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士君子处权门要路，操履要严明，心气要和易，毋少随而近腥膻之党，亦毋过激而犯蜂虿之毒。
“译文”
一个具有高深才德的读书人，当你身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时，操守必须严谨方正，行为要光明磊落，心境要平和稳健，气度要宽宏大量，绝对不可接近或附和营私舞弊的奸党，但是也不要过分偏激而触怒那些阴险狠毒的小人。
“解说”
为政要有艺术，要有一套高超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在政治上首先要自身谨慎清廉，同时也要养成平和、宽容的气度。大凡官场历练之人，很少不虚心接受你当面所提的意见、建议的，但也很少对你的判断进行当面表态的。守定一团中和之气，务必使矛盾不激化，遇事缓而后圆满解决，对羞辱不愠不怒，此皆艺术，也是水平，寻常之人难以做到。
“例解”
一张龙书案 操劳六十年
清朝康熙帝对帝王的使命责任有充分的认识。认为帝王和臣下不同：“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退休回家，抱子弄孙，仍可以优游自适。做帝王的却要勤劳一生，根本就没有休息可言”，“没有安然享乐的余地”，只能是“鞠躬尽瘁”，“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无法推卸给他人”。因此，他在 61年的皇帝生涯中，勤于政务，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
康熙一朝，御门听政是常朝制度。康熙帝除生病、大典、出征等特殊情况外，每日清晨都到乾清门东暖阁或懋勤殿东暖阁听部院各衙门官员汇报政事，与大学士、学士集议国政；若出巡或围猎在外，他就在晚上批阅公文章疏，与扈从大臣一起商议处理。康熙帝在晚年对自己的勤政情况作了总结，说：“现在月关的年龄快到 70岁了，子、孙、曾孙百十余人，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不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月关孜孜不倦，小心谨慎，夙夜不宁，未尝有一丝松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哪能仅用‘劳苦’二字就能概括的呢！”
康熙帝在处理政务时十分尽力，惟恐因政务繁多而处理失当，因此他喜欢在宫中默坐，在心中对重要政事反复考虑，以便提出成熟的方案。在批阅奏疏时，有一字不妥，他也要加以改定后才发出，从不草率行事。他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事不谨，就会留下四海的忧患；一时不谨，就会留下千百世的忧患”。康熙帝坚持做到了当天政务在当天就处理完毕。他认为：“今日留下一两件事不处理完毕，那明日就多了一两件事。如果明日再贪图安闲，那后日就积压更多。”因此，他宁肯熬夜，甚至整夜不睡也要把当天的政务处理完毕。康熙帝出巡在外时，规定所有奏章要在3日之内送到他所在的地方。一次，他出巡到沂州（今山东临沂），而奏章却未按时送到，他频频催问，急不可待。到了半夜后，奏章送到，康熙帝立即披衣起床批阅，直到天明。
在中国历代封建皇帝中，康熙帝也是比较节俭的，而且富于吃苦耐劳精神。法国传教士白晋认为康熙帝的“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在记述康熙帝的日常生活时，他写道：“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像的程度。”在康熙帝的居室里，“只有几幅字画，几件描金饰物和一些相当简朴的绸缎。”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里极为常见的过冬的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最普通、最常见、只有小百姓才穿不起的丝绸服装。逢到雨天，人们有时看到他穿一件毡制外套，这在中国被视为一种粗制的衣服。夏天，我们看见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除了节日大典的日子，我们从他身上发现的华丽物品就是一颗大珠子。那珠子，在夏天便照鞑靼人风俗佩在他的帽沿上。他在宫内、宫外不骑马时用的那顶轿子，只是一件类似担架的东西而已，木质平常，涂漆，有几处包有铜片或者点辍一些镀金的木雕。如果他骑马外出，几乎也是同样简便。马具中较豪华的只不过是一副相当朴素的镀金铁制马镫以及一副由黄丝绒编制的马缰绳而已。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康熙帝曾命令大学士等官员查对明代宫廷费用，并与清宫开支比较。据查对结果，明宫每年用金花银 969400余两，而清代这项开支现已转充粮饷；明代光禄寺每年供给宫廷各项开支共计银24万余两，清宫现只用3万余两；明宫每年用木柴 2686万余斤，清宫现只用六七百万斤；明宫每年用红螺等上等木炭1208万余斤，清宫现只用百余万斤；明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开支每年用银 28200余两，清宫现无这项开支；明宫殿楼亭门共786座，而清宫殿楼亭门的数量，还不到明宫的十分之三；明宫建筑用的是临清砖和楠木，而清宫用的只是一般的砖和松木；明宫有宫女9000人、太监10万人，而清宫现只有四五百人，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洒扫的老妪、宫女等合计仅134人。
在政府开支上，康熙帝也十分强调节约。他曾对户部指示：“国家钱粮，理当节省，否则，就会导致经费不足。每年有正额蠲免、有整治黄河等水利建设费用，只有大加节省，才有裨益。”康熙时期，光禄寺的筵席、招待费每年只用银10万两，而以前每年要用100万两；工部的楼堂馆所修建费用每年只用银二三十万两，而以前每年则要用200万两。
康熙帝喜欢外出围猎，以培养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外出围猎时，他从不带妃嫔，穿着普通的骑射服装，骑马在山地丛林中驰骋，有时一天要骑累几匹马，他甚至还经常不骑马而徒步跋涉。围猎的山区很少有新鲜蔬果，康熙帝就同手下人一样，以野物和牛羊肉为主食。在灼热的阳光下，他不愿撑起阳伞遮阴，尽管随从们都带着阳伞，但他也不用，而愿意接受阳光的暴晒，尘土满面、汗流浃背地驱马飞驰。
康熙帝不饮酒，尤其厌恶吸烟。一位学士为此曾写有一首诗：“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敝，不许人间烟火来。”烟草自明代传入中国后，吸烟的人数日渐增多。学士陈元龙、翰林院庶吉士史贻直都是当时有名的“烟客”，酷嗜吸烟，不能释手。康熙帝为了惩戒他们，便赐给他们特制的水晶烟管。这种烟管很奇特。据说两人吸烟，只是一口吸深了，烟草就会燃烧，火焰顺烟管倒入，燎烧嘴唇。两人十分害怕，不敢再用。于是，康熙帝借机传旨，禁天下吸烟。
康熙不喜欢神化自己。他说：“月关出生时，并没有什么灵异；到长大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此，他从不准人提什么祯符瑞应，认为史书记载的“景星庆云”、“麟凤芝草”“、天书下降”等都是假的，只有平平常常、实心行实政才是真的。康熙帝一生，连续5次拒绝群臣上尊号的请求。他认为接受尊号，就是“矜张粉饰”，而“上天所见和上天所闻，都在于国计民生，后人自有公论。如果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那就根本上违背了月关的意愿。”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康熙帝厌恶虚假，讲求务实。他重视学习，他认为虽说皇权是出于天授，但即便是古代圣人也没有一生下来就无所不能的，凡事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学会。他博览群书，但并不因此而掩饰自己的不足。他曾明确地告诉臣下，他读《易经》就读不透彻。臣下撰拟的谕旨中，有“海宇升平”等语句，他见了以后，便对臣下说：“以后谕旨中，凡属这类矜张盈满的话，都不要再写入。”臣下的奏章中“德迈二帝，功过三王”的颂扬话，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二帝三王，哪是朕能迈过的！传谕中外，以后不许这样写。”对于官场常用的套话，康熙帝也极为反感。郎中苏立泰奉命视察水利工程，回奏时便奏称：“臣本微员，蒙皇上殊恩，特擢受兹重任。”康熙帝一听就感到厌烦，立即加以制止，说：“这都是套话，不必陈述。你马上把视察水利工程的情况讲清楚。”康熙帝赞赏臣下讲真话。康熙帝曾经问河道总督靳辅：“你的下属官员中谁最清廉？”靳辅回答说：“要做到‘清廉’二字，是人们最困难的。为臣我出身寒微，承蒙皇上交给我总督河务的要职，而治理黄河的工程巨大复杂，所用的人员工役很多，这其中必须要用金钱来鼓励他们努力工作，来奖赏那些有功的人员，以激发他们的斗志，当然不能不用钱。就说臣下我吧，吃的穿的，统统是仰仗皇恩而得来的，因此我一家人才得温饱。如果像古人那样一文不取，一文不给，臣下我非常惭愧，还远远地做不到。臣下我自己估计自己是这样，哪里敢担保我的僚属是清廉的。这样是欺哄皇上。”靳辅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并不清廉，僚属更是如此，康熙帝并不责备，说：“你的话正说明你没有欺骗我。”只是一笑了事。对于那些缄默不言、依违随众的官员，康熙帝则极为痛恨，说这种人有如无用之物，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