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宁为小人所忌毁，毋为小人所媚悦；宁为君子所责备，毋为君子所包容。
“译文”
作人做事宁可遭受小人的猜忌和毁谤，也不要被小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作人做事宁可遭受君子的责难和训斥，也不要被君子的宽宏雅量所包容。
“解说”
《论语·子路》篇中说：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做人处世要有一定的是非标准，要有原则。不为小人所惑，接受君子之苛。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有诚心交流情感，直率说出你不是的人才是正人君子。和君子交，其道荡荡。和小人交，或可一时陶醉，难免最后后悔。
“例解”
得势排异己 群贤化冤魂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宦官专权的现象十分普遍。从后汉至唐朝，到明朝达到顶峰，明末太监魏忠贤的乱政，最终使腐朽的明王朝寿终正寝。
魏忠贤（1568—1627年），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他年轻时极为无赖，赌博输钱，自施宫刑，改姓名为李进忠，混入宫中当了太监。后逐渐得到明熹宗的宠信。在明末朝政腐败，统治阶段内部的矛盾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魏忠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误害忠良，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唾骂的罪人。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魏忠贤入宫当太监。他善于巴结、攀附，与司礼监属下的魏朝结为兄弟，又与掌管司礼监的王安关系密切。王安是光宗朱常洛在东宫时的伴读，得光宗信任，后因拥立熹宋朱由校有功，又深得皇帝的信任。他还和熹宗的乳母客氏关系暧昧。客氏也常在熹宗面前为魏忠贤讲好话。魏忠贤逐渐得宠，权力不断膨胀，其野心也越来越大。他为了泄私愤和谋权势，对往日结怨的宫中太监，举起了屠刀。魏朝和王安很快就被魏忠贤先后害死。
魏朝是魏忠贤入宫时的引荐人，常在主持宫事的王安面前夸奖魏忠贤。所以俩人关系一直很好。但不久，俩人即因为熹宗乳母客氏发生了冲突。在当时，太监在宫中不能自己生火，为了热饭，太监常和宫女和侍从合伙。起初魏朝和客氏合伙，但不久魏忠贤就和客氏勾搭起来。客氏也比较喜欢魏忠贤，疏远了魏朝，于是魏朝和魏忠贤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一天晚上，二人在一起饮酒，发生口角惊动了熹宗，熹宗就把客氏叫来对他说：“你只说让谁替你办事就得了，我给你作主。”客氏自然向着魏忠贤。后魏朝在发往凤阳途中被魏忠贤绞死。
王安是深得熹宗信任的太监，熹宗曾有意要封其为掌印太监，王安表示辞谢。熹宗听信魏忠贤和客氏的谗言，把这一职位封给了王体乾。魏忠贤又唆使朝中私党参奏王安，把其降职到南海子净军，不久又派心腹把他杀了。这样，魏忠贤排除了自己篡权的最大障碍，夺取了宫中大权。
为了进一步把持朝政，魏忠贤便把魔爪伸向外廷。他引用私人，勾结外官，排斥、镇压异己，从而攫取大权。当时掌权的东林党人大力排斥异己，被排斥者便都投靠到魏忠贤门下，魏忠贤乘机网罗，努力壮大自己。
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魏忠贤引荐礼部尚书顾秉谦，南京礼部尚书魏广微两人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不久，顾秉谦即升为首辅，替魏忠贤总揽一切要事。顾秉谦是靠巴结魏忠贤而上升的，他曾率子厚颜无耻地跪在魏忠贤脚下说：“我本想拜在您膝下为义子，又恐你不喜欢我这白胡子儿子，所以就让我儿子给您当孙子吧！”博得魏忠贤的欢心。
魏忠贤还大力排斥异己，吏部尚书周喜谟，曾力救因论客氏被责的言官侯震 等，又深厌给事中霍维华谄事魏忠贤，将他外调。魏忠贤本已对他怀恨在心，见此大怒，便暗中指使给事中孙杰奏劾周喜谟党附阁臣刘一，受其指使，为王安报仇。结果周喜谟丢官，刘一 也罢相。刘一 的罢官激起朝中许多官员不满。这年初夏，天忽然下起冰雹来。御史周宗建认为“冰雹下的不是时候，是魏忠贤等谗佞当道才激起天变”，要求熹宗斥逐管、魏。修撰文震孟、太仆少卿满朝荐也相继上疏纠劾。他们都因此被谴责、贬官。
内阁已被魏忠贤控制，其他各部一些官员，不顾脸面，争相拜在魏忠贤门下，臭名昭著的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这些人趋炎附势，成为魏忠贤的忠实走狗，例如五虎之一的崔呈秀就做了工部和兵部尚书。王彪也成为锦衣卫首领，成为东厂特务。就连地方上的总督、巡抚，也几乎都投靠了魏忠贤。几年之内，魏忠贤结成势力浩大的“阉党”。魏忠贤的结党营私，胡作非为，激起了正直官吏的极大愤怒，随着阉党活动的加剧，倒魏的声浪也日益高涨。天启四年（1624 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廿四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专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违反祖制，滥袭恩荫；毁人房屋、起建牌坊；利用厂卫，陷害忠良；居心叵测，劝开内操；生活糜乱，穷奢极侈等。疏中特别指出：“宫廷之中，只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也只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陛下。”魏忠贤也有些害怕，到皇帝面前哭诉，熹宗本是个懒于过问政事的庸君，便令王体乾将杨涟的奏折念给他听。王体乾故意撇去奏疏中的关键语句，再加上客氏在旁的多方疏解，熹宗竟将杨涟的奏本掷回，不久，杨涟和另一东林党人首领左光斗就被罢了官。一场朝官攻击阉党的斗争终于失败。他也开始对东林党实行报复行动。魏忠贤首先拿小官开刀。工部郎中万 继杨涟之后上疏斥责魏忠贤擅权，私自营造祖坟，仿佛皇陵体制。魏忠贤大怒道：“一个小小的官儿，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若不严办，以后还了得。”随即对万 廷杖一百。万 被毒打而死。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便以汪文言一案为口实，捏造罪名，对东林首领杨涟左光斗等下了毒手。
害死杨、左之后，更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将东林党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逮捕入狱。七君子除高攀龙死在家中（投水自尽）外，其他六人都受尽了酷刑，死在狱中。周顺昌裸体受刑，又被重物压首而死；缪昌期十指被揸掉；周宗建被铁钉钉身，又以沸汤浇烫。其他几人也死得非常惨。
魏忠贤还指使爪牙肆意开列黑名单，按黑名单搜捕东林党人。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索性以皇帝名义颁布《东林党人榜》。这个官方名单开列了三百零九名东林之士。从中可以看出魏忠贤利用厂卫镇压异己，屠戮臣民的滔天罪行。
魏忠贤为了镇压异己，大力强化特务机构，东厂特务遍布大街小巷。两次大冤狱之后，凡是与被害人有关的都被特务跟踪。大狱之后，魏忠贤还以皇帝名义命令东厂和锦衣卫严加搜查，凡有东林嫌疑的，不管真伪，先逮起来审问，穷追到底，查出主使人，格杀勿论。
魏忠贤还对不肯依附他的边防将领也排挤杀害。例如，天启初年，后金攻克辽阳、沈阳，都城南迁。辽东经略熊廷弼主张固守，再伺机反攻。握有实权的广宁巡抚王化贞因是阉党中意之人，不顾熊廷弼的反对，自率十几万大军，轻易出击，结果丢失城池四十余座。朝廷竟不分是非，将王、熊一起下狱论死。熊廷弼被斩，而王化贞因有阉党保护，反逍遥法外。
继任辽东经略的名将孙承宗督师山海关，治军有方，但因受到魏忠贤党羽的监视，十分反感。魏忠贤几次想拉拢他，他都不理。于是魏忠贤决心除掉他。天启四年，孙承宗巡视蓟昌，离北京很近，就请求进京向熹宗当面参奏。魏忠贤担心孙承宗会参奏自己，就向熹宗说孙承宗有二心。熹宗果然不准孙进京，孙承宗气愤之极，辞职而去。
魏忠贤镇压大批反对者后，趾高气扬，毒焰熏天，更加专权，人称“九千岁”。朝中诸事，都得经魏忠贤之手，方能办理。魏忠贤的亲戚也因魏而官高禄厚。侄儿、侄孙分别受封为公、侯、伯，仅天启七年（1627年）自春到秋的半年中，就有锦衣卫指挥使十七人。已升任为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佥事九人。客氏的弟弟客光先，也做了都督。
魏忠贤还欺骗皇帝，掠别人之功劳为己有。天启六年（1626 年）正月，边庭告急，后金努尔哈赤以二十万大军包围辽东重镇宁远。赖宁远道袁崇焕率部死守，用西洋大炮及火药灌石给敌军以重创，宁远才得以解围。魏忠贤却将宁远大捷之功掠为己有，袁崇焕则因没给监军的太监进献财物，反而没有得赏。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提议为魏忠贤立生祠于西子湖畔。魏忠贤非常高兴，重赏潘汝桢。各地的狗官也都纷纷效法，魏忠贤的生祠遍布天下。造生祠的费用，多则几十万，少则数万。官吏们无不挪用公款，滥伐上等木料，拆毁民房。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逝，没有儿子，由五弟朱由检继位，改元崇桢。魏忠贤失去了靠山，急召兵部尚书崔呈秀入内密谈，据说是预谋篡位。但崔呈秀认为时机没成熟而作罢。
崇祯一即位，便下令客氏出宫，不准再给魏忠贤造生祠，并下令停刑。于是陆澄源、钱元悫、史躬盛等官员大胆上疏揭发魏忠贤，阉党内部也开始分化。阉党杨维垣、贾继春等先后纠劾崔呈秀不守母丧，有违礼制。崇祯帝马上免去崔呈秀的官职。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列举魏忠贤十大罪状。
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思宗传旨“魏忠贤凤阳安置”，但此时魏忠贤的威风还没倒，束装上路时，还有随从数百人。魏忠贤一离朝，弹劾他的奏疏如雪片般飞至思宗案前。于是思宗又发旨，着锦衣卫拿魏忠贤回京法办。魏忠贤意识到末日到了，当夜上吊自杀。其家产没收，其党羽也都处刑论罪。
崇祯二年，思宗钦定逆案，把魏忠贤及其党羽分别定罪。还为东林党官员恢复名誉，各予封赠。
背信耍滑头 弃义求自保
打败不驯服的军阀，独霸中国，一直都是蒋介石所追求的。因此，与桂系的战争刚一结束，征尘未洗，他就把刀枪挥向西北二雄：阎锡山与冯玉祥。他们两人在西北虽割据一方，但仍保持较好的关系。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各自都建立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力量不可小视。凭依此，他们一直稳如泰山雄踞西北一隅，并虎视眈眈地觊觎中原乃至全中国。蒋介石要想称王中国，不过他们这一关是不可能的。鉴于两人的力量合在一起过于强大，蒋介石决定运用对付桂系很有用的离间、分化战术。可是阎锡山、冯玉祥毕竟不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在人情世故方面都略胜李、白一筹，结果蒋介石把这一战术一运用到他们俩的身上时，不但没有立即收到很好的成效，反而陷入了一个欲罢不能，持续有目的的三角争斗的漩涡中。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根据形势和地理的因素，蒋介石选择了占有河南大部分的冯玉祥作为首攻的目标，于是他积极地与阎锡山套起近乎来了。两人的信使来往频繁，关系表面看还挺热乎的。过了一段时间后，蒋介石看到与阎锡山培养起来的感情差不多了，就与他商量起联合讨伐冯玉祥的问题来。没想到阎锡山竟以与冯玉祥有协议为由拒绝联合。蒋介石说，既然不能联合，保持中立总可以吧。为了使阎锡山同意，蒋介石又补充说，讨冯结束后，河南的大权归你支配。这对阎锡山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条件，他早已对这一肥肉垂涎已久，只是还没有本事拿下来。这次蒋介石白送上门，还能不要吗？阎锡山终于点头同意，保持中立。
得到了阎锡山的许诺后，蒋介石集中大量的兵力向冯玉祥驻在河南的军队发起全面的进攻。乘着战胜桂系的余威，蒋军很快取得了胜利，冯玉祥的手下战将石友三等人纷纷投蒋。战争不久就向冯玉祥的老巢陕西推进。就在蒋、冯杀得正热的时候，阎锡山却以中立者的姿态坐山观虎斗。没过多久，冯玉祥战败，被迫宣布下野。而蒋介石则压其出洋，并正准备着整编他的残兵败将。这时，阎锡山坐不住了，他已隐隐觉得一旦蒋介石收编完毕，自己的处境肯定不妙。于是决定不再中立，而与冯玉祥联起手来，以阻止蒋介石对西北军的收编，同时利用冯玉祥作筹码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这是一个保全自己发展自己的绝妙良策，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实施它。阎锡山计算着。
但该怎样向冯玉祥开口，提出重归于好的意愿呢？这是摆在阎锡山面前的棘手难题。自己见死不救，冯玉祥会原谅吗？阎锡山担心着。可是贵人多顺利，机会送上门来了。
原来冯玉祥在发出“入山通电”，宣布下野后，还心有不甘。几万的军队就这样白白地送人了，自己也落个被迫远走他乡寄人篱下的结局。一想到这，冯玉祥的自尊心就被激发起来了。于是，他不计前嫌派亲信邓哲熙、曹浩森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以便借此重整旗鼓。阎锡山见冯的代表上门来，喜出望外，满口答应愿意与冯玉祥联合，但不明确反蒋。主要是怕不能从老蒋那里捞到好处。临了，他对代表们说：“希望你们回去转告冯总司令，我急切地盼望在太原与他详细地商讨联合事宜，请他速来太原。”
但是，冯玉祥听说后并不急于要见阎锡山，他怀疑阎锡山有诈，因此不敢贸然入晋。不久事情又有了变化。蒋介石窥知阎、冯有交往，为了拆散他们刚刚搭起的独木桥，他于6月3日召开三届中央常会，革除冯玉祥职务及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要求冯玉祥出洋。为了尽快赶冯出走，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请他敦促冯玉祥出洋，并委任阎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山西出兵配合他对西北军发动五路进攻。精明的阎锡山从电报中立刻意识到自己现已占据主动的地位，可以公开打出冯玉祥这张牌了。就是利用拒蒋来赢得冯玉祥的信任，然后再用冯玉祥来压蒋。
第二天阎锡山即回电蒋介石，称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还表示愿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以显示自己倡导和平的诚意。随后还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房，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
冯玉祥看到阎锡山的行动如此坚决，心中的疑虑也顿时消解了，决定入晋与阎商讨大计。就在冯玉祥准备出发的时候，阎锡山恐怕有变，特请从北平来到太原的李书诚去陕西劝驾。李书诚是唐生智的私人代表，他到太原来是奉唐生智的命令与阎锡山串联反蒋的。同时李书诚还是冯玉祥的老相识，所以阎锡山请他去请冯。李书诚到冯玉祥那里之后，大谈联合抗蒋的形势，冯听后顿觉眼界大开，产生了联合各势力共同反蒋的设想。同时更加坚定了入晋见阎锡山的决心。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冯玉祥特带上妻女从华阴动身去山西，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太原。
见到冯玉祥，阎锡山满脸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连说：“冯兄，你好，你好！可把你盼来了。”冯玉祥不知其底细，也笑着说：“今天能见到阎兄感到很高兴，希望我们能够合作愉快！”话毕两人坐定。阎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可所谈的都是些闲杂事务，每当冯玉祥提到联合抗蒋之事，他总是有意地回避不谈。会谈不果而散。
会谈一结束，阎锡山就抓紧着手实施他的策略。他一边向南京再次发电表示坚决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一边又派人四处活动，造成阎冯要一起出洋的假象。蒋介石一看急了，他知道，如果阎、冯果真并肩出洋，无疑会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他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于是，紧急采取措施，极力劝阻阎锡山出洋，同时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为了继续蒙骗冯玉祥，对蒋的委任不作明确答复，但却详细地向南京报告冯在山西的一切情况。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困惑不解。于是派人到山西去摸底，与阎具体协商敦促冯玉祥出洋、改编西北军的办法。但阎锡山认为蒋介石给他的好处还不够多，于是决定继续利用冯玉祥的这张王牌向蒋介石要高价。因此，他以强硬的态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不批准，他就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急忙以国民党中央的名议致电阎锡山，表示慰留，还决定亲自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阎锡山深为自己身价倍增而暗暗高兴，更决心把“戏”演下去。
蒋介石为了彻底地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继续孤立冯玉祥，于 6月27日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太原，再次挽留阎锡山，请他切勿出洋。这三人见了阎锡山之后，第二天又到晋祠见冯玉祥，并面交蒋的信函，请冯玉祥与阎锡山到北平，共同商讨冯玉祥出洋考察实业的问题。
但阎锡山并不理会，而是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并于 29 日到晋祠见冯玉祥，佯称到北平见蒋之后即回晋与冯一同出洋。但是，30日他到北平后却另行一套，用冯玉祥与蒋介石亲热地做起交易来了。经过讨价还价后，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作为交换条件，阎锡山答应协助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这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了。这下阎锡山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为了掩饰，他在公开场合仍表现出一副与冯玉祥共沉浮的姿态。7月1日，他又再次通电南京政府，又一次地表明要坚决出洋，称此举是“务回征车，共济艰难，”并表态说：“冯总司令昨已来晋，锡山若不同行，在冯总司令纵能谅解，不以卖友自利见责，其部属众多，又分在远道，岂能求其共谅？一不见信，恶感适以滋生，编遣更难着手。”一副忠诚耿耿的样子。7月2日，阎锡山召集部下开会，重申此项旨意，再次表示坚决与冯一同出洋。
阎的此番表演是与蒋介石商量好了的，意在继续麻痹冯玉祥。蒋介石为了配合阎，又派方本仁、何成俊到阎锡山那里装作苦劝一番。结果阎锡山第二天就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同时，还给驻南京的各军代表发了一封电报，假惺惺地说：“牺牲前约，自古所难。然使有裨于国家，无背于信义，山非拘泥，亦不必争此小节。特以军民危疑之秋，维系之道，端在信约。一有岐异则动摇随之，此际虽欲力践前言，亦不可得。”在说了这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之后，阎锡山毫无愧色地把去日本的船票给退了，对冯玉祥的态度也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李书诚知悉后，会同山东名流王鸿一力劝阎锡山不可出卖朋友，阎锡山以沉默来对付对他的各种谴责。
阎锡山虽然出卖了冯玉祥，但又极想在冯的面前充当好人。7月 12日，他到建安村见冯玉祥，极力解释自己暂缓出洋并非本心，而是有种种苦衷的。此时，冯玉祥已看穿了阎的诡计，知道他与蒋介石做了交易，但他不动声色，表面应付说，他非常理解阎锡山的处境，实地里则令部下向南京政府靠拢，以拆散蒋、阎并不稳固的联盟。
蒋介石看到西北军已归顺屈服，即派人送去军饷加以抚慰，而此时阎锡山对他来说再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加上他对阎锡山的左右摇摆的不定性格很反感，于是不再打理阎锡山了。但阎的亲信在南京看到西北军与南京政府来往频繁，很是焦急，立即把情况电告阎锡山。
阎锡山看了电报后，隐隐感到一种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老蒋的下一个目标该是自己了。想到此，他不禁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冯玉祥这张牌还是不能丢呀。”于是他立即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之计。冯玉祥看到自己的拆蒋、阎之计已奏效，也就乐意地接受阎锡山的歉意，阎、冯联盟暂时又建立起来了，阎锡山也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躲过了一场将要临头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