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得邓稼先哈哈大笑，接着就说：“典典，别看那本书文字老气横秋，写得可有板有眼，是一本上等的好书呢。”当时，就是用这本教材，邓稼先每晚给典典讲物理课，常常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父女两人一块拼命三个月，典典就凭它一步跨过了在中学要学五年的物理课。这三个月，典典难，邓稼先也难。知道这件事的人说：“要一个整天搞尖端科学的院士教中学物理，真是难为他了。”这话是有道理的。邓稼先回忆到这个地方，不无得意地说：“够难的，教中学比教大学难。”有一阵子大院里放电影，这就又添上一层困难，环境太乱了。天刚擦黑，院子里就支起放电影的大白布银幕，银幕的正反两面，都挤满了各路观众，大院里住的老老少少，外面蹭进来白看电影的人们，以及窗户上晒台上各种姿势的看客。尽管典典早已把门窗紧闭，嘈杂的声浪还是不断闯进屋子里来。
有一次吵闹声实在烦人，典典皱起眉头，她问爸爸，这么乱哄哄的，你如何能专心讲课，好像什么都听不见？邓稼先顺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陶渊明的名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典典一下就领悟了。“心远地自偏”，一个人读书做事，一定要有这样的修养和境界，否则便一事无成。像这样玩儿命似的念了一年之后，1978年，姐弟二人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学医，一个学工。
在回忆中，典典伏在邓稼先的胳膊上说：“爸，我在美国还常常想起这首诗。”然后，他们又扯到了1985年典典将去美国读研究生之前的一天，她刚洗完头发，还没有梳好，邓稼先看着她，突然问：“你看过《走向深渊》这部电影吗？”典典随口答道：“看过。”稍一停顿，立即加了一句：“爸，我不会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走向深渊》是部外国电影，说的是非洲某地一位做机密工作工程师的爱人到欧洲去学习，情报机关利用非洲女人迷恋花花世界的弱点，将他们双双套入特务网内，窃密成功的故事。在典典梳头之时，父女二人一问一答，简单之极，含义至深。现在旧事重提，孩子们更深地感到了爸爸在品德上对他们的教育和学业上的帮助，他们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自豪。
往事就这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一家两代人的心上。但是，五天之后，邓稼先病重昏迷，病房中那样亲切的谈话声消失了。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他的遗言：死而无憾。
除了自然科学一等奖（自然科学奖最高奖）外，邓稼先一共还得过四次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直到1989年夏天，又颁发给邓稼先一次特等奖。此时他去世已三年。他之死而无憾，在于他为我国一代又一代的核武器研制马不停蹄地奋斗了一生，而且取得了原子弹、氢弹、新型氢弹和第二代核武器等一个又一个的成果，其他的一切，荣誉、牺牲，甚至个人受到误解和委屈，都变得无所谓了。
这种心情，他在1984年10月16日写了一首七律表达过：
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
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
虽然邓稼先早就说过，身后不开追悼会，把骨灰放在母亲墓旁。但是，组织上另有安排，追悼会还是开了。书面文件来往是这样的：
1986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了一个报告。全文如下：
邓稼先诗词手迹
文寿同志：
中共中央委员、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邓稼先同志近日病情危重，为此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邓稼先同志身后有关治丧事宜的请示》。我们研究认为可同意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的请示，建议将此件送请李鹏、爱萍同志批示。当否，请核示。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1986年7月28日文寿同志批示：拟同意，报请李鹏、爱萍同志批示。
（李鹏批示：拟同意，请启立同志批示。稼先同志是中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有重大贡献，似应隆重悼念。7月29日。张爱萍批示：决定何人参加追悼会，请即告我，我今日赶回京，7月30日晨。胡启立批示：同意李鹏同志意见。7月30日。）1986年8月4日，全国各大报刊登了新华社发的追悼会消息和悼词。《人民日报》刊登的悼词的标题及全文如下：
深切悼念“两弹”元勋邓稼先 对祖国的贡献永垂史册——国务委员张爱萍在邓稼先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无私无畏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的工人阶级优秀战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邓稼先同志生前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学部委员、全国劳动模范。
邓稼先同志1924年生于安徽省怀宁县，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抗战胜利后，他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斗争。1948年赴美国留学，在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9月，他毅然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满腔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邓稼先同志于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历任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
邓稼先同志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二十八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主要参加者，曾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
邓稼先同志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善于团结同志，发挥众多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博采众长，协同攻关。当外国撕毁协定后，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以坚定的信心，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接着，又突破了氢弹技术难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稼先同志担任第九研究院院长重任后，更致力于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工作。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总是尽力深入到第一线考察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亲临现场指挥、处理。他始终遵照周恩来同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批示对待每一项工作，绝不放过一个疑点。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的崇高献身精神。
邓稼先同志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有广博的实验、技术知识。他对核武器这个多学科的庞大系统工程有全面的了解。他勇于开拓，富有探索精神。他不仅是一位善于把理论和实验相结合，把科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领导者。
邓稼先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报效祖国。他热爱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坚持党性原则，有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作风正派、廉洁奉公，数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工作上，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邓稼先同志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他襟怀坦白、顾全大局、谦虚热忱、平易近人。他担任领导职务，但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注意团结同志，时常关心青年的成长和提高，受到同志们的敬重和由衷的爱戴。在党的领导下，他和老一辈科学家们培养和带领出一支有高度事业心、作风严谨、团结协作、勇于攻关的科技队伍。
邓稼先同志长期忘我工作，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积劳成疾。他在病重时仍念念不忘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发展我国的高技术献计献策。邓稼先同志真正做到了他经常讲的“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人民、我国军队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一大损失。今天，我们悼念他，要化悲痛为力量。要学习他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身先士卒，勇担风险，舍生忘死，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学习他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甘当无名英雄的崇高品德；学习他对工作精益求精，极端负责，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学习他治学严谨，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深入实际，团结群众的优良作风。我们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加倍努力，为了祖国的四化大业，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继续拼搏，开拓前进！
邓稼先同志永垂不朽！（新华社发）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刊登了同一天新华社发的新闻（剪报由杨振宁先生自美国寄给许鹿希）。英文标题为：Deng Jiaxian， China Scientist， Developed Nuclear Weap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