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妻子说，这场运动斗来斗去，把亲情、友情斗没了，把信任斗没了。一个家庭的亲人因为观点不同转眼就成了仇人。原玉兰也说了很多因派性问题反目为仇的夫妻。他们一直很谨慎地活着，只怕出了什么差错。可就在一天，原玉兰出去看大字报，有一首诗她挺喜欢就随手抄回来，诗曰：
锁要有弹簧，人要有脊梁。
谁知这下惹了祸，有人说这是裴庆生写的，很像他的话，当时造反派抄办公室的档案、文件，裴庆生誓死不让，之后出现了这张大字报，而且是原玉兰抄回来的。
显然，当时的墙头草很多，保皇派也未必人人胜任，裴庆生这样做了，但他确实没有这样写，意志在他内心，不在纸上。结果他被立即抓走了……裴庆生被各家造反派轮流审讯，说他和黑省委站在一起，迫害革命干部，让他写请罪书，他不写。他说他没有罪，秘书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罪过。
后来机关造反派“抓鬼队”传他询问情况，内容是让他没完没了地写毛笔字，他们念一个字，让他写一个字。写完之后让他站在窑洞的中央，造反派围起来对他进行逼供，他的回答造反派都不满意。他们突然喊一声：“党予生”！
裴庆生莫名其妙，毫无反应。
这么反复三次，后来才知道造反派是抓一个叫党予生的人，党予生写过一张小字报见解独特地触犯了造反派，造反派怀疑裴庆生就是党予生，所以取笔证，可是他确实没有参与过党氏兄弟的任何活动。造反派不信，抄家三次，带走了15个笔记本，一套“毛选”，因为页眉页脚批着他的随想随思的读书笔记，说要回去审查。
当时几个秘书因为他们跟过领导，逼他们写揭发领导的材料，有三个秘书揭出了造反派认为“有分量的材料”，迅速和有罪的领导脱离了干系，当时叫“反戈一击”，从而被造反派赦免了他们的罪行，还对他们另眼相待，并很快投入到造反派队伍造反去了。可是裴庆生揭不出来，三个秘书揭出的问题他一点也不知道。打死也揭不出来！于是裴庆生从铁杆保皇派又升了一级，叫成了钢杆保皇派。
此后，他的厄运接踵而至。机关造反头头在监管干部大会上点名批判裴庆生：“干部好坏不在大小，有的干部大，可不顽固，有的小干部，裴庆生就是一个，很顽固，很坏！”
他被赶出了东花园的宿舍，那天下午机关行政处的人告诉他此屋另有安排，让他尽快搬出去。而且勒令他必须在第二天下午四点搬出。裴庆生说他一家老小有困难，而且这是东花园最差的房子，希望领导照顾一下。
来人说这是例行公事，别的管不了。
于是他和可怜的妻子只好含着眼泪抱着刚满一岁的孩子，家中的物件也好搬，一小平车就拉走了。搬到后小河西院的一处房子里住。房子走风漏气，也没时间收拾，能找个窝住下已是万幸。妻子安慰他说，只要平平安安有个地方住就行，你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可那时候的差错哪里是个人能把握了的。造反派不定时喊着口号来抓，而裴庆生的罪名已经不止是保皇派，而是特务。
原因是，1966年夏天，他参加了“华北局会议”的服务工作，担任记录员。会上针对袁振的问题进行批判，袁振是“文革”初期的焦点之一，此会主要是解决领导之间的不团结问题。在“一？一二”夺权时，袁振又造了省委的反，成了革委会领导成员，于是一部分支持袁振的造反派就让裴庆生揭发“迫害袁振的内幕”。
裴庆生说：这是组织原则，所做记录都已上交，会议内容他个人没有权力在会外乱说。
造反派遭到拒绝后，就给他冠以黑省委的特务分子。
另外一项罪行是在夺权之前，他看不惯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抢砸档案，占领办公室，损坏公共财产，停工停产行为。他和省委办公厅的李玉明、刘耀高几个人写了抨击造反派过激行为的文章，印了数千份，许多观点相同的人冒着危险到大街上散发，扞卫政府的威严。
红卫兵到办公室抄档案，烧文件，裴庆生把所有的文件锁起来，用沙发堵住文件柜，他坐在沙发上，做了坚决的抵制，他说这是国家机密，任何人不能随便启动，除非看到党中央的批示。
造反派说，这是毛主席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谁抵抗谁就是反革命。
裴庆生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专政我相信，但谁拿出中共中央批件，谁就过来执行，这是组织原则。天王老子也不能破例。
没有人能拿出批件。
一时静场。
但片刻之后，造反派头子说：原则、原则！原则是你爹还是你妈，你心里除了原则是不是心肺肝脏都烂了，知不知我们在革命？
裴庆生说革命就不要原则了？
造反派说革命本身就是原则，想活你就滚开。
裴庆生宁死不“滚”。
造反人一挥手，群起而攻之，推他拽他，有人动手打他，他仍是岿然不动。再后来一群人干脆连人带沙发把他抬出去，砸了锁把办公室抄了个片甲不留。
这两件事成了长期批斗裴庆生的罪状。
裴庆生一度非常绝望，机关里滑头的人纷纷见风使舵脱离了干系，可是他所苦恼的仿佛不是干系问题，而是他的心陷入了彻底的迷惘之中……他看到很多人说假话、办假事，逢迎、献媚，投机钻营，丑态百出却一时红得发紫，而正直者却一个个被打入冷宫。更多的人缩头缩脑，夹着尾巴做人，多数人都戴上了面具，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谁是谁非都懒得追究。更让裴庆生痛苦的是他的理想、信念、感情都受到了深深的挫伤。他所坚守的原则，在别人看来全是愚蠢可笑的，他感到人格被狂风扫败，他所确立的人生意义如同塌天石一般在一块块地跌落……但他一直坚守着眼前看得到的事实，他绝不可能为仕途发达而无中生有，他凭的不是先知而是良知。同时他也陷入了一种大孤独，而这种孤独又是无法言说的。真正的孤独，是一个人同无形的东西作斗争。所对抗的并不是物质，而是笼罩一切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和阴影。
1970年裴庆生携家带口下放到黎城插队落户了。
之前他被省革委抽去专案组帮助工作，这个专案组是202部队组成的，他当时很激动，也很奇怪，想不到省革委还能看上他这么个人。不管什么组，只要让他工作就说明他不再是“特务”身份了。之后才知道部队是想找几个写作能力强的人帮忙，他在当时写作是强项，于是沾了光。但心情很矛盾，从内心深处他对造反头子刘格平、刘定一、袁振、何英才、刘志兰，在东大院抓“特务”强烈不满，可是一想到毛主席支持，又觉得不理解可能是自己觉悟低，跟不上形势。特别是想到在一？一二夺权前，他曾和一部分人议论过：“刘格平生活腐化，在北京和宁夏已经臭了”被人揭发，受到“太工”、“太机”学生多次抓审。现在人家以刘格平为首的革委会不计前嫌，从而让他产生了感激的心情。可他也担心如果刘格平的亲信们旧事重提，恐怕会招来横祸。在恐慌之中他又特别想和解放军在一起工作，这样就可以摆脱被人歧视的境遇。他带着这样的杂念进了专案组。一共六个组，他的组长是杨锦章，因他是旧省委的秘书，不让他参与卫恒、王谦、王大任专案组。
可不久部队撤走了，再没有回来。他又住了一段学习班，最终让他下了乡，表面上是充实基层工作，到了地方上，重要的文件不让他看，重要的会议不让他开，他的档案里有上级的“两不准”批示，不准提拔，不准重用。他这才知道他是被控制的对象。下放劳动他没意见，工作需要他义不容辞。可是闹了半天他还是被控制的干部，莫非自己还被视为“特务”？他的心情一度被打入冰窖里无法自拔。他只有拼命劳作来缓解自己的情绪。挖茅底，担大粪，代替牲畜拉犁掖套，扛大麻袋装车，别人不想干的他干。社员们心疼他是个拿笔杆的人，大材小用不忍让他这么拼命，可他说这是工作，凡社员们能干的我都能干。劳动是励志，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果然，很快他就成了村民们信赖的人，村干部决定大事一次都不让他缺席，他出台的主意村干部也照用不误。他成了村里的主心骨，工作能力有了用武之地，心情便好起来。（根据《艰难的十年》一文整理）他真正过起了农民生活。
更让他庆幸的是，他的大儿子裴军“文化大革命”开始送回长治，由他的姥姥和母亲扶养，儿子裴斌已经2岁，到黎城才把一家人收拢在一起。
他们的日子一直很紧张，为了省路费能多给家捎些钱，他们有四年没回家了，回到家中裴军都已经不认识父母亲了。裴庆生这年已经34岁，看到大儿子裴军藏在奶奶身后，睁着恐惧的眼睛裴庆生向组织汇报的材料——《艰难的十年》手稿敌视他，他流泪了。他想抱抱儿子，可儿子不让。
窑洞依然很黑，白天也就仰仗那一方小窗口泄进一缕儿光亮，坐在屋里的人勉强可以看清彼此的表情。他是大哥，回到家中，一家至亲都要来看望，甚至邻家居室也要送一些红枣核桃表示心意，往常家人对裴庆生回来或多或少都有荣归之感，可是这次回来气氛好像有些沉闷。
老父亲耷拉着眼皮抽烟，叹了口气说，当初你折跟头打把式要出去念书，这不，念来念去，从省府念回农村来了，种庄稼还用费这劲，我看不如银锁活得实在。
12岁的五弟叫文生，家人都叫他小五，不失时机地向父亲汇报：
大哥掏茅和粪啥也干，我去黎城见来，和农民一模一样，穿着半腿高的雨鞋一个人挖茅底，老臭哩。人家让他不用干了，他还硬要干完才上来，一点不像干部，还不如我们老师。
小五爱大哥也惧怕大哥，盼大哥回来也怕大哥，大哥一回来就会给他带好吃的，可是大哥也会打他，他记得5岁的时候，大哥刚结婚带着大嫂回来拜爹娘，拿了两斤五粮点心，邻家的二小来到家中，大哥就给了一块。那时候一口吃的，比万两黄金珍贵一万八千倍，在5岁的孩子眼里，黄金更是一文不值。对这块“五粮点心”文生的小眼睛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可大哥轻巧地拿起来就给了二小。
文生像饿急了的小兽，“噌”地扑过去就抢，二小不给就打起来，大哥喝道：小五给了二小，刚才你已经吃过了。小五不松手，力大无比地抢过来狼吞虎咽下去了。二小哭得吱天哇地，大哥只好又给了二小一块，小五不干了，非要再抢回来。大哥喝不住小五，拎起来就打，打了一阵，小五站下不敢动了。
大哥说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光有你的没有别人的，学得这么霸道，谁允许你这样的。
那是我们家的。
什么你的我的，你有没有吃过二小家的东西？
小五很诚实地点点头。
那二小吃咱们家的你咋不让？这样对不对？
小五不说对不对，只说我饿，大哥我肚子饿得扁扁的，不信你摸……大哥的脸色放松了，又拿了一块给小五，说二小也饿，咱吃饱了给人不是风格，可饿着肚子给人才叫风格，男子汉大丈夫，和小伙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才行，不能光有自己没有别人，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对不对？和小伙伴们要团结友爱好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毫不为己专门利人。”
小五撇嘴唏嘘，完全不懂大哥的话，但他记住了大哥的这次“暴力”。
听人们说大哥犯错误了才回乡劳动，所以他向父亲汇报大哥的详细情况。
母亲喝住小五，就你舌头长。
裴庆生说，小五说得对，我在黎城什么都干，地里的营业我得从头学起，小时候在咱家爸什么都干了，我也没学了几手光读书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不能说小麦和韭菜分不清吧，农活精通得完全不够，所以劳动改造是必要的。村里谁都不愿意担大粪，我是改造者我就要求自己担，谁也不愿意挖茅底我要求挖，牲口不够用时，我和精壮劳力一样也拉犁掖套……舅舅说，你这一回来我也弄不清社会的总主意了，按说你这号人是社会最该靠得住的人，咋连贫农子弟也不信了？金锁你得给我说实话，你到底哪里不合适了？
没揭发省委和朱书记。
朱书记有问题？
我看不出问题，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平时挺好的人啊。我又不能为开脱自己说瞎话。假如朱书记真有对党不忠诚的行为，我也不会留情的。
舅舅沉默了好一阵。说好钢都是磨出来的。你也算一起两落了，唉！
世事难测啊。
裴庆生站在南桥沟绿油油的田野里出神，庄稼拔节、展枝生长的律动是一种真正的感动，人的心情会随着清新的气息而改变。一走进大自然裴庆生的心顿然开阔了，他对下放劳动没有怨言。看到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都在劳改。他只是下放劳动又算什么呢？不是共产党让他念书他还不一样是个农民。一颗破碎的心灵在大自然中得以整合，所有的挫伤、疲惫、迷惘都在劳动中荡然而去。（下乡日记的一段话）他对原玉兰说，他更适应农村生活，在机关钩心斗角他不适应。一置身于田野中他的呼吸就畅通，一踏进土地里他的心就实在。只要你辛勤耕种，土地就必会给你友好的回报，可是人心却相反，你越诚恳越受打击，那些世故圆滑的人反而占上风？？
原玉兰说他生就是个农民。
对原玉兰来说，一家人能在一起生活她再苦也甜。可是这个梦破灭了，裴庆生一插到底，终日在乡下劳动，很少回家，一切家务负担又落在原玉兰一个人身上。这还是其次，新的问题是，大儿子裴军接到他们身边并不快乐，常常一个人发呆。甚至在情绪上跟父母对抗，总觉得父母偏心，对弟弟好。原玉兰被分配在革委会秘书处收发文件，裴军不叫原玉兰妈，叫“革委会的”。
原玉兰哭笑不得。你说东他就西，你让立正他稍息。
如何修复母子关系这成了原玉兰这个时期绞尽脑汁的事。她常反省自己哪儿有欠缺，对两个孩子真有不公平之处？没有，十个指头伸出来是不一般长，但哪根指头也连着娘的心啊！军军和她不贴近，她很伤心，每当晚上两个孩子熟睡后，她总是望着军军圆圆的脸蛋发呆，她盯着他的睡姿，酷似丈夫浓缩的小影子，她情不由己地抚摸着军军的额头，她想，只有这一刻她与军儿才彻底地贴近，她希望自己在军儿的梦中是美的、温暖的母亲，梦中的交流能帮助她打通母子之间感情的厚壁。她有无数个夜晚独自守着儿子做着这样的努力。
而丈夫裴庆生却没有这种烦恼，他又一头扎在村里，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很少顾得上回家，原玉兰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卖命，上级给带上“两不准”下来。既然已经是冷冻起来的人了，差不多就行了，把小家庭过好得了。
可是裴庆生说社员们对他很信任，有苦有乐都对他说，谁家打架闹离，谁家分红不公，谁家占了谁家的地皮，都要找他评理，找他讨个说法。关键是群众没有冷冻了他，村干部把他当做主心骨，把他当干部尊重，公社也时不时抽他回来帮助工作。
原玉兰说，别人怎么对你那是别人的事，你要有自知之明，你下放，名是劳动实是改造，没有发号施令的裁决权。
裴庆生说我知道，可是我要靠我的工作能力做到最好，取得组织和群众的信赖。
原玉兰说，信赖是你妻还是你儿？
裴庆生说不管它是什么，人不能破罐子破摔，越是逆境越要自律自尊自强。兰儿，你也一样。
原玉兰无言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