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籍学者周京力一直致力于中国民间人口迁徙流动的研究。1999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为了他的课题他去过山东、浙江、湖南、湖北，也去过新疆、青海、西藏，在他的考察途中见到过很多高考移民。
周京力认为高考移民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起因是考试制度和现在的户籍制度的变化不同步。中国恢复高考以后，虽然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但实际上依然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录取单位。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在一个省、市、自治区以内，它是相对平等的竞争，但是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大学招生名额是划分到省、市、自治区的。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录取分数线就形成差异。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但是现在高考移民问题的出现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高考移民是很自然的现象。作为考生也好，作为考生家长也好，他看到了这种不平衡。他想到一些分数低的地方去考，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无可厚非的事。想堵截这种事情是很吃力的。
高考的公平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多年来所有社会领域中最公平的一块净土，人们对高考公平的关注也一直停留在全国是否应该统一录取线、高考移民、评卷公平等方面。事实上，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目前的高考状况，不论是全国统一命题也好，还是分省命题也好，最终决定录取线高低的，其实是一只背后常人看不见的手，那就是招生计划。
还有专家提出，北大、清华等高校是国家建设和供养的，是全国人民的，而不是北京的。国家财政建设和供养的大学应该属于全国人民，不属于任何地方。所以在招生等方面应该体现国家大学的特点，要体现公平。
从教育资源配置来讲，对某些特殊地区特殊群体进行某种倾斜、照顾、补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为了扭转种族歧视，对于黑人或少数民族，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的方面给予特殊的照顾。因为历史上对他们的欠账太多了。他们也有这样的政策。我们向某些不发达地区进行某种倾斜，是有道理的，是为了对已有的某些不平等进行某种补偿。国家采取这样的政策可以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政策是否是建立在一种“相对公平和公开”的基础之上的。
一个诘问：何时恢复高考原态
把高考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向“全民化”，把升学考试抬高到人生的未来或“末日”的分水岭，这样的认识却是相当有害的。
古语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总是处于不停顿的追求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忧。对于众多家长而言，最忧的就是孩子的就业问题。以前一个高中生就是宝贝，现在，许多公司可以大把大把地挑选硕士生、博士生。三五年前，各地还以高薪豪宅吸引“海龟（归来之归）”，现在不少“海龟”成了“海带”（待业的待）了。
许多家长已经把高考当成孩子是否出息的秤砣，孩子一旦有所闪失，感到危机来临的首先是家长。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和考生的家长们不得不把高考当做“生死攸关”的大事来办，这种似乎悲壮的心态更加加重了高考本身的砝码。
交通管制、警车专送、公交挪站、飞机改线……这些不寻常的举措，构成了2004年的“高考新闻”。一位网友的留言发人深思：“咱们的人才怎么了？气温不能高，汽车不能跑，噪声不能有，心情不能糟，语气要温和，饮食要恰当……难道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其他民族也能对我们如此恭敬谦让？”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这项全国最重大的考试就一年一度地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现在的高考，似乎已经从最初的教学中的一个环节演绎成社会中的一出“大戏”，从考生的升学考试演变成“全民考试”，从考生的负担转变成社会的负荷。高考的“异化”和“白热化”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真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结。
2004年中国高考前夕，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向社会呼吁：“高考要冷静，不能热闹，更不能办成‘高考节’。”
2004年6月7日，兰州市第十四中学考点。从早上7点钟左右开始，交警就将学校正门前的马路和与学校教学楼相邻的另一条马路的两端封了起来。两条路上只准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过，机动车一律绕行。由于车辆大都改道到与这两条路相邻的平凉路，交通开始变得非常拥挤；警车上阵。
从6月7日开始，数十辆悬挂“高考直通车”的警车和民用车辆上阵。这些车辆将在兰州地区的26个考点来回巡逻，供考生遇到急事时免费使用；部分发起单位还在车上准备了部分考试用具，以备考生救急；部分出租车公司与交警、报社等机构和单位合作，推出了“高考招手停”，考生凭借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这些车辆。
在高考期间，国内的其他地区同样也都在紧锣密鼓地为高考营造“节日氛围”：120急救中心和北京市红十字会999紧急救援中心将出动近50辆高考专用急救车，在二中、四中、广渠门中学、清华附中等考点设立临时急救点，为考生健康“保驾”；青岛交警部门近来抽调专人对全市42处考点和周边的百余条道路情况进行了细致勘查，在一些地形比较复杂、容易出现路阻的路段增设了岗位，并对个别路面窄、车流量大可能出现问题的路段提前制定道路管制预案；为了防止公交车刹车和起步时的声音过大影响考生，学校门前的公交车站这两天被临时移走。对于在考点周边道路随意停放影响交通的车辆，一律清障，同时严禁各类特种车辆在考场周边道路上使用警报器。
……
又是一年高考时，又逢一年高考节。每年学生高考，社会也随即进入“高考”状态，全社会的资源都开始调动起来为高考让路：警车开道、关键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为防止机动车经过家长联手堵路……
实际上，不只是家长的要求让政府左右为难。从交警管制考点交通到建筑工地禁止夜间施工，从宾馆推出“状元房”到专家推荐“高考食谱”，高考已经牵动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神经，成为一个大众参与的“节日”。
高等教育的发展决定了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考生和家长从过去的期盼“有学可上”到现在的“上好大学”，每逢高考便如临大敌：有的要求考场周围保持安静，不能施工，甚至要求学校赶走鸣叫的知了；有的要求考场要安装空调，气温必须保持在20℃……学校外面的马路早已被交警封锁，货车被禁止入内，如果有司机鸣笛，肯定会招来家长的一片指责。
高考成了“节日”，矛头指向往往首先是媒体，有的被说成是“考试报”，非考不登也。高考期间，每天打开报纸，就有不少针对他们的文章，先是考前如何准备，再是出题思路梳理，最后是进入考场必备。反正能想到的都有了，细到带什么笔，也介绍得滴水不漏。而刚迈出考场，一些分析文章就会接踵而至。
很多人总认为“都是媒体炒作惹的祸”。可作为媒体人也有苦衷，我们的衣食父母——广大受众也不满意啊。那些家有考生的父母们，殷殷地想从媒体上获知多一点更多一点的高考信息。媒体岂能视若罔闻？于是每年高考前后，众多媒体、专家都要针对高考进行“预测”、“分析”、“点评”。从考前的复习指导，考时的试卷分析，到考后的录取等，都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生的压力，正常的报道更是演变成了过度的炒作。
……这给人们营造了一个氛围，似乎只有考上大学才是人才，似乎只有走进大学校门才算人才。
2004年高考刚一结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北京华通现代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作，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在12个城市的450名受访者中，51％的人表示高考期间自己所在的城市存在各种针对高考考生的特殊政策。其结果是，大城市更多地会为高考“让行”。“上大学不是万能的，而不上大学是万万不能的”。有48％的公众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
高考毕竟只是国家考试的一种，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也都是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2003年10月，有超过500万人参加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但社会上对这些考试的认知远远不及高考。
人们现在对高等教育的这些新观念，在20多年前刚恢复高考时，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变化的是观念，不变的是沿用了20多年的高考形式。除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变，27年来中国高考的形式始终要凭孩子在那两三天里交出的几张试卷，评判他们的整个学习过程，包括家长从胎教就开始付出的心血，以决定谁有资格进入大学校门。哪怕是在赶考路上遇到堵车，都可能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已经可以明确计算个人受教育投资的回报，价格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方面也开始发挥作用，学生参加高考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更加主动的择业机会。人们还期望高考的方式进一步改革，明天的教育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以人为本，促进下一代人的全面发展。
高考越来越像一个节日，不是某个行业、某个部门或是某个人群制造的，而是整个社会心理都不自觉地陷入了“过节”的气氛中。说到底，这不是高考自身的问题、教育自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淘汰机制。如果有一天，每个民工的子女都能进入大学读书成为现实，那么，社会心理对高考的关注度自然会降低，“高考节”现象自然也就会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用高税收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北欧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在0.25到0.26之间，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税前差距是17倍，而税后只有3倍多一点。在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就有了市场，不能上大学，就接受职业培训，做个管道工油漆工什么的，一样活得开开心心，高考也就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了。有些国家的有些地区，连高考都不举行，各大学根据学生的平时成绩录取新生。我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55，在世界上不是最高，也是较高的之一。于是乎职业教育不被重视，大家都往大学里挤。
西方国家抑制贫富差距的另一法，是征收50%左右的高额遗产税，用制度来防止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同时培养后代的独立意识，既激发了后辈的创造力，又避免了社会的震动。我国古代虽然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但实际上总要等到富人的财富积累到穷人没有生产资料可以使用、没有饭吃的时候，才采取暴力手段剥夺富人的财富，形成社会周期性的动荡。而在两次动荡之间，人们仍然千方百计地为子孙后代创万世基业，并培养能够光宗耀祖的后代。我们现在是否正在进入这个周期呢？
高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远比一般想象的严重。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这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时代。一方面对高考考生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体贴入微，无微不至，另一方面又似乎特别刻薄，像防贼一样提防考生。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尖端，随着考试作弊风越来越盛行，特别是在“问责制”面前，那些主考官们更是如临大敌。
2004年高考，723万考生在走进考场前又多了一份“考卷”——“诚信考试承诺书”，承诺自己将在高考中自觉遵守国家教育考试纪律和有关规定。
那个防贼似的防考生作弊，胜于银行金库的安全措施，目标是泄露、盗窃试题；考试作弊、冒名顶替的处罚办法；几乎沾得上边的“高科技”手段都用上了，还有，警察也没闲着，“遇大面积作弊现象，要及时打110报警”。
教育部要求所有考生在高考前都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意图是加强对考生的诚信教育，强化考生遵守考试纪律的意识，维护高考的公平和公正。
这被媒体评价为2004年高考的一大亮点。然而在这亮点面前，仍有不少东西在向它挑战——
刚刚签下“诚信考试承诺书”墨迹未干，2004年高考头一天，还是发生了“违诺”行为，武汉一位“枪手”撞到了“枪口”上。按照“协议”：有一科考试作弊者，所有考试成绩均为零分。
相对而言，这只是传统的“挑衅”，而发生在河南省镇平县“2004高考特大舞弊案”，多少显得有些猖獗，让人悚目的是，这一“挑衅”是一个大二学生和一群高二学生联手制造的。
6月7日下午、8日上午进行的外语、数学两门考试中，河南省镇平县第一高中、第一初中、雪枫中学三个考点内，均发现了学生携带手机进场、利用手机短信形式传递试卷答案的现象。
同时，一些群众也于8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反映有社会人员利用电脑网络、手机短信等形式传递高考答案的情况。
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案件，一名在兰州某著名大学就读的大二学生涉嫌策划此案，而参与舞弊的则是一群高二学生。得到高考试题后负责答题的有近20名学生，镇平一中高二文科四班学生邵将是组织者之一。事发当天，邵将在内的6名主谋被刑事拘留。
邵将等人多次在学校中物色“买家”。高考答案最初开出的价格是每科300～400元，后来有人提出四科一共1000元的“优惠”价格，而最多的一人甚至交了3000元！
由于部分学生交不起买答案的钱，邵将等人便提出，如果能找到四五位“买家”或者“枪手”，不交钱也能得到高考答案。
抓捕行动是在6月8日下午高考最后一门“大综合”科目开考之后进行的。部分民警们穿着便衣，事先就已对几处包括考点在内的可疑地点进行了暗中侦查，结果发现在开考大约一小时后，一个男生就离开了考场，神色匆忙地拐进附近的一所民房，这时守候在外的警察立即冲进屋内。
“当时屋子里有近20人，警察一进去他们顿时乱成一团。”警方在现场共抓获了19名涉案人员，并有大量涉案物品。19人中大部分是答题的学生，还有些是交过钱的孩子家长，他们因为担心邵将收钱后“不履行承诺”，所以来到现场“监督”他把答案发给自己的孩子。
另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还是源自河南。河南濮阳市反贪局某处副处长家中，当场抓获几名正在做答案的人和一高中老师，并在现场起获六台电脑和几部手机。
同样的消息还有河南濮阳，濮阳县三中由田春山（政教处副主任）、肖付印等七名老师组成了舞弊团伙，用手机彩信传题、数码相机拍题和直接抄写考题等方式将考题带出考场，由专门安排好的答题小组做出答案，再用手机短信等形式回传给交钱的学生。在考前，他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向考生收取了20万元，承诺在考试中为100多名考生或提供方便、或传递答案。同时，用给好处的办法拉拢多名监考教师参与共同作弊，制造了这一起重大的高考违纪违规案件。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已经形成“高考产业链”的雏形了。冠以“公开公平公正”的高考本身都“产业化”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产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