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中国第一所光机学院
在我国光学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自称是王大珩的学生。甚至不止是在光学界，许多与光学沾点边的领域也都认王大珩，没有人能真正搞得清楚王大珩究竟有多少学生。
王大珩说这不好。他很严谨，他自已就从来不随便说某某某是我的学生，或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但人家却不管，人家就是愿意做他的学生，就是愿意自称是他的学生，就是认他，而且人家认也有认的道理，人家说学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那些他任教时的学生和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他亲自指导过的研究人员。而广义的范围可就大了，只要是听过他讲课的，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在他创办的学校读过书的，都可以说是他的学生。甚至还包括那些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受过他的学术影响的人。
“他是一棵树！”王大珩的一位学生说。
的确，王大珩的学生群英荟萃，成就斐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是光学界各领域的带头人，许多人都已成为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王大珩就像一棵苍劲挺拔的大树，与枝繁叶茂的学生们一起，共同托举着硕果累累的中国光学。
王大珩不是教育家，但他却亲手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以光学为主，光机电相结合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长春理工大学前身)。
创建长春光机学院是在1958年。那时候中国的光学事业已初见雏形，长春光机所正渐趋羽翼丰满，此时，光机专业人才大量缺乏的矛盾便显得格外地突出了。为了光机事业的长远发展，王大珩接受了龚祖同等人的建议，下决心利用长春光机所的有利条件，创办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
王大珩以光机所所长的身份兼任了光机学院的院长。由于当时师资力量极度缺乏，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每人都必须兼授一门课。王大珩自告奋勇承担了教授基础物理课和技术物理专业课的全部课程。对长期脱离教学的科研人员来说，基础物理课恐怕是最难讲的了，它需要非常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清晰准确的阐述能力。至今，长春光机学院早年的学生们只要一提起王大珩讲课时的风采，还忍不住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王大珩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也从不老老实实地在讲台前面站着。他习惯于把教案握在手里，不停地在前面走来走去，边走边讲。有的学生戏言大珩先生的这个习惯是冻出来的，说是因为一开始时教室太冷的缘故。他们说刚建校时条件十分艰苦，是在临时借的教室里上课。冬天教室里没暧气，只好在中间支上一个煤炉取暧。但门窗都是破的，寒风便总能通畅无阻地冲进来，在教室里得意地肆虐盘旋。老师和学生们来上课，只好都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学生们坐在下面坐长了冻脚，冻得受不了了就在地上跺一阵子，许多学生的脚都冻肿了，冻伤了。老师在上面写黑板写的时间长了冻手，冻得没法了，就把在炉子上烤热了的砖头用布裹着拿在手里暖一暖，暖过来再继续写。天底下有谁见过这样的大学？
王大珩对学生很严，你可以不懂，但不可以装懂。你可以做得不对，但不可以不认真去做。如若让他发现在学习上耍滑或在实验中应付的情况，那他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他最痛恨的就是不诚实和不踏实。
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考试了。王大珩考试绝对的与众不同物理考试出作文题！
考试时，王大珩只在黑板上写下三五道论述题目，然后宣布几条：一、可以任意选择其中的一道题目；二、可以随便翻看物理书或学习笔记；三、可以在前两个小时交头接耳相互探讨研究。
学生们先是大喜，这么宽松的条件岂不等于白送？但仔细琢磨下来立时就傻了眼了：没有一道题能在书上找到完整的答案，答案是渗透在整本书中的，你无论选答哪道题都得吃透整本书！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学生们只好沉下心来努力往里钻，钻进去了，搞明白了，一篇学术论文也就写出来了。这时候心中就会豁然开朗，突然觉得学过的东西变得格外清晰，突然觉得那厚厚的一本书变得很薄很薄了。
这种方法对学生很有好处，但对老师来说却很辛苦，对老师的要求也很高。首先是出题难。要想把题出得好，出得巧，就需要老师具有很敏锐的目光和很高的涵盖能力。其次是判卷难。判这种卷不同打分，没有标准答案。老师得一篇篇地仔细阅读学生们的论文，从中了解他们各自对这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且不说对每一篇论文做出分析评价要耗费多少心血，单是一下子阅读几十篇论文就要花费多少时间？！
不知道王大珩那几年是怎么干过来的。管着光机所的科研工作，兼着光机学院的院长，还担负着教授一门主课。只知道他常常利用出差时间在火车上备课，下了火车就直奔教室，给等候在那里的学生上课。
长春光机学院创办后不久就创出了牌子，《光明日报》《吉林日报》相继发表文章加以赞扬。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都前来视察，给予充分的肯定。到“文革”前，长春光机学院已经小有名气，一度被人们盛赞为“小清华”
如今，享有“中国光学英才摇篮”盛誉的长春光机学院，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光电技术为特色，光、机、电、算、材相结合为优势，工、理、文、经、管、法协调发展的吉林省重点大学。更名为长春理工大学之后，这所学校仍旧作为我国光机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不断地为光机事业培养人才，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最痛惜的学生蒋筑英
电影《蒋筑英》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王大珩正与许多人边走边谈，旁边打出了一行字幕：着名光学专家王大珩。
年轻的蒋筑英极有兴趣地挤在人群中看着王大珩，突然兴奋地回过头挥舞着手臂喊道：“我就报王大珩了！”
此时出现了画外音：1962年，蒋筑英报考了我国着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研究生……
1982年6月15日，夜。
北京友谊宾馆王大衔所住的房间内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王大珩拿起电话，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蒋筑英在成都病危！
愣愣地放下电话，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紧紧地攫住了王大珩的心。不安地在房间中来回踱了几步，王大珩突然踉踉脸跑承地转身冲出了房门。近70岁的老人了，竟连电梯都等不得了，王大珩自己一口气爬上了五楼。五楼上住有长春光机所的人，他急于找他们了解蒋筑英的详细情况。
王大珩心里急啊。昨天，他刚与科学院的领导探讨了破格选拔蒋筑英做领导工作的问题。在向科学院领导详细介绍了蒋筑英的情况后，王大珩说，我想推荐蒋筑英来挑光机所这副重担。蒋筑英现在的职务虽然只是代理室主任，职称只是副研究员，但这都是由家庭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蒋筑英是我最早的研究生，我了解蒋筑英，他是一个既有组织领导能力又有科研平的难得人才。经过探讨，科学院领导已经基本接受了王大珩的建议，正准备对蒋筑英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没想到今天就传来了蒋筑英病危的消息。
气喘吁吁地爬到五楼，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王大珩让人立刻与成都通电话，请求他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挽救蒋筑英的生命。电话终于接通了，但从那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却是一个怎么也无法使他相信的噩耗：蒋筑英已经于几小时前病逝了。
话筒从手中滑落的一刹那，泪便顺着面颊簌簌地滚落下来了。王大珩突然举起拳头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敲打着自己的头，嘴里失声地喊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是从哪里说起啊？”这个从不肯轻易落泪的人，这个连失去父母时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的人，今天，却为失去学生而怆然泪下。
那一夜，王大珩彻夜未眠，眼前不停地浮现出一个个不同的蒋筑英。一会儿是刚当研究生时的那个聪明而又沉稳的蒋筑英，一会儿是背负着沉重家庭包袱的那个艰难跋涉的蒋筑英，一会儿是人到中年的那个干练成熟但却日见谯悴的蒋筑英。这个孩子是太苦了，王大珩想到这儿，泪便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从24岁做他的研究生算起，蒋筑英已经在他的身边工作了20年了。他是看着蒋筑英从一个年轻学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的。20年来，他在蒋筑英身上花费了许多的心血。他喜欢蒋筑英，尽管他从不肯轻易地表露出来。他心里知道，以蒋筑英的能力和学识来看，他早就应该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了。但是……
谁让他是王大珩的学生呢？做王大珩的学生是常常要吃一些亏的。
王大珩突然觉得有些悔，自已是不是对自已的学生太过于严格了？他依稀记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很早很早以前的事。那时候，蒋筑英正在读他的研究生，他给蒋筑英选定的课题是研究光学传递函数。光学传递函数是评价光学系统质量好坏的一种近代科学的新技术，这项技术的进展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光学设计和光学检测水平的高低。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王大珩希望蒋筑英能填补这项空白，希望蒋筑英能成为我国光学传递函数方面的专门人才。蒋筑英果然没有辜负王大珩的期望，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刻苦钻研，终于研制出了一套先进实用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1965年，王大珩让蒋筑英带着这篇论文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光学检验会议。当时，母国光教授看了蒋筑英的论文后非常兴奋，他找到主持会的王大珩连声赞道：“这是个人才啊！”并立刻与王大珩商量要让蒋筑英在大会上做论文报告。听了母国光的赞扬，王大珩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但思量再三之后，他却决定不让蒋筑英在大会发言了。王大珩说：“他太年轻了，我不想把他一下子摆得太高。摆得太高了，容易头重脚轻，容易摔跟头。还容易给他造成不好的处境，与周围的人不好相处。还是让他一个一个台阶扎扎实实地往上走吧。”后来，大会按照王大珩的意见，安排蒋筑英在小组会上做了发言。小组发言后，蒋筑英的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好评。但王大珩却对蒋筑英说：“你刚刚做了一点工作，可千万不能有成就感，不能因此就认为自已有多么的出类拔萃了。你还年轻，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课题需要你去继续钻研，你得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王大珩不知道蒋筑英当时是否理解了他的苦心，但就是从那时起，蒋筑英果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中国的光学传递函数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最终成为国内这一领域中闻名的专家。看来自己对蒋筑英的严格要求还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心中还是有些悔呢？
也许是因为职称、待遇？王大珩从不为自己的事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也不允许自已的学生在荣誉、待遇面前伸手。他对蒋筑英这点是最满意的。蒋筑英~”家四口常年挤住在~”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可是在所里准备调给他一套三室的房子时，他却要求把房子让给别人。他很诚恳地说：“给我两间行不行？我的孩子不太大，眼下有两间就够了，所里需要房子的人太多，把宽绰的房子给更需要的人吧。”1979年，所学术委员会准备把蒋筑英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作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大珩对提拔自已的学生历来十分慎重，但连他也认为蒋筑英已经完全具备了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没想到问题倒是出在蒋筑英自已身上了，他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辞，甚至从国外写信给他专门来谈这件事。蒋筑英在信中说：“还是先提其他的老同志吧，他们比我的贡献大！这样做对工作有利。”王大珩一下子明白蒋筑英的心思了，蒋筑英心里想的始终是怎样做才会对工作更有利！只要是对工作有利他宁肯什么都不要，宁肯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王大珩深深地感动了，他赞赏蒋筑英的想法，也同意了蒋筑英的意见。可是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已是不是有些太亏待了蒋筑英了？过去，他总觉得蒋筑英还年轻，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但今天，蒋筑英却突然走了，在他的心中留下了许多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只为蒋筑英争过一次，是争出国的名额。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不久，为了解决我国天文卫星x光望远镜的检测问题，所里决定派人去联邦德国学习。在研究出国人选时，王大珩力主要派蒋筑英去。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出国的人员很少，名额也十分有限，况且蒋筑英还背着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家庭包袱。但王大珩却一反常态地竭力坚持让蒋筑英去。王大珩说，这是一项在新的光学领域里进行探索的工作，必须要派业务水平高，接受能力强，责任心强的人去学习。我认为蒋筑英具备了这些素质，我认为他是最佳人选。这件事使蒋筑英很感动，他没想到组织上第一次派人出国学习，就能轮到他这种出身的人头上，他很感激导师为他创造了这个机会。
但王大珩却实实在在地说，他并不是因为蒋筑英是他的学生才推荐他，他不是给蒋筑英争，他是从整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才这样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王大珩的选择是对的，蒋筑英的确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到联邦德国后的两个星期内，就掌握了所有的关键性技术，只半年时间就学成回国，在国内这种装置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筑英逝世后，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吉林省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相继做出了开展向蒋筑英同志学习的决定。蒋筑英被誉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成为全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在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活动中，王大珩含泪为自己的学生写下了《学习蒋筑英，开创科技工作新局面》的悼念文章。
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提起蒋筑英，王大珩心中还是觉得有些悔。每次去长春，老人都忘不了去看看蒋筑英的妻子，去看看那两个早早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每次都不空手，或者拎去些水果，或者送去两盒中秋的月饼，有时候是钱，虽不多，却饱含着老人那片真挚的情意。
但仍抹不去心中的悔。有时候，老人会突然长长地叹上一口气，没头没脑地说：“唉，真是苦了他了。他那时大学毕业就拿那几十块钱，一直拿了十多年，家里负担又重，营养上、身体上太吃亏了。你说我怎么就……唉……”那一声充满了自责的长叹，听起来沉甸甸的令人心碎。
最尊敬的学生王之江
有人告诉王大珩，科学界对王大珩有个公论，说他是属于那种永远追踪前沿科学，有眼光，有魄力的科学家。王大珩很认真地听着这些评价，又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不完全是这样。
我这个人思想里面还是很有些保守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会因为我的近视而看不出某一新兴学科的前途。眼光不如自己的学生，不如年轻人的例子也是有的。”接着就很认真地举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