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里亚是美丽的。她比她的母亲高一点，但是她却有完全同样的头发，而她的脸色在目前却更鲜艳一点。
她是好的，她有一种低微的，恬静的声调，轻得好像只是她的呼吸的无力的波动。而她的眼光也像她的声音一样。那双眼睛只有在看着嘉戈莫的时候才会燃烧。她老是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但是在当我们的面的时候，她却很少对他说话。她只是看着他，握着他的手。她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有时候，甚至到现在，我还害怕着，嘉戈莫的爱她，不要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情，而是出于怜悯。那一天晚间，他们是在我书室旁边的那间房里，经过开着的门和沉重的帷幕，我还能听到轻微的笑声。
裘里亚不住地笑着，但是她永不放声大笑。好奇地（同时也照例急迫地），我走过去偷听。嘉戈莫在那儿问：
“在你决定了我对你的爱情之后，在你不再害怕了之后，你便会停止爱我了？”
她又笑着，随后便说：
“你这傻子！”这句话说出来的好像是一个亲吻似的。
我又一次想起了莪尔慕斯奇别墅里的，潮滑而又峻峭的鸽子棚。在那一天，劳列达在走下来的时候把她的手靠在我的手里，而我便把她那小手紧握住了；她立刻把手抽了去，“你这傻子！”像挥着鞭子似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想起了这个，我的灵魂里好像充满了音乐，十分和谐的音乐。我感觉到自己被最柔和的感谢所攻击着。可是对于谁的感谢呢？
（载《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九月）仆人
阿达·奈格里
从一个城里的扫街人（他是比他在城外街隅上所扫拢来的路上的垃圾还肮脏）和一个因做针线而把眼睛弄成半瞎了的女缝工的可怜的结婚中，有一天，生出了一个小女孩子。她是既不需要什么又不爱什么，却被动地接受一切，正如那个使那年纪还轻的妇人的脉络中耗尽了血，又使那年纪还不老的男子的身体向地上弯下去的贫困一样。
这两个虚弱的人的这个女儿，是生来就丑的，长大了也丑的。在十二岁时候（又矮胖又难看，生着一双在一张似乎用石头粗糙地凿出来的脸上善良地闪烁着的日本式眼睛）她已经做着那寒伧的屋子里的一切的事了。她脱了衣服，铺那张大床和她自己的床（那简直像是一个狗窝）；她在一个桶里洗她父亲的破旧的衣服；她带着热心的活跃和沉思的柔情伺望着她母亲的未老先衰。她的母亲是，虽则还没有到四十岁，却已经头发白了，眼睛因多年的做针线而差不多瞎了，她对于一切东西都是很冷淡的，只有那关节炎的难熬的痛苦，却使她哀痛地呻吟呼号。
在十一月的一天的黎明，当世界还笼罩在一重雾里的时候，她的母亲平平安安地死了。几个月之后，她的父亲也患了心脏麻痹症死了。他们像牲口一般地死去，无声无臭地，正如穷人们的惯例一样。在那个时候，阿宁是十五岁。她把她所有的一点点的东西收拾了起来，把那大床和箱子卖了一个可笑的价钱，把她母亲的镀金戒指戴在她自己的手指上，便出去做仆人了。
在不倦的操作的暗黑的背景上，阿宁的生活的真相便显现出来了。
她赋有一种欣然服从的本性，正像她赋有一种生命权一样。
她生成是一个仆人，正如有人生成是一个画家，一个诗人，一个商人，或是一个贼一样。在疲劳之中的服从，忠心，忍耐，沉着，便是这种低微的，但却完美而壮丽的人类典型的要素。
在一位事事不肯放松的专制的女主人管理之下，她不久就学会了一个中产人家的最琐细，最烦难又最艰苦的各种事务。如何使用那Galeta（那种扫刷镶花地板用的重刷子）而不碰到椅子的脚和家具的角；如何又要好吃又要省钱地烧菜；如何熨平衣服而不把衣服弄黄；如何把碟子和玻璃杯擦得很亮而不敲碎；如何把黄铜扶手和锁擦得像黄金一样地亮而不在钥匙孔里窃听；如何像对付一个死敌似地驱除那在屋子里，每一件摆饰上，每一只角隅上，每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上的尘埃，而且永远不倦地做着那种疯狂而空虚的手势。
再者，她更很快地学会了四条重要的规例，当一件衣服是穿到露出线纹而颜色又完全退了的时候，你便得把它给了婢仆。当果子快要烂的时候，你便得立刻让仆人把它拿了去。不论女仆是因为做了整天不停的工而怎样十分疲倦，她也必须坐在厨房的一隅，等到午夜她的主人和女主人从戏园子里回来才可去睡。当宾主在膳室和谈话室里谈着话的时候，女仆必须静静地默不作声地留在她火炉边的寂寞的位子上，捻灭了煤气灯，免得耗费。
这种事情并不使她难堪，或使她苦痛，这在她是很自然的，她不会不这么办，她是一个顺从的人，但并不干燥无味或一言不发。
她在她心中怀着一种卑弱的但是不可抵抗的爱的需要。她的明亮的小小的日本式的眼睛，对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带着一丝情爱的光明的光闪耀着：对于她的乖戾的女主人；对于她的暴躁而苛刻的男主人；对于那个每天来吃晚饭而从来不赏一个钱给她的肥胖的朋友；对于面包师和送牛乳的人；对于她所起劲地擦着的皮鞋；对于她那因洗擦过多次而变成像太阳一样地光亮的水瓮；对于那只虎斑猫；对于那她放着一个种着一枝可怜的菊花，希望着开花的铅罐的厨房小窗。
虽则她的形容是难看的，她的一片薄薄的头发毫无变化地束在她颈后的一个紧结里，她的脸儿是用发红的花岗石难看地雕出来的，然而她的那双快乐而天真的异国情调的眼睛，却使她变成几乎可算是美丽的。
光阴迟缓而单调地过去，阿宁现在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妇人了。她强健而有力，像是一个脚夫。在家中，她担任着人们所呼吸的空气，人们所喝的水，人们所踏脚的地板的不被感激而绝对重要的职务。穿着简单的蓝条纹布衣服和她的无声的拖鞋，她是什么地方都去，什么事情都做，不论什么操作都要动一手的。然而她仍旧是到晚间做得十分疲倦，还要到她的厨房里去熨袜或是修补罩衫或内衣的那个阿宁。
她从来也没有想到结婚过。无论如何，没有一个男子曾经有情地或有用意地看她一眼过，像看别的女人们一样。有些处在生活的栏外的女人，她们不知道性的事实，因为没有烦闷和心乱曾经把那性的事实告诉了她们；她们一点也不把那在许多丑妇人身上是比在美妇人身上格外强有力的魅力发挥出来：阿宁便是这种人之一。她的不倦的活动力满足了她。她是生来做一个仆人的。
当她的主人的女儿丽娜要结婚了的时候，大家都相信阿宁，这个忠诚的仆人，当然是要跟着她嫁过去的。丽娜是一个脆弱的清朗的生物，像是燃着一个火焰的一盏乳白色的灯，生着太长的脸儿，太沉静的眼睛，和那十四世纪的圣处女的，鲜明的出神的侧面形。丽娜从未学会指挥的技能：她是一个静默的姑娘，她常常独自个动也不动地几小时地梦想着；她一听到什么突然的声音便会惊跳起来，一听到一句没有听惯的凶暴的话便会脸儿发青。虽则是两个专制的父母的女儿，但她自己却是并没有意志的。那位这样果断而有作为的工程师加尔米，就为了这个原故而选中了她；为了那使她成为这样地可爱，这样地难测，又差不多难解的这种脆弱性的神秘；为了那她从来也不敢吐出来的，藏在她心里的话语。
阿宁崇拜着她。她是在她生出来的时候就在那里的。她曾抚养她长大，当她生病的时候看护她，当她忧愁的时候逗引她笑。丽娜的结婚，在某一种意味之下，也可以说是阿宁的结婚。
那快乐的新家庭中的家具，毛毡，窗幕，摆饰，在这位可贵的仆人看来，便变成一种庶物崇拜的目的物了。
她从来也没有想到，如果命运能对她和善一点，她也可以主有这些美丽的东西的。可称为这许多美丽的东西的保护者，像什么高贵的职司似的使她十分得意。擦亮它们，陈设它们，排齐它们，这些事在她的单纯的灵魂中，是和占有它们相等的。她的很广泛的所有权的意义，模糊地把她的买了几块钱的她母亲的破箱子，和她每天早晨使着拂尘帚，毛刷和扫帚拂拭着的，大批的雕花柚木嫁妆和乌木大床联结在一起。
她一年年地变成更胖更佝偻了，而当她胖起来的时候，她便渐渐地笨重。可是当她把一张踏脚凳放到她的娇弱的女主人的脚下去的时候，却没有另外一个人能显出那样优美的姿势来。由于直觉和爱恋，她竟能从一种暗示，头一转，眼皮一动，或是一个突然的沉默中，懂得了她的主人和女主人的没有说出来的意愿。
那位脾气暴躁得像那轰响着，打着雷，闪着电，然后又剩下了一片比以前更晴爽的天的六月的大雷雨一样的工程师，在阿宁的柔顺而适当的一句话语之前遏止住他的暴怒，是要比在他妻子的颤抖的苍白，沉默的屈服，精神上的顺从之前更快。
丽娜·加尔米在生一个可怜的类似孩子的东西的时候，吃了极大的苦（那孩子是在未生下来之前就死了）而做了磨人的病楚的牺牲——那病楚使她的脸儿变成像蜡一样地苍白，使她几个月地躺在床上或榻上，又使她在心脏上断续地受到病痛的袭击（在这种病痛中她是在还活着的时候就受到了死的痛苦的）。
在这个不安的时期中，阿宁竟忘记了睡眠疲倦和饥饿。她是一个不能描摹的虔心的看护妇，然而，带着一种惊人的伶俐，她还从来也不离开了她的那种仆人的低微的职守。她的被扫帚柄所擦糙，被苏打和滚水所龟裂的大手，在移动那个不能动的女主人，整理她的内衣，拍松她的枕头和给她吃药的时候，却是轻轻地动作着，像是一个精灵的手一样。
妒忌着任何外面的看护妇的干涉，阿宁愿意亲自照料好她的女主人。她的女主人果然好起来了；可是当“晚安，少奶奶”这句话，带着母亲心中所温着的无限的柔情，低声地说了出来的时候，她依旧像是一朵在阿宁小心照顾之下的花，像是一个每夜必须在床上受抚爱逗引的孩子。
当她老下去的时候，她变成差不多秃顶的了，但是她却不想戴假发。她的只在后脑边有一点儿梳结着的灰白色的头发的发油的黄秃头，带着那微黄色的生粉刺的颊儿，闪着快乐的仁慈的光的斜眼睛，稍稍有点因喝酒而肿胀的扁鼻子（因为可怜的阿宁必须有一个短处，她的短处便是欢喜喝酒），是比从前格外奇形怪状的了。她是从来也没有喝醉过。当她有一点几，哦，只一点点儿高兴的时候，她总常常跳着一种可笑的难禁的“芳达戈”舞，唱着一个半法语半比艾蒙德语的，结束时旋转一下又复唱着Ohla，Vive la galette的小曲。
工程师加尔米在母亲死后承继来的一所乡村屋子（一所平静的乡村别墅，居于比爱拉群山之间，前有倾斜的广大的平原），是阿宁暮年的欢乐。这家庭到那里去平静地度过他们的夏天和秋天。那所屋子有用石灰涂白的墙垣，红砖的一层的楼，木制的露台，一口院子里的井，一间堆满了玉蜀黍、筛箕和篮子的房间，一个蔓攀着葡萄藤的阳台（葡萄藤的卷须探到窗里去）。这仆人的简单纯朴的心是和这简单的屋子异常地和谐的（在这所屋子里，在四柱床的头边，在一小枝橄榄之上，是挂着彩色的“圣心”
和“圣母”的首像的）；在这所屋子里，古旧的杯架都已蛀烂了，而一阵旧家神的香味，在那些墙壁上留着木孛的又苦又甜的气味在各房间中翱翔着。
她自己也是一位沉着而仁善的家神。在一个村庄中（一个农夫们和织工们生活着的粗陋的小村）她享受着一个独有的权威：
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便来请教她，求她帮忙。凡是敲着那家她在那里做着低微但有权的守护者的人家的门的可怜的人，总是有求必得的。阿宁拿面包、油、面粉大大地赈济别人。那些东西，当然是属于她的主人的，但是虽则她的心地是非常地纯正，她的对于那些东西的主权上的意味，却已模糊了。
在七十八岁的时候，她依然是活跃而敏捷的，早上五点钟起身，晚间十一点钟上床。她只向上帝求一个恩惠，那就是她希望不要在老病之中拖延下去，做她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拖累，却愿意死神的仁善的手迅速地在她做事情的时候突然打倒了她。上帝允诺了她的祷告。
一个天气非常热的下午，在一间有几只苍蝇在嗡嗡地鸣着的，烟雾弥漫的低厨房里，这老妇人正坐在残火的旁边补缀着衣服。她已洗完了衣服，扫完了地，擦完了地板，她已把那些碟子全井井有序地放在木架上，她已把光滑的水桶盛满了水。男主人和女主人是在楼上的一间房间里休息着；在这似乎一个人也没有的屋子里，是非常地沉静。
被她针线的微细的声音所镇静了，阿宁用疲倦的眼睛看着那些她所爱的东西的轮廓和和谐、有趣的褐色的墙，炉架上的锡制的三叉烛台，门上的月桂枝。壁角上的纺线杆和纺轮，都使人想起了这所屋子里的已死的主母。那扇在门廊上开着的玻璃门，从远方收集了一个无限的和平的幻象，一片三重绿色的海，栗树的暗绿色，胡桃树的黄绿色，赤杨的灰绿色，成着波浪流过去，下去，下去，一直到天和地混合在一片微青色的云里才止。
“明天是洗衣的日子。”她大半出于本能而稍微出于心志地想着，“四点钟起身——数衣服——拿肥皂给洗衣服的女人——可是肥皂，那肥皂是在哪里呢？今天是多么热，多么气闷！那肥皂——”
思想的脆弱的丝在她脑筋中断了，她的手握着垂落到她的围裙上，她的青白而抽筋的脸，向她的左肩倒了过去。她在一个被死的庄严所变成严肃了的悲剧的丑相中变成了石头，不动地坐着了。
她这个最后的名实相副的仆人是死了。实在，她是最后一个可称为“仆人”的人，能最恰当又最无愧地被称为仆人的人，因为她有那种意愿的顺从，小心的沉着，她做了她的困难然而必要的操作，用一种天职的热心，用一种和自己命运完全地和谐的，本能的快乐。
在她在最后的睡眠中变成僵硬了的那张凳子上，现在还留着她的看不见的，但却历历在目的影子；那是已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了的单纯的东西和单纯的感情的守护神。
在她的平静的山间的墓场中，除了野草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生长着。但是阿宁是满意的，因为在她在世的时候，她是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的践踏之下弯曲着，但又繁茂重生着，除了太阳和雨之外什么也不要求，只因为要做一个凉爽，清鲜和安息的不倦的贡献而生存着的。
（载《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九月）