作必须是百分之百，认真是第一位，想蒙混过关几乎不可能。上午的事不能拖到下午，今天的事情不能拖到明天。人的能力有大小，你可以锻炼但不能不干。你可以做不到最好，但不能不好好做。人们觉得和裴庆生在一起工作，自由空间太少，要求过分严格，标准太高太难，对他的苛刻有不满情绪。
裴庆生说，什么叫科学，工作认真、严谨就是第一科学。
打铁先得本身硬！时间久了，觉得这人说别人的时候，首先得自己过硬，你想踩他的鞋后跟是踩不住的。他上班迟退早来，风雨无阻，遇到担责任的情况他挺身而出替人受过，是个嘴冷心热的人。平时谁有了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会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人们感到了温暖，都很感谢裴庆生。在工作中形成主动自觉的风气。从“不敢”到“不再”，从“被动”到“主动”，是人心聚敛与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无私利他的精神发酵。
然而，裴庆生在努力实现他的理想时，很快感到不对劲儿了，有一股阴风在无形中蔓延，好像有一种势力在孤立他，他发现有些他该参加的会议不通知他，他管辖的办公室人员，调用时也不和他说一声。他不知自己哪儿出了问题，他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也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在追求神圣的人格坐标时，正直、纯正的元素是第一位的，然而他突然发现适得其反，如果环境是一锅粥，你至少是一颗煮烂的米，越烂越软越富有黏性才好生存，可他偏偏是米中之石，水中之油，滚在哪里都无所适从。人们习惯“混”，都知道什么都不能“认真”，人们习惯于“差不多”，“严谨”就是绳索。而他恰恰是一锅粥里的一块石头。
现实与理想又有了冲突。他陷入了苦恼之中。
他时不时问自己：为什么？这究竟为什么？难道他因为认真、严谨会受排挤？后来他终于发现，又是出于派系之间彼此你争我夺，拉帮结派互相倾轧的缘故。“文革”时期形成的派系如一张巨大的网，人却是这网中之蛛，每一天都在忙于织网，而织网者必须圆滑、虚伪、献媚、钻营，拉山头找靠山，而他忠于职守却成了孤立的靶心。他是秘书出身，他的政治身份竟是随着老上级的沉浮而沉浮。两派之间“嫡出”、“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